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足球运动员,出演慕容复闻名,见证香港娱乐圈起落五十年
大家好,我是香港演员张国强。足球与演戏,占据我职业生涯的全部内容。我曾是一名职业球员,一度代表香港队参加对外赛事,并在球员职业生涯后期转型当演员,饰演了97版《天龙八部》的慕容复、《潜行狙击》的莫一烈、《宫心计》万剑锋等知名角色,经历了香港娱乐圈从70年代末至今的巅峰与平稳的时刻。
这么多年来,不论职业生涯的起起伏伏,我始终不忘自己作为演员的初心,饰演好每一个角色,报答亲友、家人,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现在我还在拍戏,这是我近期的剧照。
1957年,我出生在香港铜锣湾一个普通和热闹的家庭里。当时香港市民贫富悬殊差距巨大,但与现今不同,那个时代无论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家庭都会拼命生孩子。我、父母、各位兄弟姐妹,生活在一栋俗称“唐楼”内一个小套间,而楼里住着大概14户“大家庭”,每个家庭少则五六人,多则十余人,我们当时笑称“一楼十四伙”。
当时左邻右里之间走动相当频繁。我们这些孩子们,今天你在我家吃饭,明天我在你家过夜,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每家每户互联互通,物质虽然并不丰富,但充满欢乐。
过年时候,我(右一)和家人穿着西装去影楼留影。
我(中间穿西装)去参加最大的姐姐的婚礼。
20世纪60年代是香港经济转折点,从那时起,香港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犹如改革开放初期的内地,经济突飞猛进。虽然同期的香港市民收入还谈不上富裕,但我们见证着经济增长推动市民生活的崛起。
我们这些生活在铜锣湾的孩子群体,体验尤其深刻——现代化规划的维多利亚公园、百货商场、大大小小的新式电影院、正规足球场、体育馆均在自家周边拔地而起,整个过程也就十年左右。当年的家长对众多孩子的管教远远不如现在严格,家长们在课余时间,往往放任孩子们随意出去玩。
我(左一)和弟弟在维多利亚公园玩耍。
那时正好是铜锣湾发展最快的十年,我们这些被放任的孩子,从泥地打滚无缝对接到球场踢球、积攒零花钱去电影院看戏。踢球和看电影成为我少年到青年主要的娱乐方式,为我带来友谊与快乐的回忆,也在我心里种下了两个梦想——球星梦与明星梦。
在20世纪70年代无线电视诞生之前,电视台优质节目、电视剧都要付费收看,很多家庭能接受大额支出购买电视,但对持续付费就敬谢不敏了。电影院就成为我们娱乐的核心。香港电影也在这个氛围下逐渐成长。
试想想,当年我们这些小男孩,哪个没仿效《千手神拳》、《如来神掌》来耍几手“功夫”;年轻人对陈宝珠、萧芳芳的追星和现在一样激烈。对于演戏,我们做不到能像踢足球这样直接上阵,当时也没什么艺人训练班可以报考,但同样阻止不了我们的追梦——我们一群学生自制了类似幻灯片的故事书,以口述配合动作的形式,配合幻灯片来演绎人物,这成为我踢球以外的另一个有趣活动。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家庭收入参差不齐,不是每家每户都能买得起电视与玩具。只有足球能让不同家庭的小朋友都能参与其中。我们那时一大班“细路仔”(即小孩子),一到下课就拿着足球去找块空地发泄精力,我对足球的兴趣也日益浓厚。
当时的香港足球水准并不差,球星张子岱更是激励着我们这些有“球星梦”的新一代青年沿着这条路前进。在我入读公立小学、中学期间,均被选拔为校队主力成员。我在校外也组织民间球队比赛,在竞技期间不乏碰到职业级水平的对手,在切磋中逐渐找到了自信,觉得自己能走足球的道路。
中学时期,我们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球赛,我是后排中间那个。
我刚开始在愉园训练时的照片。
参加初级青年杯比赛时的报道,我在驹腾队。
在1972年,我和一些队友报考了香港顶级足球俱乐部——愉园的青年军,经过两年在不同组别的征战,我的成绩逐渐得到认可,并成为了愉园的正式球员之一。1975年,亚洲青年杯在中东举行,当时18岁的我也被征召,代表香港足球青年出外比赛。
这段旅程对我影响很大,时隔快五十年了,当时很多细节还历历在目。我第一次代表香港出战、第一次离开家这么久、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
我们参加亚洲青年杯出发前与霍震霆先生(前排左一)合影,我在前排右二。
当时的亚洲赛事并非只在一处举行,需要转战不同场地,印度、泰国、科威特,我们的征战要从东亚一路不断地飞,整个过程整整一个月。我们当时的领队是霍震霆先生。当时他也是第一次做领队,这么一位大商人的公子,居然能这么热忱,从球员的食宿到心理状况,全程事无巨细照料着我们这群二十岁都不到的青少年。
我们赛程紧凑,在印度、在科威特都是落地训练、比赛、总结。我记得第一个对手是巴林。在赛前,霍震霆的父亲,知名爱国商人霍英东先生特地从香港飞往比赛现场,给我们打气,让我们无比振奋。他承诺为我们提供比赛奖金,如若打入亚洲八强,更会有多一批奖金。这大大激励了我们这些只是半只脚踏入职业的球员们。我们最终不负众望,成功打入八强。
遗憾的是,我们在八强赛事里遇到当届冠军伊朗足球队,最终也止步八强。霍英东先生觉得我们虽败犹荣,不但兑现了承诺,也邀请我们在泰国游玩,并让我们与当地球队切磋。霍震霆先生也十分高兴,给我们每人送了一款金戒指做纪念。
赛后,我与伊朗队交换球衣后留照。
愉园预备组的合影,我是后排右四,后排右一就是后来成为香港足球先生的陈发枝。
我在香港队训练时的照片。
我们这支代表队,后来也在香港足球界开枝散叶,其中我的队友陈发枝更是成为了香港足球先生。在此后,我继续在预备组保持训练。在整整三年后的1977年,我升上了甲组,同时升的还有后来的香港队队长梁帅荣。我们几个经常在广州进行集训,这也是我首次长期在内地生活。
但在同一时期,我年幼时另一个梦想,也得到了一个生根发芽的机会。
大概是1977年左右,我在香港海洋公园游玩时的留影。
时间稍微往前回拨一些,1976年,TVB开拍时装电视剧《无花果》,是以一群青年足球员的生活和恋爱为骨干剧情。当时我还在预备组,经常与谭咏麟、陈百祥等明星组成的“流浪队”预备队较量。当我获悉有这个演戏机会,同时主演还是经常比拼球技的“叻哥”(陈百祥)女友时,我们就产生了兴趣,一同报名,并成功当上了演员。
这次的演出让我大开眼界,我和周润发先生、赵雅芝小姐同台演出,也让我真正见识到何为专业演员,何为拍摄技术与镜头,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这部剧都是单元化的独立故事,每个人身上戏份不多,很快便杀青了,但在我心里留下很好的印象。在之后,当电视台有什么需要,我也积极出演,这也意味着,我顺利成为了一名兼职的演员。
在随后两年里,我一边在愉园甲组继续进行着球员的职业生涯,一边在TVB进行兼职。同时做两份我喜爱的工作,本来也是十分快乐的,直到1978年,我开始转移重心。
之前我当演员一直处于兼职状态,要时不时去广州集训,日程比较混乱,而且日常时间主要用在踢球方面,一旦需要通宵或者连续多日拍摄的工作我就无法接下来。
1978年,是我开始参与拍戏的两年后,也是我升入甲组的次年,我接到了一部非常前卫歌舞电视剧《青春热潮》的拍摄邀约,同时演出的有任达华、周润华、陈百祥、林子祥等当时知名演员。《青春热潮》电视剧非常成功,我在该剧里角色的名字是KK。
这部电视剧的导演,也是我人生里的一位伯乐——甘国亮导演在开拍前找我谈心。甘导在他统筹的节目里起用过我好几次,但我的兼职状态难以长期拍摄,他对我说:“要不你还是和TVB签约吧,我很想用你,但你的兼职状态,我很难和公司(TVB)说。”他建议我如果想继续深耕演艺行业,最好还是和TVB签“长约”,这样才能确保能找我拍电视剧。
我在无线电视台时的工作留影。
我听出了他的意思,认真思索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哪边都很开心,但已经不得不到抉择的时候了。足球,对当时的我来说,几乎是所有努力与荣誉的源头与归宿,这些比赛、训练的经历塑造了我的身体与人格,说要我一下子轻松放下是很艰难的。
同时发展足球和影视,时间上实在不能兼顾,1981年,在甲组踢了4年,自觉满足后,在陈欣健导演建议下,我选择了正式退役,我的演员生涯走上正轨。
1979年,报纸对我的报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拍戏、演电影了。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经济和娱乐圈都在全面腾飞,香港电影界也开始了后来被称为“新浪潮电影”的风格,我亦参演其中不少代表性电影,如1979年《点指兵兵》。
那段时间,我一段时间在歌舞片演出献唱,一段时间在不断创新性电影里探索演技,感觉自己充分享受着娱乐圈的每一个工种,为我带来了多元化的满足与快乐。当时我没想到的是,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等着我。
我(右二)和张国荣、刘德华、梁朝伟等人一起拍摄TVB宣传片。
1982年,我和当时一位TVB的高管开会,对方希望我能策划并统筹一个新的儿童节目,在下午时间播出。我听到这个指示亦比较恍惚,一时也没答应或婉拒,表示要认真考虑。当时的我在甲组踢了四年足球,正式退役,工作主要沉浸在电视与电影方面,主持和综艺是一窍不通,更别提儿童方向的节目。
TVB的儿童节目看似简单,实质复杂。节目每周五集,在工作日的放学时间播出。我们工作日片刻不停地进行外景拍摄。内景棚拍要配合小朋友的假期,只能在周六日马不停蹄拍完五天乃至更多的戏份。这工作极其考验主持和嘉宾的镜头和应对能力,同时也意味着——你很少有闲余时间去接其他工作。
从球员到演员,现在又从演员到主持,这个频繁的变动也让我有些适应不来。经过再三思考,我还是选择接下。首先我考虑自己并非科班出身,再多的机会如果演技跟不上也难以有更好发展,主持节目比演电视剧有着更多的镜头锻炼,其次我也想在新领域挑战自己。经过多次讨论、开会,最终我成为了儿童节目《430穿梭机》的“机长”,主持了4年,在新领域里发光发热。
《430穿梭机》之所谓经典,除了这节目是香港70、80后孩子的童年回忆外,更是因为其中无数制作和主持,后来都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传奇影星。节目主题曲由林子祥和张国荣分别献唱,主持人包括梁朝伟、周星驰、郑伊健、曾华倩、蓝洁瑛等等。
这段日子,对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宝贵经历和快乐回忆,我相信也对一代香港小朋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我在一个剧组里,40来岁的导演突然问我:“KK哥还记得我不?我小时候在你节目里拿过跳绳冠军啊!”
我(左二)在《430穿梭机》联欢节嘉年华。
我在《430穿梭机》穿着太空服留影。
在这么多主持人里,经常被人问起的还有周星驰。我们毕竟是电视台旗下的演员,内部流动性很大,经常会被调回去拍电视剧或者其他工作。但在最后两年,周星驰与我一直保持着合作。
他是灵感非常踊跃的新人主持,不时为节目带来新鲜元素和玩法,对节目发展助力很大。我记得他当时在节目里引入了霹雳舞,我和他一起学跳舞,工作之余也会讨论电影,是那段时间的珍贵回忆之一。
1983年,我在拍摄节目期间,曾与元彪先生合作拍摄了足球电影《波牛》,在日本等海外市场取得过意想不到的成绩,甚至让我在日本也有了延续至今的影迷会。这次让我与洪金宝先生等同事有了合作经历。
1986年,在我主持了4年儿童节目后,我还是希望想在电影方面扩宽演技,选择离开TVB,在洪金宝先生团队邀请下加入了新创立的德宝电影公司。
我拿着队旗和香港明星足球队队友合影。
我这段时间参与了徐克的《刀马旦》,以及与华仔(刘德华)共同主演《肝胆相照》。徐克导演非常严格,对于我们每幕拍摄的时间都有着严格的控制,指导也非常细致,有时甚至算读秒地限制我走完一段路的时长,以及保持多久的表情神态。
《肝胆相照》的拍摄过程相对就更加刺激,我记得与华仔的一场打戏里,即使有动作指导,我们依然“互殴”到耳朵不停嗡嗡响,感觉是真的打了一场“生死战”。
整个80年代的香港电影,没有任何定形,什么方向什么类型的电影,都有探索的动机与机会,当年拍电影可能还没现在这么赶,一个场景也可以精心打造。像是《东方秃鹰》和《恐怖惊魂夜》等电影,里面的动作设计与分镜设计都无比绝妙,前者的群戏动作片整整拍了半年时间;后者一个几乎无防护直接撞后脑勺的画面,让我至今想起还局促不安。
编剧想到新桥段想立即开拍,演员看到好剧本想立即开拍,导演想到好场景想立即开拍。行业人员最大限度地肯拼、肯想、肯创新,是当时香港电影的特点。
1986年左右,我过生日时的留影。
1988年,我与妻子“拉埋天窗”,正式成家立室。随着进入90年代,香港市场大环境的逐渐平稳,我自身也感觉在职业上触到瓶颈。1991年左右,我为了家庭进行更多方面的投资,增加收入,一边开始在内地做生意,一边也重返电视圈,先去亚视,后来又回到了TVB,继续我的电视剧生涯。
这期间1994年的《第三类法庭》,是我比较意外的转型,本片全部角色以悲剧结局收场,我在其中担任典型斯文败类、恶有恶报反派角色李英杰一角。我感觉很神奇,也很有挑战,以我的想法去代入和构思了这个人物。这时的我经过几年混迹商海,对社会和人心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我构思这个反派角色的立场、思考逻辑、处事手法,他恶是为什么恶,并且要恶得让人信服。最终的观众反馈来看,我是圆满演绎了这一个角色的,同时我也对自己演绎反派角色有了信心,为我下一个角色,也是内地观众印象最深刻的角色做了“预习”。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TVB处于其中一个黄金时代,虽然一些知名演员都已经离开电视台,例如早年的发哥和周星驰,但也有很多依然留下的,例如黄日华,也有新生代的演员,例如古天乐。
这个时间里,TVB老中青的人才储备都非常充足,也有意重拍一些大型武侠剧。重拍金庸剧——《天龙八部》,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同时,因为有着这么丰富的老中青人才储备,也让这期间诞生的几部电视剧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电视剧开拍前、拍摄时、放映后一段时间,我可能都没意识到,自己扮演的慕容复这个角色能让观众留下那么深刻印象。当初监制和我们沟通时,我是和过往一样的拍摄心得去分析剧本与角色。《天龙八部》已经有不同的电视、电影版本了。我当时没看过其他版本,我也不再专门回顾前辈们是怎么演绎慕容复。
我认为不管怎么去模仿,不可能、也不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不如索性当这个角色第一次出现在屏幕上,全部由我个人去构思。一位监制和我说,与其跟着前人或者书里演绎,不如自己思考“改编”,在这个基础让其他人与你配合。
我认真读剧本和原著,我觉得慕容复这个角色是一个悲剧的反派人物。
他出生在一个曾经非常显贵的家族,但现今却非常“贫穷”,这种落魄的感觉一直纠缠着他,为他带来了憋屈与自卑。他又对前人丢给他的“家族使命”无比专注、忠心耿耿,为了这个目的不择手段。
慕容复要想方设法复国,同时人前还要保持体面与荣誉,但又要到处求人提供资源,这种矛盾的局面让他成为一个投机者,一个见缝插针寻找VC融资投资、不择手段试图挽救面临倒闭家族企业的年轻老板。他所有求回来的东西都是有代价的,事业每推进一步都得舍弃一些东西。
97版《天龙八部》剧照,我在里面饰演慕容复。
所以,我对慕容复的演绎是一个体面的正常人,他在追求事业时用了奸诈阴险的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上他不自知是错误的。他是实打实觉得自己所有手段都是正确的——出卖表妹、出卖尊严,在“复国”这个使命的前提下都是对的,旁人和观众都觉得他奸,但他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奸角”,所以我也不能用奸角的心态去演慕容复这个奸角。
我要以自认不是奸角的心态,演出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奸的角色,亦要以一个自认正常人的认知,演出一个不正常人精神状态的心态。我对角色的基本塑造,大概是这个思路。
在全剧的最后一个场景,我饰演的慕容复已经疯癫,在主角团注视下做着皇帝梦。我构思着这一幕的逻辑,“我”是一个傻子,但“我”不会觉得自己傻,像是醉酒的人不会觉得自己醉了。在想象里,这是自己人生最快乐的时刻,“我”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快乐,而且亦要保持正常神态,不能表现出“傻”的感觉。
97版《天龙八部》剧照,我出现的最后一幕。
97版《天龙八部》上映后,在商业和口碑上均大获成功,但对当时我们来说也仅仅是一次项目的完结。最终被主角团远眺“登基”这一幕,成为天龙八部里的经典场景,更成为一些流行异文化的“梗图”,这些就是后话。这个角色让很多内地的观众也记住了我,我感觉到非常荣幸。
在这之后,我在TVB继续接到不少好角色,《潜行狙击》的莫一烈,《宫心计》的万剑锋等。
《宫心计》的过程比较有趣。2009年前后,我参演了我的伯乐——甘国亮导演的舞台剧,上映了29场。宫心计的导演与演员关菊英小姐来捧场,无意间发觉我很适合万剑锋这一个角色。关菊英小姐在戏内扮演我妻子,与我对戏较多,不断和琢磨角色,让我摸清了这一个忠心耿耿,但最终在斗争里一败涂地的复杂角色。
莫一烈的形象让很多新生代的观众印象深刻,他作为一个黑社会组织“话事人”,却没传统黑帮大佬的江湖气质,正装在身、谈吐得体、不威自怒、海归高学历,俨然一副商业精英或企业高管的形象,除了被亲密伴侣背叛那刻,其余时间极少情绪失控。
我饰演莫一烈。
我看剧本的时候就对这个角色很感兴趣,但只有一点想要坚持——不想戴假发。我在此之前拍摄了清装剧《万凰之王》,为了留清朝的发型特地剃了光头,这是我以前不敢做的,但发觉效果还不错。
我和导演再三商量,觉得将莫一烈角色设定为光头,并且追加了英国留学、佩戴眼镜的设定,营造一个有文化修养的智慧男性,让旁人相信他是一个金融和地产企业老板,都不愿相信他是一个走私毒品的社团“话事人”。
他的文化修养和形象让他显得心机重重,表现出谁都不相信的神态。但也表达出他真的很珍惜那些信任的人,所以在被背叛时尤其愤怒,最终情绪失控,但时过境迁后又迅速恢复冷静,想方设法威逼利诱背叛者。
这个角色的塑造过程,除了我个人还有很多同事的协助,如导演以及谢天华等人,提醒我剧里英文发音要符合海归精英的习惯,台词也要表达出一个足智多谋的形象,可以说这个经典的反派角色,也是众人合作的成果。
直到目前为止,我依然在不断地拍电视剧和电影,并且根据现状与机遇,继续挑战自己尝试新角色。在《三人行》里我饰演恐惧死亡的病人,在《城寨英雄》里饰演身居高位但压力重重的柯万长,在《天命》里饰演老年版乾隆等等。
香港回归25周年,紫荆山广场,我参演的剧集《回归》巴士巡游。那时觉得,自己的名字“国强”更加响亮。
近期留影,我是剧里最后杀青的角色。
我现在已经60来岁,有人也曾向我提及,我曾经错过了很多能让我更红的机会与角色。不可否认,一些选择与实际情况,可能会对我事业有所影响。
对于过往作为职业足球员生涯,我取得的成就已经对得起自己,但我即使退役也始终没彻底放弃足球,除了日常踢球,我还主持过世界杯节目。对于演戏,我对于每个角色的饰演和表达,可以说是问心无愧,并且引以为豪。
我至今也在不断探索自己的新领域,我是一个出演过许多经典角色的老演员,但我相信自己的经典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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