“重男轻女”下，为什么中国家长对女孩的课外教育花钱更多？

三联生活周刊：一开始是怎么注意到“家庭对女孩的校外教育投入多于男孩”这个现象的？

魏钦恭：我们当时在做几项关于“儿童与青少年发展”的研究，做的时候，相关的数据，尤其是一些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都会看一看。其中就包括CEPS（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无意中发现这个现象，觉得挺困惑，然后才去挖。对我们做研究的人来说，遇到困惑，或者一些反直觉或悖论性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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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碰到的反直觉的东西具体是什么？

魏钦恭：我们在用stata软件跑数据的时候发现，在校外教育投入方面，对女孩的投入金额比较大，大于对男孩的。这个反常数字起初就让我们挺困惑，因为一般我们总会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既然这个对比就跟我们原有的印象不一样，我们就觉得值得进一步挖掘。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你们花时间去研究和分析这些数据，得出来的结论是怎么样的？

魏钦恭：首先，最重要的结果是全国家庭校外教育的投入平均值。在我们分析的2013—2014学年中，初中男孩（全年）不到1500元，女孩是2300元左右。女孩获得的校外教育投入比男孩高出一大截。另外，所有学生的平均值是1130，不过标准差超过了3000，标准差越大，平均值的代表性其实就越弱，相当于平均值左右两边的分布比较宽。也有不少零投入的家庭。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也分析城镇和农村家庭，分别作对比。从描述性柱状图里看，城镇家庭的数值和整体数值很接近。

魏钦恭：是的，我们可以认为，城镇家庭校外教育投入平均值与全国的表现是一致的。这也符合我们中国社会的现实，很多农村家庭很可能就是没有（或很少）给孩子投入校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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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城镇家庭，我还有一个好奇之处，你们的样本中，城镇家庭是不是主要是独生子女家庭？

魏钦恭：城市家庭中，独生子女家庭大概占79%，多子女家庭21%，这是来自于CEPS的数据，此外，全样本来看，独生子女家庭只占45.11%。多子女家庭为数不少，原因是后来的政策是，父母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允许生二胎。

三联生活周刊：15000多个样本，考察全国的情况，怎么理解这个样本量的可靠度？

魏钦恭：这个样本量看上去不大，实际CEPS这个调查做得很可靠，校长、老师、家长和学生这几个重要主体都做了问卷。我们的研究在具体操作中，都按照抽样权重进行了加权。

三联生活周刊：家庭投入多少金钱在孩子在校外教育上，影响这个金额的影响因素应该有很多？

魏钦恭：确实，我们这个研究需要控制的变量比较多。虽然体现出来只是一个数字，但数字背后，我们要去考虑多种影响因素。比如，那可能是因为女孩学习成绩好，家长就更愿意投入，也有人说，还得考虑“从众心理”，可能这个班上报学习班的孩子多，没报的也跟着报了，跟是男孩还是女孩没多大关系。再比如说，有的家长是放养型，本来也不太管，有的很鸡娃，不管儿子女儿都报很多班。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家庭究竟给孩子投入多少成本，所以我们在做模型的时候，将我们认为重要的变量都做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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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控制变量后的结果怎么样？怎么理解这个结果？

魏钦恭：比如，邻里环境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阶层地位越高的家庭对子女的校外教育越重视，等等，这些结果与过去大部分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但我们控制变量的目的，是在这个前提下，去观察性别差异，并且得出可靠结论。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具体的结论是怎么样的？

魏钦恭：是否参加校外学习，以及参加校外学习的支出额度这两个方面，女孩都显著高于男孩。此外，我们还对独生子女和多子女家庭样本分别做了分析，结果同样显示，家庭对女孩的教育投入水平显著高于男孩。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论，我们还做了“安慰剂实验”，比如把父亲和母亲的教育程度随机打乱、赋值，这个实验得到结果与真实结果差得特别远，那就说明我们这个结果并不是偶然性因素引起的。此外，我们还使用了中山大学做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做了“外在效度”验证，得到的影响关系和显著性也是基本一致的。

三联生活周刊：但比方说，大众会觉得，出生性别失衡，就已经是中国社会“重男轻女”挺明显的一个证据。

魏钦恭：关于“重男轻女”，也就是“性别偏好”，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两个范畴，一个就是出生意义上的性别偏好，比如怀孕后的性别筛查，你说的性别失衡就是其中一个表现。但还有一个是对孩子的资源投入上的偏好。而这两种偏好，未必是一致的。一个人，可能想生个儿子，但是比如说生了一个女儿，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对她的资源投入不见得就因为不是男孩而减少，换句话说，跟出生前的性别偏好可能是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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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不过我还是有疑问，一方面是出生性别失衡，另一方面，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男女比例都是女性占比高，怎么解释这种看上去矛盾的现象？

魏钦恭：我们想强调，就家庭而言，性别偏好是一个行动链或者是一个序谱，我偏好男孩并不是说，从出生到长大我就一直偏好他。很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呢，很有可能是，我确实喜欢男孩，但家里生出来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对女孩的资源投入反而更多。这其实是两套偏好，以往我们做性别偏好研究，会很笼统地去认识它，不做区分。

还有一个区分点，是父母二人各自的性别偏好。以往我们倾向于认为，家庭里面的决策的是同质的，一元的，即父母偏好一致。单我们拿数据去佐证，父母的偏好它是不一样的。这个二元视角，其实就能帮助我们去理解很多现象。

我们拿校外教育投入来做文章，其实就是强调了以往在研究性别偏好时，被忽视的教育投入环节。文章用小数据想回答的，就是为什么出生性别失衡，但是校外教育获得又是女性又占优。不过呢，从文献里来说，性别偏好背后的根本动力机制确实是一个在文献里比较难识别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性别偏好在文献里较难识别，这怎么理解？

魏钦恭：我可以举个例子。大概是2008年，《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了钱楠筠（Nacy Qian）一篇关于中国性别偏好的文章，叫做《消失的女性和茶叶的价格》(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文章的逻辑是，假如女性本身的经济价值提升，重男轻女的情况是不是就会减少。

这个逻辑是很好理解，但是在数据上要识别很困难。所以研究者就想到一个路径，他们通过改革开放前后政策的变化，以及茶叶价格的变化来识别。改革开放之后，茶叶市场化，价格得到提升，南方种植茶叶的地区，采摘茶叶的女性的劳动力价值也因此得到极大提升，由此，女性对家庭经济效益的贡献也相应提升。

当然，那篇文章做得很详细，结果就发现，确实，由于茶叶价格上升，南方很多家庭的女性受教育程度，甚至包括出生女婴的死亡率等等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不过，我们得明白一件事，“性别比例失衡”这个事，它是一个集合的结果，它背后有很多种可能的因素。如果你要问，它背后最根本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我仍然得说，它可能还是有多种逻辑。一篇文章能准确识别出其中一种逻辑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茶叶的价格和消失的女性》这篇文章很大的贡献就在于，它很扎实地对女性经济效用的重要性进行了佐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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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那你们提出的假定什么？

魏钦恭：我们这篇文章提出的假设当然更社会学一些，就是更关注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和整体性变革，甚至是其历史性变迁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一现象可能折射出了，中国社会的家庭代际资源分配的偏好系发生了位移。

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女孩的家庭效用增强了，与此同时，母亲相对地位也提升了，这两者都在推动家庭性别偏好逻辑的转变上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我们由此总结了两个发现，一个是“兄弟的让渡”，一个是“母亲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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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我们说女孩的家庭效用增加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女孩在家庭中人格化金融产品属性增强了？

魏钦恭：可以这样理解。所谓“金融产品属性”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当一个家庭经济紧张，一般会去找亲戚借钱，那就必须得是基于熟人或者血缘关系网络。而在传统中国社会里面，儿子在家庭里面，正是构建关系网络的主体，他能够扩展家庭的关系网络，起到的是软化家庭金融约束的作用。所以我们讲“多子多福”，生10个儿子，想象一下这10个儿子在构建这些网络上能起到的作用。

再来说女儿，传统社会里讲“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性是从属地位，她能够带来的家庭金融产品属性，自然要弱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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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结构性的变化，融资渠道更多元，可以通过银行这样一些金融渠道解决经济压力，向亲戚借钱当然是有，但相对于过去，依赖减小了。

另外一方面，讲回到女儿。女性本身能工作了，也更能挣钱了，有能力给家庭带来更多反馈，她也可以在社会上拥有不同的网络关系，不见得要比儿子要弱。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经济效用，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在病床前照顾老人的，到最后都是女儿。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所谓“女儿的效用”，在这个维度上有没有得到过数据佐证？

魏钦恭：其实关于这一问题，有不少文献已经发现，当下，无论是经济效用，还是情感效用，生女孩比生男孩更“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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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刚才提到的两个发现，我们首先对“母亲的馈赠”很感兴趣，你们在文章中阐述，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利于增进女孩的校外教育投入。数据是怎么体现的，这里面的逻辑又是怎么样的？

魏钦恭：过去，我们在研究当中往往将家庭当做统一的整体，一般都是以父亲的偏好来做分析，包括社会学里面的传统文献，分层流动、代际流动，一般也都是看父亲的最高经济地位和教育程度对家庭子女的影响，往往就不管母亲，忽略母亲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想看看，二元偏好是不是存在？如果存在，母亲的影响跟父亲会不会不一样？实际上确实发现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在多子女家庭中，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女孩校外教育投入影响的估计参数是0.665（0.233）且显著，而父亲在这个方面的估计值是-0.004（0.290）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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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还做了不同的队列，也就是观察不同出生时期的母亲，她对女孩的教育投入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越晚出生的母亲，影响越大。

不过，我们认为，母亲受教育程度提升的影响，可能同时包含了话语权和性别观念转变两种机制，前者是直接作用，后者是间接作用。当然，除了受教育程度，假如还有夫妻双方的收入水平等多维度去刻画，这个结论会更可靠一些。但我们使用的数据里，没有对收入水平做调查，我们也就无法做出相应分析。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母亲的馈赠，文章里面有一点特别引起我的关注。“1970年之后，逐渐出现一个明显的’豁口’：母亲受教育水平提升对所有子女的教育资源获得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但对女孩的正向效应更强，父亲受教育水平提升则表现出相反的效果。”这里面我有两个疑问，一个是，为什么1970年会成为一个节点？另一个是，为什么“父亲受教育水平提升则表现出相反的效果”，怎么理解这个相反的效果？

魏钦恭：一般我们会说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其实中国的人口政策从7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提倡的是“晚稀少”。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家庭生育的子女数就变少了，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男性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差异，跟过去相比，发生极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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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总体而言，父亲对子女（教育资源）的影响，相对于母亲而言，数据体现出来是负的，但不显著。在统计上，假如不显著，就不好去做直接地判断。也就是说，并不能说，父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就越不支持女儿去接受校外教育，不是这个意思。但确实，母亲的正向影响是很显著的，但父亲的影响却是负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来看“兄弟的让渡”，它的涵义是什么？

魏钦恭：兄弟的让渡，是基于一个前提，也就是“资源稀释”。即，假定一个家庭的总资源有限，子代数量越多，每一个孩子分得的“蛋糕”就越少。由于家庭出生子女数变少，要么独生，或者多数两胎，家庭资源被稀释的可能性就变小，女性的教育被重视程度会有极大提升。

还有一个区分点，就是上面提到的父母二人各自的性别偏好。

三联生活周刊：另外，你们的研究当中，城乡之间有差别吗？

魏钦恭：我们的结论是，城市里面这种女孩占优的趋势更明显，但在农村并不显著，说明农村的性别偏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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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看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跟我们的结论有差异。那篇文章识别家庭性别偏好的办法，是看父母给小孩买的书包的价格。它用的是京东的电商数据，假定粉色书包是给女孩买的，蓝色书包是给男孩儿买的，利用消费数据，分析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对男孩的偏好和对女孩的偏好的区别。这篇文章的结论是，经济地位越低的家庭越偏好女孩，收入越高的家庭越偏好男孩，中等经济条件的家庭没有显著的性别偏好。

初看之下当然是觉得有点意外。但他们是从生物学上去解释的，越是弱势的动物群体，越会偏好雌性，因为雌性成活率比雄性高，即所谓的TWH假设。所以我们一直会说，性别偏好研究，有些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我们这篇文章有意思的地方可能在于，我们脱离数据，往前走了一点点，我们将校外教育投入放到更大的家庭结构变化里去透视，我们提出来说，代际偏好系发生了位移。

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教育投入”这个细节，背后关联了更大的中国家庭结构性变化，包括子女数量变少带来的家庭规模变小，子女效用变化和家庭里面父母的相对地位变化。所以我们的两个假设，兄弟的让渡和母亲的馈赠，也是由此提出来的。当然我们这篇文章没法去回答更大的争论，但是在这一个小的方面，应该是有助于澄清这个事实的。这个问题的出场，按我的想法，相当于是在文献上为后来者作了一个铺垫。

排版：城子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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