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发现霍乱病例，不要慌

7月11日，武汉市报告了一例感染性腹泻病例，被诊断为霍乱，病例发现于武汉大学。在有效治疗下，患者病情得到控制，症状已消失，至今未发现新增病例。

这起被广泛报道的零星病例，让人们重新认识霍乱。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将爱情发生瞬间的生理反应比作霍乱，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描写年轻的阿里萨爱上费罗伦蒂娜的状态，他“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突然晕厥……唯一确切的感觉就是迫切希望自己死掉”。

这本小说成为世界文学经典，同时给霍乱染上一层遥远的浪漫色彩。霍乱在年轻人心里成为一种只存在于历史书和文学作品上的疾病，古老、神秘，与爱情相关，充斥着拉丁美洲的异域风情。

其实不然。霍乱一直在我们身边。7月13日，据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在洪山区白沙洲市场水产品中检出4份甲鱼样本霍乱弧菌阳性（O139群）。本次检出的霍乱弧菌未引发人的感染，经湖北省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与近日报告的武汉大学学生病例无关联。

只不过，在医疗条件相对发达、公共卫生系统健全的我国，霍乱已不足为惧。过去十五年，全国共报告过864个霍乱病例，只有2013年出现过一起死亡。

纵观寰宇，霍乱疫情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当下的世界，不仅在应对新冠大流行，还正处于历史上的第七次霍乱大流行中。据海外网7月14日消息，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安拉瓦蒂地区暴发霍乱疫情，已有181人感染，5人死亡，该邦已经进入卫生紧急状态。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每年有130万至400万人感染霍乱，2.1万至14.3万人死亡。只不过，第七次霍乱大流行主要在欠发达地区肆虐，成了一种“贫穷”的疾病。

霍乱之所以被定为甲级传染病，是因其“历史地位”。十九世纪时，它是一种异常可怕的疾病，尽管传染性和致死率不如天花，却让人们更加恐惧。 

霍乱让死亡发生得太迅速、太不体面了。

霍乱弧菌繁衍过程中所分泌的毒素会逆转人体肠道的生化状态，让肠子不再从食物中吸收营养和水分，反而从身体组织中抽出水和电解质。其症状表现为急性腹泻和呕吐，如果没有现代医学的救治，霍乱不会给病人留太长时间。数小时后，半数的病人就会从一个活生生的、饱满的机体，变成一具形销骨立的青紫色干尸，静静躺在自己的粪便和呕吐物中。

霍乱的发病症状令人胆战心惊，但应对它的方法很简单，简单得有些“荒诞”。只要及时给病人输液，补充其体内因腹泻和呕吐而流失的水和电解质，辅以抗菌药物，即可治愈。

至于阻止其传染，霍乱病原体主要存在于病人的排泄物里，避免摄入他人的粪便，就不会染上霍乱。

现代社会医学发达，但医疗科技和资源分布不均，人类仍然还在与霍乱进行着局部的艰难战斗。

美国小说家爱伦·坡写过一则恐怖小说，一次穷奢极侈的假面舞会上，午夜钟声敲响，一名披着血淋淋的寿衣，戴着血红色面具的假面人卸下伪装，将国王和他邀请来的一千名客人一个个杀死。

“寻欢作乐的人们在血淋淋的舞厅里一个个倒下，红死病以无法抗拒的权力统治了一切。”小说以此结尾。

“红死病”的现实原型，就是霍乱。红死魔大开杀戒，其实就是霍乱对十九世纪人类社会的掠劫。

1832年的春天，霍乱降临巴黎，巴黎贵族们还在举行舞会。他们蔑视霍乱的威力，讥笑那些恐惧疾病的人，把自己装扮成骷髅或者死尸的模样，在舞池里跳“霍乱华尔兹”。诗人海涅记录下当时恐怖的场景，舞池里一个最惹人笑的小丑突然双腿一软，倒了下来，人们跑过去摘下面具，发现他的脸已经变成青紫色。

马车迅速地把倒下的狂欢者从舞会送向医院，不久，他们就挨个死去了，下葬时还穿着舞会的服饰。据说，这就是爱伦·坡那本恐怖小说的灵感来源。

1832年的春天，霍乱在巴黎杀死了7000人——为减少恐慌，巴黎政府后来停止公布数据，真实数字应该远不止此。

霍乱让自诩文明和优雅的欧洲人退化成野蛮人。它的病状实在太不堪了，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写道：“想到自己可能在有轨电车上、餐馆里，或是在大街上，突然发生止不住的腹泻，而且是在几十或几百个体面人旁边，这种感觉一定跟想到死亡一样恐怖。”

夏天，霍乱袭击了纽约。似乎，它誓要以最能给人带来耻辱的方法，将人类文明的中心挨个击溃。

纽约的第一批病例出现在河边。紧接着，这些病人消化道中的霍乱弧菌出现在纽约的饮用水源中，灾难降临。七月中旬，城市功能逐渐停摆，人们只能听见将尸体运往墓园的马车发出的声音，焚烧死者衣物和被褥产生的浓烟，终日在纽约城升腾着。

一般而言，霍乱有两种感染途径。一种是直接从自然界感染——和艾滋病、疟疾、肺结核、SARS等传染病一样，霍乱的病原体，最早也来自动物。

霍乱弧菌寄居在一种小型甲壳纲桡足类动物上，这种动物喜欢生活在温暖、盐度较高的特定海域。科普作家索尼娅·沙阿在《流行病的故事》中写，一个捕鱼人坐在船边用这种海水洗脸，或是一个村民从被海水侵入的井里舀几口水喝，“都能轻易摄入少量肉眼不可见的桡足类动物，而其中每个桡足类动物都可能包含多达7000个弧菌”。

2012年8月，在我国南方省份发生的18例霍乱疫情，就是患者食用了某个池塘里被霍乱弧菌感染的甲鱼所致。后来，疾控人员及时关闭了池塘，把这起疫情从源头上截断。

第二种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霍乱弧菌主要存在于患者的排泄物里，如果人们摄入了被患者排泄物污染过的水和食物，或者密切接触霍乱患者的生活环境，就会感染。在疾病的数种传播途径里，这被称作粪口传播。霍乱之所以在人类社会肆虐横行，大都是通过这个。

防控方法很简单：人们只要不摄入病人的排泄物就可以了。

但在当时，这没那么容易做到。

某种意义上，人类对抗霍乱的历史，就是工业城市完善其基础设施的历史。

十九世纪初，早期的工业化城镇形成，繁忙的纺织厂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于是吸引着农民们举家搬进城市。

现在，城市生活意味着一种便利和体面的生活，在当时却完全相反。十九世纪的城市环境是极其恶劣的，拥挤、狭小，通风不良，是传染病天然的温床。

不断膨胀的人口，让城市的厕所和污水系统不堪重负。1856年，纽约市每63名居民才有一个冲水厕所，过量的排泄物堆积在粪池里，污水渗入周围的土壤，溢进街道、排水沟和河流，掺入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被苍蝇携带至餐桌的食物上。

一些卫生经济学家把当时的欧美国家城市用水称作“循环水系统”，意思是，城市居民实际上在饮用着被自己排泄物污染过的水，“自产自销”。1810年时，曼哈顿供水公司的一名主管承认，纽约市的饮用水里富含着“排泄物，还有马、牛、狗、猫的排泄物，以及其他各种腐化的液体，满满当当。”

就这样，整座城市变成霍乱的培养皿。

1832年，几乎所有纽约人都感染上了霍乱，只有那些未病死的患者幸存了下来。由于传染病，十九世纪欧美城市的人口统计特征体现为超高的死亡率，死亡人数一度超过出生人数。与此同时，新的城市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涌入，然后染病死去，尸体被抬出城市，让出空间给后来的移民者。传染病成就了城市一套效率惊人的“新陈代谢系统”。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不少作品，就在反应那时英国城市恶劣的生存环境。

他写，“我看到疾病，扮着最丑陋的面貌和骇人的身形，在每一处巷子、小路、庭院、后街和陋室——每一个有人类聚集的地方，都取得了胜利。……我看到无数人注定要走向黑暗、尘土、疫病、污秽、痛苦和早逝。”

狄更斯不仅在小说里刻画疾病，还在杂志上写文章，谈论公共卫生、环卫设施和饮水健康。这位文豪觉得，城市生活和社会结构与疾病息息相关，恶劣的生存条件让流行病得以肆虐。

出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的关切，他在公共卫生事业史上也留下了浓墨的一笔。

改变自十九世纪中叶起发生。

首先是英国，为应对流行病在城市里肆意滋生，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公共卫生机构，着手安装城市供水系统。接下来20年，伦敦铺设了约61千米的下水道，覆盖面积达259平方千米，这一工程让对霍乱等介水传染病的防控取得显著成效。

1866年，第二次霍乱疫情爆发后，纽约成立了城市公共卫生局，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城市供水和排水系统的完善。从1900年至1936年，美国城市死亡率下降了近一半，这主要幸得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让更多城市居民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如今，我们之所以在城市里过上一种清洁、体面和健康的生活，街道整洁干净，抽水厕所和下水管道把排泄物和日常生活分隔开来，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霍乱。

不仅如此，历史学家马丁·梅洛西认为，为应对霍乱建设起自来水厂和环卫系统，是城市管理部门发挥重要功用的起点。自此之后，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都借鉴了起初完善其供水排水系统的行动经验。

霍乱带来无穷的死亡，却也参与着现代社会面貌的塑造，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投射下长长的影子。

无论哪种文化语境里，人们都习惯用战争比喻疾病，将自身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称作战斗，而现代医学是武器。牺牲只是一时的，我方终究会取得胜利，不管是霍乱、新冠病毒、疟疾还是癌症——“医学终有一天会攻克癌症”，有人喊出这样的口号。

这种自命不凡的乐观主义，只是近一百年来的产物。

在现代微生物学和临床医疗体系尚未建立之前，人类将疾病视作上天降临的惩罚，是自然对生命的无情劫掠。尽管也想了各种办法去应对、诊治，常常无功而返。

当时的战场上，人类是绝对的败方。

所以，那时对人类与疾病关系的思考，大多带有宿命论的意味。疾病不仅是疼痛和机体功能的病变，还被赋予各种意义，特别是在文学里。

经典如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其中对霍乱的直接描写只有很小一部分，但霍乱作为特定的社会背景，作为对爱情的喻体，贯穿始终。霍乱会让一个人在数小时内倒地死去，生命如草芥，不值一提。这更突显阿里萨和费罗伦蒂娜跨越时间、衰老和死亡的爱情之可贵、动人。

托马斯·曼在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讲述了一位德国作家前往威尼斯度假时，迷恋上一位少年的故事。不久后，威尼斯霍乱横行，游客们纷纷逃离，但作家深陷情爱，决心为了少年留在威尼斯，结果染上霍乱，客死他乡。这位原先理性、克己、节制的作家，竟死于如此症状如此肮脏和狼狈的疾病，作者似乎想借此寓意，狂热的激情会令人堕落，彻底被情感支配是如霍乱一样的灾祸。

今时今日，霍乱仍带有某种隐喻。

由于它在人际间通过粪口传播，如今，霍乱的肆虐意味着卫生系统不健全、水源不洁净、经济不发达，和“贫穷”“落后”划上等号，比如海地、印度和阿富汗。

一些人似乎是忘记了，就在两百年前，霍乱最为猖獗的地方是巴黎、伦敦和纽约，是这些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世界上最富有和发达的城市。

世界上有太多生物医学尚未攻克的疾病，比如晚期癌症，比如埃博拉、艾滋。而在如今的技术条件下，霍乱的治疗和防控途径是相对清晰和容易的，人类有的是办法对付它。

但从“能不能”到“做不做得到”，中间又隔了很长一段路。每年，霍乱还在夺去数万人的生命，从一百五十年前的欧洲、北美，转移到了拉美、中亚。

想打赢和传染病的战役如此之难，有生物医学的武器还不够，人类更需要战略方针，需要合作、团结和彼此信任，需要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凝聚力和国际合作模式。

只是，从霍乱和新冠的流行经验看，要想构筑起这道紧密的防线，太难了。

《瘟疫与发展的悖论》.托马斯·博伊基

《流行病的故事：从霍乱到埃博拉》. 索尼娅·沙阿

《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

    编辑 | 苏米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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