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儿女”：逃避有时有用，但只是暂时有用
文｜曾于里
“全职儿女”成为一个新名词，由此带来一系列有待厘清的新问题。在不少人的认知中，全职儿女不就是“啃老”吗？事实上，全职儿女与啃老仍然有一些细节差异，这样的差异体现在哪？父母为何能够接受子女的职业就是在家当子女？全职儿女的工作属性又是怎样的？一些全职子女认为，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也有人担忧全职儿女作为一种个人选择，或导致个人“社会断乳期”的延长，对此如何评价？
全职儿女等同于“啃老”吗
在全职儿女之前，也有尼特族、啃老族等称呼。尼特族（NEET）在1999年的英国出现，指涉的是“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群体，neet就是由首字母缩写而成，他们是义务教育结束后，不升学、不就业、不参加就业辅导的年轻群体。在尼特族前后，欧美社会还以“袋鼠族”“回飞棒小孩”“赖巢族”等词汇形容那一批已经成年，却仍然跟父母同住，需要父母赞助生活费的年轻人。
2005年前后，啃老族这个称呼开始在国内的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中广泛出现，声势迅速掩盖了尼特族等称呼。自此，啃老族这一群体广泛进入公众视野，并不断被细分。
有一类是主动啃老，自己是四肢发达的成年人，就是不愿意进入职场，也没有任何谋生技能，在家混吃等死，靠父母工作来支撑自己的生活，一点点掏空父母的积蓄和养老金。这类人本质上是品性不佳，他们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中，很难得到舆论同情。
全职儿女与啃老族等群体，有相似的地方，也存在着分野。共同点是，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是一种“逆向代际关系”。
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代际关系是，在孩子未成年时，父母有义务把孩子抚养成人；在孩子成年，并且独立进入社会之后，成年人得自力更生，不仅需要养活自己，也应该具备赡养父母的能力。这是一种“正向代际关系”。
无论啃老还是全职儿女，当事人虽已是成年人，但他们仍然离不开父母的“供养”。这种供养，可能以经济的形式出现（父母支付买房买车的费用），以劳力支持的形式出现（父母隔代抚养子女的子女），或者是父母的人脉资源的支持，等等。这就是“逆向代际关系”。
作为一个新概念，也有可能是一个新群体，经由豆瓣、小红书等平台上全职儿女的发帖，我们可以进一步细化全职儿女这个群体的脸谱，以区别于笼统的啃老族。
全职儿女普遍是城市青年，未婚未育，或者离异未育（有孩子的例子比较少）；家里经济条件较好，无论父母是否退休，家里都有一定的积蓄；他们普遍有较高的学历，在求职市场上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对工作的待遇和条件有更高的要求，宁愿花点时间找个理想工作，哪怕暂时需要由家里养着……
虽然叫全职儿女，但他们一开始选择这个职业时，几乎都没想过要把这个职业做到老。全职儿女会帮忙家里分担一些家务，或者给父母带来一定的情感慰藉，但他们的主职不是“做子女”，而是备考——考研、考公、考编或者考大型国企，“上岸”是很大一部分全职儿女最重要的KPI。
当然也存在一部分的全职儿女，确实就是全职在家做儿女，陪伴父母。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孤独的老人越来越多，很多子女很成功但给老人的陪伴显得非常奢侈，因此对于一部分经济已经自由的老人来说，他们对子女社会化意义上的“成功”并不那么看重，反而更珍惜“父母慈，子女孝”的时光。
总的来说，全职儿女多数不是真的全职，或者说全职一辈子，他们以备考族为主，花费一两年或者更长的备考时间，大概有点类似于国外的“间隔年（gap year）”，暂时的停歇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全职儿女为何得到父母支持
初职是每个人人生中重要的时间节点，也是“社会断乳期”的关键标记。全职儿女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遇到困难时的过渡职业，父母的帮助和支持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也让社会断乳期有一个缓冲。显然，父母的支持是全职儿女得以广泛出现的前提。
那么，父母为何愿意支持？
这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年轻人的奋斗，既需要考虑到个人的努力程度，也需要考量到历史的进程，当前的客观大环境的确给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带来不小的挑战。并不只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很多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年轻人“赖巢”的现象。不久前《金融时报》的一则报道称，“啃老族”比例的上升应该为世界各地敲响警钟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比例已悄然升至20%以上，为近20年来所未见的水平。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不少人即使有就业机会，也往往专业不对口，薪酬很低，且非正式工作。就像有全职儿女说的：如果我们能够很顺利地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好工作，那又何必在家当全职儿女呢？
中国父母支持全职儿女，也有传统的原因。费孝通曾将中国的代际关系与西方代际关系分别概括为“反馈模式”和“接力模式”。中国的反馈模式是“抚育-赡养型”，上一代抚育下一代，下一代赡养上一代；西方的接力模式主要是“抚育型”的，上一代抚育下一代，下一代抚育下下一代，两代人之间的赡养关系并不那么明显。
在反馈模式中，代际联系紧密，父母倾其所有地帮助孩子，既因为对孩子爱得深沉，也因为父母无意识中隐藏着一种功利性的诉求：帮助孩子独立、成才、成功，也是在帮助父母自己，毕竟父母老了需要子女赡养。情与理的交织下，很多中国父母对子女承担的是“无限责任”。父母口头上会说，孩子成年人了就应该独立了，应该去把握自己的人生；可如果孩子真的没有能力把人生过好，父母又比谁都操心，根本没办法真正放手，还是会竭尽全力帮助子女，这种帮助甚至建立在自我牺牲的基础上。
进而言之，中国的反馈模式本质上是把家庭看做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不仅仅是情感共同体，家庭就是一个集体，父母与子女共荣共存，父母会将子女的利益最大化看做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很多父母愿意掏空钱包帮助孩子买房——至少在昔日房产一直上涨的趋势下，房产升值就是家庭资产的升值，买房是孩子有能力的象征，父母不仅脸上有光，内心也对老年生活更有安全感。父母并不会将子女的隐形啃老视为“代际剥削”，相反，他们会把这当做对子女的“投资”，投资的多少和成败决定了日后所能从子女那里得到多少“反馈”。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诉求，很多父母选择支持子女成为全职子女，全力备考。“子女上岸，全家光荣”，子女获得了稳定生活的入场券，父母的老年生活也会少操心、更安逸。
由此，在一些全职儿女的采访中，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如果孩子全身心备考，父母愿意给予经济支持；可如果子女“全职”期间去看演唱会、经常跟朋友出去逛街，或者想买奢侈品，哪怕孩子是父母手掌中的宝，父母经济能力完全支撑得了子女的消费，子女的这些行为也很难得到父母的支持。因为从“投资”的视野来看，这些做法都是分散注意力，属于“不务正业”。
在不少全职儿女身上，父母的支持还有一个特殊的时代原因——子女是独生子女。在以前的多子女时代，兄弟姐妹之间隐约存在一种竞争关系：谁能得到父母最多的宠爱，谁能得到父母的更多财产？父母会尽量表现得不偏心，子女会尽量表现得够成才，兄弟姐妹之间会避免嫉妒的出现。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如果有子女成为全职子女，处境上多少显得微妙和尴尬。比如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全职女儿，哥哥就质疑父母：为什么昔日没有像支持女儿那样支持自己？
当前成为全职儿女的，独生子女为多数。父母只有一个孩子，进一步强化了父母的无限责任：只有一个孩子，不疼这个疼哪个；也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的共同利益：孩子好了，这个家庭才会更好。父母更愿意支持孩子的全职备考。
全职儿女的工作是“情感劳动”吗
很难有完全纯粹的爱，也很少有绝对理性的投资人。父母对全职儿女的爱与支持是一方面，但父母难免受到外界评价的影响，继而在言语中给子女施加压力或者贬低子女，同时，全职儿女的学习状态、考试成绩也会影响父母的态度和支持。试想，如果孩子备考两三年时间，却始终看不到上岸的迹象和希望，父母的支持还会一如既往吗？
这时，很多全职子女会帮父母做一些家务，或者付出一定的情感劳动，尽量讨父母开心。这成为一些全职儿女抱怨的内容，即家庭仍然是“职场”，他们不仅要付出体力劳动，还要付出情感劳动，比如要调和父母的紧张关系，比如要满足父母的情感需要，比如尽量不跟父母顶嘴和吵架，等等。
情感劳动之说，一方面是削弱了全职儿女的职业“耻感”——论证着这个职业并不好做、自己也付出不少，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一部分全职儿女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遭遇“盘剥”，尤其是情感上，拿人手短，他们不得不迎合父母。无论是豆瓣还是小红书，类似吐槽的帖子不在少数。
人们很容易将全职太太和全职儿女联系起来，既然全职太太在舆论中得到那么多支持，全职儿女是否也能如此？
“情感劳动”之说，出自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她对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的乘务人员和收帐员做了深入的个案调查，发现以空姐为代表的服务业工作人员，不仅从事体力劳动，还需要有情感的投入，即她们需要隐藏自身真实的情感，而表现出企业所规定的“正确”的情感。比如就算空姐遇到无理取闹的客户，她都要保持微笑、耐心沟通，哪怕内心深处觉得客户实在可恶。服务人员的这种自我压抑，就是一种情感劳动，情感劳动会造成个体情感的衰竭、疲惫和异化。
情感劳动这个概念很快被女性主义者所捕捉，并进一步发现一些隐蔽的女性困境。比如在职场工作分配中，女性更多承担情感劳动属性的工作；在家庭这样的私密空间，情感劳动同样存在。一方面是全职妈妈家庭照顾活动的无酬化，另一方面是全职妈妈在家务活动中不仅需要付出体力劳动，也需要满足家庭成员各种各样的情感需求。比如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全职妈妈提供的不仅无微不至的生理性照料，还需要有爱、坚韧和耐心。
情感劳动之说，既揭示了女性在传统性别机制下的困境，也揭示了更隐蔽的事实：不仅仅是公领域，女性在私领域的情感劳动也是资本追逐利益的工具。
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在经典文献《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指出，妇女的无偿家务生产着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最昂贵的商品：劳动力。“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在家庭生活中“剥削”女性，方便于男性在职场上“被剥削”。国内女性研究者宋少鹏也尖锐指出，“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个人（往往是男人）在公共领域中的职业表现，需要私人领域中亲情的无偿支持。比如，性别化的分工（妻子承担的照料劳动和情感劳动）和代际分工（分担照料责任、甚至负担房屋等生活资料的开支）……”
全职妈妈的情感劳动受到父权制和资本市场的双重挤压。全职儿女的情感劳动也适合这样的论述吗？
虽然全职儿女也是在私领域里工作，却全然不同。很多女性成为全职妈妈是由于母职压迫，但成为全职儿女更是子女的主动选择（虽然是大环境下的被迫选择），它是父母对于未能成功“社会性断乳”的子女的托底，是父母给子女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持。
另一个不可忽略的点是，赡养父母本就是子女的义务，这是宪法明确规定的。赡养，不仅包括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也包括精神上的慰藉。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分歧：当全职儿女认为自己尽量压抑自己的脾气让父母开心，究竟是情感赡养，还是情感劳动？
在几家媒体对于全职儿女的访谈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条”中一个访谈者的说法。访谈者说，“我在外面因为工作需要，关心着各种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老人的数字生活等等。但实际上我没有做到。我还记得有一件事让我很崩溃。
“我回去后才发现我妈妈在抖音电商上，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陶瓷杯和附有所谓证书的一箱玉石首饰。父亲节我送了我爸全身水洗的剃须刀，但是他不知道它防水，一直是用棉签一点点把胡渣清出来。我当时觉得非常难过，原来我爸妈也非常缺少关怀，我已经有两年对他们的生活一无所知了。
“当时我觉得自己非常不能自洽，假如我平时的工作是做公益传播，我告诉大家老年人使用数字产品的障碍，但我爸妈却依然有这方面障碍……”
最后访谈者说，“年轻人似乎都忙着在外面拯救世界，但却没人帮爸妈洗碗”。很难得这个访谈者有这样的自省意识和深切观察。
“忙着在外面拯救世界”，确实是这一代年轻人的普遍特征。他们学历很高，文化素养很高，个人意识鲜明，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对于各种侵犯他们权益的做法“绝不饶恕”……继而我们也很容易看到一种迹象，比如豆瓣以前的小组“父母皆祸害”，比如小红书那些批评父母的帖子底下一众“跟你父母切割关系啊”“他们对你不负责，老了你也别管他们”的留言。好像只有敢于与父母切割，只有把“不合格”的父母舍弃，才能标榜他们的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他们以此为荣。
所以，这一代年轻人中的很多人，经济上无法赡养父母不说，连情感上给予父母必要的慰藉都做不到，他们失去与“三观不合”的父母沟通的意愿和耐心，忙不迭认为自己是在“情感劳动”，父母是在剥削者。
随着城市化的进行，个人主义的崛起，父辈权威的进一步旁落，传统的孝文化早已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尤其是进入独生子女时代，很多独生子女有这样的意识——“父母的都会是我的”“父母老了得靠我”，这多少让他们“有恃无恐”。虽然传统孝文化当中有许多糟粕的内容，但赡养老人不是最基本的义务和底线吗？
以此观之，很多怨言不断的全职儿女，本质上是什么权利都要，什么义务不想承担。他们既无力成为阎云翔所谓的“自决个体”，也不愿承担赡养的义务，各种主义的口号喊得很响，在社交网络上抱团取暖、自我感觉良好，其实不过是“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和“无公德的个人”，自私又自恋。
这样说似乎是有些严厉了，但也仅仅指涉全职儿女中很小的一部分——将与父母耐心的情感沟通视为父母剥削自己的“情感劳动”。我们当然也知道，确实存在很多观念落后、态度蛮横、很难沟通的父母，他们也可能给子女造成了心理阴影，也确实有一部分父母以给孩子经济支持为由进一步干涉子女的决定，那么合适的做法是尽量成为“自决个体”，让自己尽快独立起来，挣脱对家庭的依赖。不要既不想吃苦、想依赖父母过轻松的生活，又对父母怨气冲天。把自己的全部“失败”甩给原生家庭很容易，但自怨自艾顾影自怜也只会让自己成为困兽。
全职儿女可持续吗
在一些与父母相处融洽的全职子女看来，逃避虽可耻却有用，这份工作似乎可以一直做下去。然而，对它的担忧和质疑未曾停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性断乳”的一再延迟。
个体要实现社会性断乳，至少需要拥有养活自己的能力，需要一份养活自己的职业。全职儿女只是社会性断乳的暂时延长，最终目标应该是让孩子强筋健骨后，更好地“断乳”，而非继续延长。
但学者撒凯悦、罗润东的调查发现，家庭中代际的财务转移对青年群体就业及其工资水平影响显著。父母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时会对子女就业产生负向的“信号”作用，子女就业的动机减弱，且工资水平较低；反之，向父母提供物质赡养的青年群体就业概率更高，其工资水平也相应更高，且“养老”对青年群体就业的刺激作用大于“啃老”的抑制作用。学者刘达禹、赵恒园、徐斌的另一份调查也佐证了类似的结论。调查发现，“啃老”已然成为当下阻碍适龄劳动人口参与劳动的核心因素，而照料老人会提升个体的劳动参与率，根据边际概率计算，啃老造成的负向影响更为严重。
换句话说，社会性断乳越晚，可能只会让孩子更加无法适应社会。考公考编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上岸的概率并不高，这意味着一些人不得不将全职儿女这份工作一再延长，越是延长，进入职场的主动性就会更低，甚至有可能催生“代际福利陷阱”“代际剥削”，子女丧失进入社会的意愿和能力，慵懒躺平，从“全职儿女”变成“主动啃老”。
与此同时，全职儿女固然可以得到父母暂时的庇佑，但随着父母年纪的增大，收入的降低，以及大病等意外风险的侵扰，如果没有子女力量的支撑，家庭这个庇护所只会愈发显得脆弱，甚至导向“双重破产”的局面：父母与子女一损俱损，子女将父母拖入贫困的深渊。
这一点，日本社会并不鲜见的“老后破产”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直观的教训。失业的成年子女与父母一起生活，父母的养老金无法覆盖日常支柱，家庭的经济压力就会陡然增加，并有可能破产。跟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保障制度仍有长足的进步空间，一旦出现“老后破产”局面，形势只会更严峻。
一些全职子女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类问题的存在。譬如有人在采访中说，“可能有一天家里真的缺钱了，我也会出去打工，就是为了钱，为了生存打工”。只不过，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是两回事、“孝力”与“孝心”也是两回事。在家庭全职越久、脱离社会越久，社会化的过程就越辛苦，届时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意工作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适应工作、职场愿意不愿给你工作机会的问题了。
结语：暂时逃避才有用
我们并不否认，现实中存在那种特别有钱的家庭，经济上完全自由，子女只要不败家，坐着收租就可以活得很好，这样的家庭无所谓孩子是否有成就。只是，大多数家庭都比较普通，全职儿女可以是暂时的过渡、是“gap year”、是职业的准备，也可以是亲子关系一次思考的契机，但成为长久的职业确实值得商榷。
如今年轻人发明出“全职儿女”这样的新称呼，可以看出年轻人试图将这个群体“脱耻”，让更多人去除对这个职业的偏见、认同它的价值。有时候，舆论也会通过反讽“隐形啃老”，论证这个职业的合理性。这种论调都是这样说的：全职儿女好歹在家里陪伴父母，也只是从父母那里拿到零花钱，而那些所谓“别人家的孩子”，去了大城市虽然找了份工作，但买不起房要家里出首付，还不上贷款要家里人退休金补贴，结婚生子需要老人带娃……这种掏空老人钱包的“啃老”难道不是更为严重？
但诚如前文笔者所言，对于很多父母而言，家庭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投资房产、投资孩子的未来是一项集体决定，在父母的认知中，孩子独当一面、功成名就了，父母也是受益人。父母或许并没有享受到直接的收益，但他们有心理上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并且，相较于前路渺茫的全职儿女来说，那些在大城市已经立足的年轻人已经社会性断乳，这反而是能够让父母放心的一个重要体现。
中国隐形啃老现象的普遍，主要是中国城市化成本太高了，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多少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全职儿女如果真的上岸了，他们大概率也要继续隐形啃老。所以，全职儿女并无立场去嘲笑那些买房需要父母支持的人，他们不是不想要父母的支持，而是他们此时连买房的能力都没有而已。
所以，逃避只有是暂时的时候，才有用。全职儿女无法一辈子都将家庭作为职场。尤其是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社会压力与日俱增，年轻人如果失去主观能动性，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借口延长断乳的时间点，那么有可能只是让风险累积并加剧。
一代有一代的承担，我们并非合理化现实问题，而是我们只能跨过现实的障碍往前走，一无所有的我们别无选择。全职儿女需要综合考量父母的意愿（父母是否支持）、家庭的经济条件（是否拉低了家庭的生活水平）、个人水平（备考后成功的几率），并给自己设一个职业期限。断乳那一刻很痛苦，可如果年纪越大还断不了乳，只会更痛苦，最终还会拖累父母一起痛苦。
参考文献：
《36岁不婚不育，她裸辞回家：吃住全免，太爽啦》，公众号“一条”，2023-06-11
蒋晓平：《逆向代际关系:城市从业青年隐性啃老行为分析》，中国青年研究 2012,(02)
刘汶蓉：《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社会学研究 2016,31(04)
苗国，《隐性啃老的中年危机：夹心世代的代际互惠与青年自觉》，中国青年研究 2023,(03)
撒凯悦、罗润东：《“啃老”还是“养老”：家庭代际财务转移与青年就业的关系》，甘肃社会科学 2018,(06)
刘达禹、赵恒园、徐斌：《理解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之谜——源于“家庭老年照料”还是“啃老”行为？》，人口研究 2022,46(03)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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