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唯一打工博物馆拆了:15年,承载三亿打工人的故事
▲ 位于北京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家由民间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公益博物馆,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开放,记录着打工群体的历史。(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 图)
编者按:6月14日,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正式拆除,结束了它十五年的生命。
这间不大的公益博物馆,承载了三亿进城务工者不容忘却的故事,由打工者自己来讲述。最热闹的几年,无数工友在此进出,在院里看电影、跳舞、唱歌,像是回到了家。
博物馆对街的院落里住着十几户人家,一个多月来,他们一边忙着搬迁展品,一边为自己搬家。对他们而言,即将消失的不仅是一座博物馆,而是十多年来的生活。
在那些推平的记忆中,他们在这里结婚生子,找到朋友和工作,学会阅读或写作。陆续离开后,有人继续做社会机构,有人开起了乡村图书室。
他们相信,人心的博物馆不会被拆除。
文|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嫄媛
晚上六点,打工博物馆门口一棵巨大的杏树下,告别仪式开始了。
这是河南工友胡小海的提议。那天他正在仓库干活,一听说有人在博物馆院落门口写“拆”字,“立马知道定下来了”。他想拍视频记录下这个过程,赶去一看,字已经在墙上了。
告别仪式定在5月20日,三天前,公众号“皮村之友”发布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下称打工博物馆)即将关门的消息。这家2008年5月1日正式成立开放、全国唯一由民间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公益博物馆,十五年生命就此结束,形形色色的大学生、高校教师、社会工作者、工人和媒体记者赶来道别。
让我来和你告个别吧
和没有暂住证的孙志刚告别
和开胸验肺的张海超告别……
在一架架飞机低空驶过的嘈杂声中,家政女工施洪丽朗诵了一位志愿者写的诗《别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她事先声明,我这个人说四川话,对不起,大家只能听川普了。朗诵完毕,她说,现场很多戴眼镜的人,特别感谢,“都是咱们社会的精英”。
“官话说得还挺好的,”打工博物馆负责人王德志是当天的主持人,笑着说,“大家也别太当真。”
纪录片导演顾桃和朋友用吉他弹唱了一首《送别》,人们跟着合唱起来。
博物馆最后的日子里,皮村街头多了来参观的年轻面孔,他们背着帆布包、染金色头发或穿着露脐装,感叹皮村一只烤鸭25元,一只老冰棍5毛,在北京真算实惠。一家山西面馆的老板娘也听说博物馆要拆了,但没去凑热闹,她忙得店门都出不了。
一个在公益商店当过司机的年轻人特地回来看看,拎着一袋烤鸭。他在北京干过服务员、保安、司机,从四环搬到了六环。每次回皮村,“按理说这算是脏乱差的地方”,但总感觉像回了家。对于博物馆展出的工人故事,他觉得有点“卖惨”,“这些都是过时的了”。他不知道苦难能产生什么意义。
博物馆周围已经拆完的空地上停满了车,王德志说,你们走了以后,这块就拆成停车场了。
告别仪式当天,节目都是临时凑的,没有正式的节目单,叫到谁就谁上。很多老朋友没有出现。胡小海有点遗憾,仪式太短了,不到一小时。他自己也没好意思拿吉他唱歌。结束后,一个女孩买了100块钱啤酒,一共4提,招呼大家喝。
门口的杏树结满了青果,每年成熟后,他们会摘杏子吃,很甜。这棵树应该也会砍掉,胡小海说。
2023年5月20日傍晚,人们在打工博物馆门口举行告别仪式。 (郑海鹏 / 图)
“突然面临分散状态”
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王德志收到了拆迁的通知,要求最迟6月中旬之前搬完。打工博物馆、员工宿舍和储物仓库所属的院落过去都是工厂,这几年,周围的厂房都在拆迁,可能因疫情延误,“断断续续拆了好几年”。
皮村村北,和打工博物馆相隔一条街的院落里,住了十几户人家。同打工博物馆一样,小院门口的墙上,也写上了鲜红的“拆除”。
院落看上去很破败,堆着建筑废料、红色消防栓、沾满灰的被褥,还有散落在沙坑四处的儿童玩具。花园杂草丛生,花架倒塌了。
但在院落深处,有两丛艳粉的月季,长得半人高,碗口大的花,一朵接一朵正在盛开。
月季的种植者是一个老爷子,已经回老家了。王德志的妻子刘娜记得,刚搬来时,院里有两棵高大的合欢树,还有竹子,“像一个小花园”。那时许多大学生来,每晚都有人唱歌。
小院里住的十多户人家,大多数是公益组织工友之家的员工——也是打工博物馆、打工春晚、皮村文学小组、同心实验学校等活动或机构背后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员工们大多来自农村,从2008年开始在这间小院里生活了十年以上,邻里关系很好,“几乎都不锁门。”王德志说。
一个多月来,住在这里的这群人,一边忙着搬迁打工博物馆的展品、接待访客,一边忙着为自己搬家——有人会搬去皮村的城中村公寓,还有人没找到合适的房子。
收行李、找房子的间隙,在库房工作的李友庆很失落,“毕竟住了十多年的院子,虽然现在看起来破破旧旧,突然一下要消失了,还是有点懵。”
他是湖南岳阳人,2009年开始在工友之家工作,在这里认识一位内蒙古姑娘,生了两个孩子。小院空地上的沙坑是3岁小儿子的游乐场,到处是他的玩具。在沙里尿一泡,他说是湖。
小院的集体生活方式很难复制,“突然面临分散状态”,李友庆有点不适应。
王德志的妻子刘娜和闺女骑着电动车,将东西一点点搬到租来的新家。那是个30平米的套一,窗明几净。刘娜对以后的生活有些憧憬,她希望孩子在“吃饭的桌子就是吃饭的桌子、写作业的桌子就是写作业的桌子”的环境中长大,洗碗不用去厕所水龙头洗。
但是女儿小雨很喜欢过去住的小院,她说自己是在这里长大的。她在保定上寄宿学校,周末赶在搬家前回来,在屋子里到处拍照片:她的奖状、弟弟贴的奥特曼、门上的“爸爸妈妈我们爱你们”。
她拍了很多小狗,院子里那几只流浪小黑狗,相处多年了,它们认人。那年狗妈妈被车撞死了,小雨哭得很伤心,王德志带着两个孩子,把它安葬了。
李庆友一家四口在打工博物馆对面的院落住了十多年,小院的沙坑是3岁儿子的游乐场。(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 图)
去看看房子拆成什么样
搬家后的第二天,贾晓燕住的平房就被拆了。5月20日中午,一位戴着草帽、穿牛仔裤的工人正在拆房顶。
那天吃过早饭,贾晓燕的丈夫照常往打工博物馆的方向走,到了才反应过来自己不住这儿了。贾晓燕头晚在学校没睡着觉,她说下班后要再去看看房子拆成什么样。
她和丈夫住在打工博物馆院落东北的平房里,那里最早被拆。贾晓燕是呼和浩特人,2010年,因为孩子在同心实验学校上学,她来了皮村,从那时起就在同心互惠商店打工,一晃十三年。
那排平房冬天住着冷,门口用床单遮着,屋外没有铁棚的地方,他们蒙了白色油布。房间里有两块画着菊花和金鱼的插电暖气片,冬天只有把手贴上去,才摸得到一点温度。后来孩子们回老家上学,她一年见他们三次,他们以前住的房间墙上,贴满了基础语文知识:
反义词:非常-一般;雪白-乌黑;难看-漂亮;词语:运动会、红润润的小手。古诗《池上》《小池》;拼音:声母、单韵母、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
5月18日晚,在贾晓燕工作的公益商店,她抱怨说,住的平房后天就要交钥匙,她还没空收拾行李。
“你该需要啥就买大哥,这就开几天了。”贾晓燕在收银台前招呼。大哥抬了床被子结账,12元。这里卖二手商品,主要来自旧衣物回收或公益捐赠,再以低价卖给城中村居民。
冬天的衣服最好卖,夏天还能凑合,冬天他冷没办法,贾晓燕说。最近一位来参观打工博物馆的年轻人用2元买了一块积木,看形状像是猴子,它被发现时只有脚和身子是完整的,年轻人在桌下找到一些零件,“还有些可能都被压碎了”。
这家公益商店也要拆,王德志说,工友们比他们还失落,总问他们接下来去哪开。
不久前,贾晓燕家来了一只母猫,橘色,大着肚子,怎么都撵不走。估计也是周边哪里拆了之后过来的,贾晓燕寻思。几天后,母猫下了五只小猫,都是橘白相间,贾晓燕找了个纸箱,垫上棉被,放在自己和丈夫睡的铁床前。
贾晓燕干活,母猫就跟在脚边。她叫它咪咪。咪咪喝水,咪咪吃饭。现在咪咪成了难题。
收到拆迁通知后,贾晓燕抽空去皮村找过房子。稍微带点阳光的要1300,不见光的少100,一进门就是床,“跟个地窖似的”。她和丈夫只好先去同心实验学校过渡,但她不知道能否把猫带过去。两个孩子从老家打来电话叮嘱,千万别把猫扔了,他们暑假来了要看。
“这有啥好处啊?”
在皮村,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电瓶车,其次是货车。
皮村环岛的黄色门楼前,每当卡车驶过,都会掀起一阵黄沙。皮村位于朝阳区金盏乡,东六环,是朝阳区的最东端。从北京市内去,最常见的交通方式是乘地铁6号线到草房站,再坐20分钟左右306路双层公交到皮村环岛,中间会经过大片树林,城市景观渐渐消失。
每天下午5点开始,从北京市内下班回来的保洁员、装修工、布展师傅、环卫工、地产销售、小白领从公交站台涌出。皮村主街的人渐渐多起来,这是一天的生活真正展开的地方。
今年燕子出窝早,在密布的电线中飞来飞去。狭窄的商业街上,建筑工人还没脱掉安全帽,穿着闪送服的骑手正在遛一条米白色的大狗,一位工人趿着拖鞋,提着两大袋馒头。卖香油的人敲着木梆子,“梆梆”声在整座城中村响起。四川工人住的黄色小楼里,麻将声此起彼伏,人们结伴走在路上,讨论着牌局的战果。
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海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庆国在论文中介绍,皮村行政村面积2.8km²,本地居民仅一千余人,外来务工人口约两万多。
在2005年以前,这里本是一个宁静的小村庄,外来人口很少。之后,随着朝阳区内东坝、曹各庄等城中村的不断拆迁,人们搬到了租金较低的皮村。除了本地村民兴起的盖楼潮,当时还有一批集体经济时期的废旧厂房陆续租赁出去,做家具厂、展览制作生意等,据这篇论文统计,工厂、企业有205家。
现在,这一片工业区大都变成了黄沙地。在皮村北边,已经形成了大片森林绿化,旁边便是丝绸般的温榆河。走进那里,气温会变冷许多,有年轻人戴着蓝牙耳机跑步,也有城市骑行者和露营者。
王德志记得,大概是2017年后,这一片工厂陆续撤出。皮村主要的租客群体,从这些工厂的传统工人变为在北京市内从事展览、门窗、空调装卸等工作的日结工和小白领。
打工博物馆就在工业区和居民生活区交界的边缘。据王德志介绍,疫情期间,因为防控政策限制,院内不能举行活动,几乎已经荒废,原本专门负责打工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撤走了。
博物馆的展柜上积着灰,门口丢弃了黑色沙发、儿童书包。翻译胡冬竹2008年带着日本导演樱井大造来到这里,当时感受到的是青春和希望,时隔十五年再次走进这个院子,“比较诚实地说,是有点心酸的”。
一位送乘客来的滴滴司机在打工博物馆转了一圈,大惑不解,为什么要建这么一个东西啊?有啥好处啊?王德志听后不忿,说,这要是个收钱的庙,他就觉得正常了。
2023年5月18日上午,打工博物馆门口,有人正在搬运物品。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 图)
“谁接待谁就是馆长”
在打工博物馆,你最直观能感受到的是一种新世纪初的气息。约三百平米的展厅由一间琉璃厂厂房改造而成。
策展者想要呈现的是这样一种故事: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三亿进城务工者付出了不容忘却的贡献。在民间,他们应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博物馆,由农民工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些故事里,除了广为人知的孙志刚、张海超,还有多次维权讨薪的王玉吉、一边摊煎饼一边写诗的徐芳和一张张暂住证、工资单和存款凭单。
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一场导致87人死51伤的火灾,馆中展出了一位死难女工在大火前四个月写给家里亲人的信。
信的落款为“无能的女儿:秦”,写信人说记不清有多久没写信,因为厂里每天加班到晚11点。有一天下班听人说哥哥来了,她还不相信,匆匆一见哥哥就去了别处。她请爸妈珍惜身体,来信告诉她家里所有的事。
一位参观者说,打工博物馆里呈现的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故事”,而近十年来进城务工者的变迁,比如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在这里没有体现。
2005年,王德志与孙恒、许多等人来到皮村后,先成立了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办一个打工博物馆最初是孙恒的主意——因为做工人文化教育,“需要一个根”,王德志说。
起初,王德志没把这事放心上,“这有啥好展的”。但是一切布置完后,“确实是把我自己吓着了”。这些展品大多是通过南方的公益组织募集而来,当时互联网不普及,还是通过广告传单宣传。
王德志自己也贡献了展品,一张1996年的暂住证。有些东西他没拿出来,“涉及个人隐私”。他是内蒙古人,1月10日生。有一年弟弟写信说,不知道今年生日你过了没有,我们在家给你过了。
建打工博物馆时,厂房里什么都没有,都是水泥墙,大家自己刷上白漆。当时周围工厂许多工人来免费帮忙干活,贴瓷砖、刷墙、做窗帘。
有工友参观后说,“这也能展?”于是寄来了自己的暂住证、工厂厂牌。
王德志印象中,2010到2012年是打工博物馆最红火的几年,大学生、学者、社会爱心企业来个不停,他、孙恒、许多轮番接待,“谁接待谁就是馆长”。有几年,新加坡圣尼各拉女校每年都带中小学生来参观,“了解中国,也了解中国的底层”。
许多知识分子也活跃于此。北京大学教师张慧瑜、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刘忱、中国社科院大学副教授孟登迎等学者常来讲课。《我的二本学生》作者黄灯2016年来皮村上过两次课,她发现和大学课堂不同,这里的学员听课都非常认真。
王德志觉得打工博物馆更像是一个窗口,社会上很多人关心工人群体,找不到合适的途径,这里是一个连接的触点。十多年来,博物馆累计接待访客五万余人次。
打工博物馆中的女工内容展区。 (郑海鹏 / 图)
“好像都是经历过的事似的”
然而在皮村,打工博物馆有点“灯下黑”,王德志形容,很多工友可能在院里玩了两年,都没进展馆细看过,“他可能第一个展厅走一半就出来了”。
反而是外地来的工人,因为事先在媒体或网络文章中了解过,会看得更仔细。2014年,王德志遇到湖北工友曾成,他说曾成在观看展览时眼里有光。1991年出生的曾成在苏州一家面馆打工时,被煮面的开水烫伤了脚,脚后跟有一块猩红色的伤疤,因为怕疼,他把后跟踩下去,趿拉着鞋。王德志推测可能是在他工作的地方,打工者更难得到周遭的关心,再加上现场有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他身边很难有大学生”。
对于住在皮村的工人来说,打工博物馆更像是一个公共空间。夜里,打工博物馆的院落热闹极了,从枯燥压抑的工厂出来后,大家在这里看电影、唱卡拉OK、跳广场舞,“不拘着”,不用花钱,还可以互相帮忙介绍活。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付秋云说,2018年以前,每晚光进出院子的都有“将近一百人”。
河北保定人王海军八年前跟着老乡来皮村盖房子,初来乍到的老乡们问晚上哪里好玩,有人提到了打工博物馆。
第一次进去,王海军没去展厅看,在院里转了一圈,看别人跳舞、打台球。有时工友影院会放电影,他没怎么正经看过。但八年来,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去院子里转转,过去他单身,也没有手机,在那里可以和人说说话。
王海军说,很多工人就是把打工博物馆当消遣的地方,“他脑子里根本不在想这里有什么意义,不在乎这个博物馆有什么意义,大多数打工者就是看看花红柳绿。”
王海军只进过几次展厅,有时没开门,有时他一个人进去,有点不适应。看完也没什么特别的感情,“好像都是经历过的事似的”。
馆里狭长的过道像个深胡同,他觉得有点压抑。展馆里有一个4平米的出租屋模型,王海军住过一间一模一样的。一步一步走着看,过去的事还是走马灯一样浮现——
1995年,跟着父亲出门打工,在海淀区五道口盖房,当小工,和灰、搬砖,因为活干得不行,每天扣5元工钱;
有一年冬天,他在虎坊桥劳务市场没找到活,身上钱花光了,从长途车站坐大巴车回村,只好先上车,到家再付车费;
有一年想去石家庄学厨师,被骗去黑砖窑,又被带到邯郸煤矿。从夏天到冬天,终于可以拿点钱走人。父母找不到他,他写信说,现在我在邯郸煤矿,挺好的,春节就回家。
王海军现在打零工,做展览装卸,8小时一班,挣180-200元,住在皮村月租450元的单间,不到10平米。在这间光线昏暗的小屋里,他自顾自打起快板,念自己写的那些“不是歌,也不是诗、说数来宝也不像”的词:“打着竹板走向前,满心忧愁向谁言。寒冬冷气铺满面,只见那:满街人儿把家搬,个个行李扛在肩,大小家眷跟后面。”
聊起打工博物馆有什么意义,王海军想了一会儿说,“让学生看到,会激励他好好学习”。
“我们的博物馆”
李文丽是甘肃人,2017年来北京打工,在望京做家政女工,是皮村文学小组的骨干。每周六来皮村参加文学小组活动,她都要去打工博物馆扫个地,擦一擦,她说这是“我们的博物馆”。
李文丽在北京看过一些“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她觉得那些是“世界上都知道、中国人都知道的,但是打工人这些东西,很多人不知道”。
2005年,丈夫左腿受伤,不能外出挣钱,为了养家,李文丽出门打工,去过兰州、内蒙古,把三个孩子培养成人。
第一次来皮村,李文丽觉得很脏乱,还有猫尿味,“我觉得还不如我们村”。2017年2月的一天,风刮得像刀子一样,李文丽和几个姐妹在手机上搜家政女工活动的地方,发现了服务于城市流动人口的社工组织“鸿雁之家”,后来因缘际会又来了皮村文学小组。
每周六,李文丽先去“鸿雁之家”,又搭地铁公交来皮村。她找工作的要求是周六休息,否则免谈。这是李文丽在北京生活最重要的两个地方。
她个子高瘦,以前跟人说话都要脸红,但文学小组搞活动,她会当主持人,穿红上衣、黑裙子跳鬼步舞。告别仪式当天,李文丽穿了一件粉色的运动衫、牛仔裤,涂了点口红。
小女儿工作后的第一份工资给她买了一根金项链,后来又买了戒指、耳环,她都放在包里,平时不戴。她解释说自己是在人家家里打工的,戴这个不合适。
她对自己的孩子有很深的愧疚,在雇主家里,她把别人的孩子照顾得太细心了。“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要在地里干活,经常把他们拴在炕上,摔得头破血流的。”不知不觉他们都长大了。
坐在博物馆门口的一片木板上,李文丽说起她遇见的雇主们。有个姐妹在雇主家抱孩子,她坐在床上抱完走了,床单就会被掀来换掉,“你说你这么讨厌别人,歧视别人,还让人家给你抱孩子。”
李文丽遇过最“奇葩”的雇主住在别墅,一会儿都不让休息,她实在累得不行,干得昏头转向,分不清门在哪儿。第三天她就不干了,“出来那天,从大门一出来,风一吹,我一下子活了。”
李文丽写的文章收入了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过年时文学小组会颁奖,“勤奋奖”“人气奖”之类。回家后,老公说你箱子这么重装的什么。打开一看说,人家都拿好的往回走,你就拿些破烂玩意儿。“我说这可不是破烂玩意儿,这是我的荣誉。”
杨晶也是一位家政女工,告别仪式那天,她热情地招呼着前来采访的记者们,为他们指路,介绍吃饭的地方。“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其中一位记者说。
2020年和2021年的春节,杨晶没有回家。她是住家保姆,雇主给她放了几天假,也不方便在别人家过年。有一天是大年初一,早上8点多,她从附近租房的尹各庄走到打工博物馆来,阳光很好,一路经过温榆河,图书室开了门,她借了一本《平凡的世界》。
打工博物馆中的女工人形立牌,后边是女工徐芳的摊煎饼手推车。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 图)
“不用太自作多情”
胡小海形容打工博物馆这几年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向下的过程。“以前还在那里生长着、凋零了,生长着、凋零了。”可惜经过疫情,“这一场严霜打下来,全部凋零。这一拆迁,这个物理空间彻底不存在了。但是有合适的机会,我们还是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再做类似的事情。”
2017年起,随着相关项目和政策调整,原来定期资助打工博物馆的公益资助方流失后,钱成了一个大问题。他们通过众筹维持每年的基本运营——博物馆场馆租金13万(包括室内展厅、工友图书馆、新工人剧场、同心互惠商店等面积共计2000平米)、一名专职工作人员劳务津贴补助3万和水电行政开支1万。
“但每年众筹也是比较费劲的。”付秋云说。她原本是博物馆的专职工作人员,后因经费原因被调离。2020年,打工博物馆开始以寻找17位名誉理事每人资助1万的方式筹款,艰难维持。
然而,疫情期间,由于室内活动时常无法开展,院落基本荒废了——为了降低仓储成本,他们将公益捐赠的家电百货等物资举行义卖。疫情严重时,许多打零工的人可能好几天无法出工,他们便在社区发放公益募集的米面。
“去年就有一段时间说是要拆,但是房东和村里没有谈好,一直没有签字。”付秋云说。王德志一度心存侥幸,还想等状况稳定了再重振旗鼓,直到收到确定拆迁的通知。他们现在还欠了房东几万块钱。
刘娜不问王德志有多少收入,家里很拮据,她在幼儿园当老师,负担着两个孩子的学费。搬家后,每个月的收入扣掉房租、学费、生活费后,所剩无几。去年冬天,她工作的学校一度发不出工资。
这几年,因为求人办事,王德志体会过若干人情冷暖。最难的时候,他问某基金会的一位晚辈有没有资源可以支持,对方没回信息。博物馆要被拆的消息刷屏后,这位晚辈发朋友圈说,和打工博物馆“渊源很深”。
博物馆不收门票,以前他们在门口放过一个捐款箱。后来发现被撬了,“应该有一两百,工友太穷了估计是。”王德志笑说。
最近有一个湖南衡阳人找到他,说自己可能要出国定居,有个两层别墅可以免费提供使用。他劝王德志学会讲故事和运营,临了说,我们好好做,利润怎么分到时候再定。
王德志觉得打工博物馆更多是一个“符号性的东西”,“梳理记录工人参与城市化建设的展馆”,没有了也不会怎么样,“不用太自作多情”。但他还是保持乐观,今天暂时离开,“以后凑条件再弄”。
据他说,博物馆的去向现在有几个好消息——5月下旬,皮村的村支书找到他,让他给乡里和村里写个申请,将部分展品“用其他方式留存下来”。有河北的大学愿意接收部分展品,也有人想提供全景扫描技术,搞“线上博物馆”。
最后几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的张树新前来参观,发现很多展品的确有史料价值。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女工的工资条,密密麻麻,好多年的工资单放在一块。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在筹备成立100周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历史展览”,已经将打工博物馆部分展品分两批收回,有170多件,打算纳入这一展览中。“这些东西聚起来不容易,如果流失了也很可惜。”
在新租来的房子里,王德志最先安置好的是书架。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几年是自己压力最大的时候,“太难了,很复杂。综合来讲大家也有点心散,要照顾大家的情绪,还要维持局面,不能表现出来……我要一颓,他们肯定就全放弃了。”
“这也是我在打工博物馆学到的”
2016年,女工蒙金丽离开皮村后,回到丈夫的老家湖北襄阳,开了一间专注留守儿童的乡村图书室。蒙金丽说,很多人离开工友之家之后,自己做社会机构,或是办图书室。
她1990年出生,在广西农村长大,因为弟弟成绩更好,出外打工。女儿1岁半时,她坐火车来了北京,想在工友之家的工人大学参加电脑知识培训,回去开一家打印店。
在打工博物馆,她看到了自己的故事,想到自己原本可以穿大学的校服,如今却只能穿工厂的厂服,“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在皮村,蒙金丽见到了很多高校的老师,包括北大清华,“不管是博物馆、文学小组还是工人大学,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七年来,蒙金丽的图书室经历过6次搬家,大多数是由于钱的问题。蒙金丽复制了她在打工博物馆学到的经营模式——尝试用开辅导班的收入来养活图书室,团队现在有4个姐妹。图书室从10平米变成了200平,一年成本20万。
最难的时候,蒙金丽不是不犹豫,但她会想到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人。
另一间和打工博物馆有关的图书室开在河南焦作武陟县北大段村,那间规模更小。90%的书都是王德志寄去的。
图书室的主人是1975年出生的薛菊霞,家里有两个房间,她把其中一间开辟出来,给孩子们看书。周围村庄都没有这样的地方,很多邻村的孩子也会来。
29岁时,薛菊霞的丈夫收麦子时骑摩托车翻车,去世了。薛菊霞不愿改嫁,带着儿子投奔在同心实验学校做后勤的哥哥。2006到2010年,薛菊霞在同心互惠商店工作。打工博物馆的窗帘就是她和几个工友一起做的,红色金丝绒布料。
打工博物馆里有一幅画,名叫《流动的心声》,是薛菊霞的儿子画的。画的上面是城市,下面是农村。
“城市是我们向往的地方,但不是我们的家,农村因为当时的家庭环境回不去,城市是我们暂时的避难所,就是一种漂的感觉。”薛菊霞说,儿子现在大学快毕业了,那幅画是他四年级时在同心实验学校上学时完成的,孩子在那里的几年,“应该是快乐的”。
蒙金丽10岁半的女儿是图书室服务时间最长的志愿者,她能熟练掌握电脑借阅,做完作业后还会给图书室的小朋友讲故事。
蒙金丽形容人和人的影响是一种“人物链”——以前服务过的孩子,现在上大学了,去年成了支教大学生。她在图书室墙上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角,记录“来到图书室的人,和图书室有关系的人”。
“这也是我在打工博物馆学到的。”她遗憾没能带女儿去看过博物馆,但是她相信,“在里面成长过的人会一直在,并不是说没了就没了。”
6月13日,打工博物馆的展品已搬迁完毕,等待拆除。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 图)
“只要有人在,有这个心在”
胡小海近几年很喜欢废墟。
他在尹各庄的同心互惠商店做工,也住在那里。尹各庄和皮村相隔一条温榆河,那里像是皮村的外流地,很多无法负担皮村房租的人搬到这里。
胡小海认识一些离开皮村的人,多半是年龄大的建筑工人,通过老乡的熟人网络,全国各地“哪有活就在哪儿干”。他自己是80后,打工多年,2016年来北京,在电视台当过观众,一场二三十,让笑就笑。
最近常有工人来商店买二手鞋,他们说砍砖费鞋,起初胡小海听不懂“砍砖”是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工种。房子拆了以后,拆迁队会叫人拿走废弃的材料,收点提成。有的拉铁架,有的捡铁片,最末端的人捡木头、塑料。最辛苦的是砍砖,大多是四川工人做——把砖块砍下来回收,一块砖挣几分钱。
胡小海发现,原来废墟也是一些人生存的来源,他从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即使是废墟,也有人可以从中挣扎维生。
在废墟上行走时,胡小海会被莫名触动,他觉得这里肯定存在过什么。
胡小海觉得打工博物馆被拆除也没关系,“我觉得只要人在,情怀在,到哪儿都可以有另外的空间出现。皮村拆了也无所谓,只要有人在,有这个心在。”
他曾写过一首诗叫《流水线上的青春》,当时看到打工博物馆门口杏树上冬天的杏枝,光秃秃的,有一点起伏,他感觉到里面的花苞,只不过藏得很深。“是红色的,可能要怒放的。”
6月13日,打工博物馆的展品已经清空。一些物资不好存放,王德志在群里发,需要的工友就来捡走,来了很多人,有人半夜打着手电筒来找。
员工住宿的小院也已经搬完了。贾晓燕住的平房,已经变成土地了,“覆了一层土”,方便以后栽种绿化。
那天告别仪式结束后,王海军一个人拿了瓶啤酒在门口站着。好多朋友最终没见到,有的回老家,有的不知道去哪了,“七零八落的”。后来工友郭福来大哥下班来了,两人一起聊了一会儿。
王海军相信如果找到合适的地方,打工博物馆也许会在别的地方重建,但如果离得太远,他就不去了。
(南方周末记者潘轩亦有贡献)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