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诱惑：全职儿女的进与退
文 | 李晓芳
编辑 | 王珊瑚
全职儿女，一份新型“职业”
23岁的李冬刷过很多招聘启事，不论是正经公司，还是来源成谜的皮包公司，或者是肯德基的经理，都有一份或丰富或粗糙的招聘启事，列明公司简介、岗位职责、任职要求、薪资待遇等等事项。但她最后选择的这份工作，很抱歉，什么都没有。
唯一可以明确的是这份工作的名字——全职儿女。
作为一个近段时间新兴的“职业”，全职儿女还没有发展出统一标准。根据豆瓣小组“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里的定义，这是一种新型的脱产生活方式，“指的是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生活，并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考公考研上岸。”
社交媒体上关于全职儿女的帖子有上万条，这些年轻人大致有一些共同特征：年龄大多在25岁以下，生活在非一线城市，家庭经济条件在当地算得上小康水平，足以为一个年轻人兜底。
但为了合理化“待在家”这个行为，付出劳动或者确立一个长期目标是必需的。
李冬的全职儿女生涯开始于去年7月，那时她大学毕业，考研失败，最终决定待在家，准备自己的第二次考研。很多时候，考公、考研、考编都能成为全职儿女的主线任务。比如另一个23岁的女孩，去年12月底辞职回家，将考公上岸定为自己未来一年的目标，她的父母对此很满意，从不催促她找工作，也不要求她做家务。
但如果主线任务失败，为了继续合理地待在家，全职儿女们需要展现另外的价值。
第二次考研失败后，隐藏的家庭矛盾开始爆发。从3月成绩出来那刻，父母就催促她赶紧找工作，李冬说，那是她待在家里最难受的时刻，“你最亲的人也不相信你的能力了。”李冬也急，每天都在划各种招聘软件，“都快被我划拉得冒出火星了，我甚至想过去肯德基。”
最后是李冬的姥姥心疼她，提出每个月付1000元，让李冬每天到家里帮她洗碗。“我一开始觉得挺离谱的，当时全职儿女也不像现在这么火。”可实在找不到工作，整个人陷入无意义的焦虑，李寻转念想，“反正我也挺缺乏生活技能，正好锻炼一下。”她接受了姥姥的提议。
李冬还记得第一次从姥姥手里领到的“薪水”。那天是15号，是姥姥的退休金打到账户的日子。姥姥支使李冬到银行把退休金全取出来，回到家就给李冬发了1000元。李冬的妈妈在旁边，当场大笑出声。
李冬也觉得有些别扭，“有点不好意思，比现在还收压岁钱还尴尬。”她的同龄人，要么已经工作，自己能赚钱，要么在读研究生，跟父母要生活费也算正当。只有她，20来岁，赖在家里，没工作没学习，还需要向长辈伸手要钱。
后来，每个月的15号，姥姥拿到退休金的日子，就是李冬的“发薪日”。她也经常能领到一些额外的奖金，给姥姥按摩，帮姥姥跑银行，只要能让姥姥这位领导满意，李冬都能领到几百元的奖金，“她会找各种借口给我塞钱。”
而除了洗碗，李冬也会特意给自己增加一些工作量，比如帮姥姥买菜，每天陪姥姥说话，晚上和她一块去跳广场舞。这能让她在拿钱时少点愧疚。
秦小厚倒是很迅速地接受了自己全职儿女的身份，她甚至认真地为这个新职业做了规划。秦小厚的父亲早逝，家里只剩下她和母亲，还有18岁的妹妹。她形容母亲生活能力一般，“家里两盏灯，一盏坏了，另一盏还能用，她就不会去修。冰箱冷冻室坏了，冷藏还能用，她也会一直用下去。”秦小厚是家里的主心骨，“如果我在家，我妈会感到更舒适。”今年4月回到家，家里的大小事全归秦小厚打理，母亲只管做自己的小生意。
秦小厚的妹妹今年下半年也要上高三了，她觉得这是关键的一年，打算到时在妹妹学校附近租房，陪妹妹读书，给她做饭，当好一个陪读姐姐。她认可这份“工作”带来的价值，“对家庭的付出经常会被忽略，像全职妈妈的劳动会被认为是应当的。我做全职女儿，也是在承担家庭责任，凭什么不能承认这个价值呢？”
回家的诱惑
年轻人选择回家的理由多种多样，但他们对大环境的不信任，和对稳定生活的渴求是一样的。
家庭间的小游戏
留下还是再次出走
25岁的念念已经当了两年全职女儿。她最初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然而因为受不了单位同事的种种问题，选择辞职回家。她至今没想过重新找工作，父母也从不催她，念念说，“我爸妈两个人挣的钱能养活我们三个人，所以他们也觉得无所谓。”
但对于更多全职儿女来说，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家庭的兜底能持续多久？
在接到相亲要求的那刻，24岁的刘敏莉意识到，起码在她身上，家庭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刘敏莉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厂做运营，但她不是那么喜欢这份工作，也发现运营的上升渠道有限。考虑再三，她在去年辞职，回家准备跨专业考研，希望最终能进入自己心仪的艺术策展行业工作。她失败了。
考研失败，又暂时找不到工作，刘敏莉只能努力在家扮演好全职女儿。她需要早起，早上7、8点就出现在客厅是最好的，“如果我下楼，我爸妈已经在吃早饭，他们会阴阳怪气的。”她得维持好自己房间的卫生，“要不然我妈会骂，一个小姑娘怎么这么邋遢。”刘敏莉特地强调了一遍，“我说的已经比较文雅，我爸我妈是真的会骂我的。”
但这些矛盾和摩擦还能忍受，直到父母开始催她相亲。刘敏莉陷入恐惧，在她的理想规划中，她要先拼事业，到30岁有足够经济能力的时候结婚。可父母安排相亲后，刘敏莉常常会脑补自己的轨道就此偏离，“我要是真的去了，或者我再没点进步，我觉得自己就会变成接受爸妈安排的相亲对象，结婚，然后留在家里，未来就这样了。”
刘敏莉发现，如果长期待在家里，她势必要让渡自己的一些权利，“吃的用的都是爸妈提供，我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收入，完全没有底气说不。”
她还没做好回大城市工作的准备，试图再考一年研。她在努力找一份短期的艺术类工作，“不管怎么样，得先走出去。”
阿呆父亲所在的工厂效益不好，挣扎了大半年，最终还是关了，父亲也失业了。阿呆很清楚，家里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两个“全职儿子”。比起接近60岁的父亲，他在劳动市场上的优势还是要更大一些。
阿呆尝试送了一段时间外卖，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天至少挣100块，结果发现最多的一天，送了9小时，也只挣了66块4。但一个意外之喜是，他把自己送外卖的经过发到网上，取了个标题，《211毕业，却沦落到为几块钱冒着大雨送外卖》，或许是踩中了网民最爱看的几个关键词，视频点击量一下飙升到25万。靠着自媒体，他一个月赚了3000元。阿呆说，虽然不多，“但这赚的钱是确确实实进了我口袋，不用拿出去交房租。”
不过他还是计划着离开家乡石家庄，一来是觉得在石家庄送外卖，实在挣不上钱，得找其他正经工作。二来，他打算好好运营自己的自媒体，“一直待在家里，素材也快说完了，出门工作也能攒攒素材。”
李冬还在本分地做好一个全职女儿。她陪着姥姥跳广场舞，也变相地逼迫自己多走出家门，恢复人际交往。在家备考的那段时间，她几乎断了和所有朋友的联系，缩在家庭里，整个人无比焦虑。
如今，她觉得自己的状态恢复得不错。她利用空闲时间考了驾照，考了计算机二级资格证，她开玩笑地说，“当全职儿女是最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gap year。”但她也清楚，这段gap year有期限。她读法学专业，计划在9月再考一次法考，看情况12月可能会再考一次研。因为陪着姥姥，又有考试这个目标，父母暂时也不催促她找工作了。
可如果考试再失败呢？她很快又会听到父母跟她说，谁家的女儿去了银行上班，谁的儿子有出息又涨薪了。姥姥的提议不可能再用第二次了。她最终得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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