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7分就能上二本”, 究竟暴露了什么问题?

（一）古代科举取士区域公平的嬗变

科举制所倡导的“无论出身，公平取人”的理念对新一轮高考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取士不问家世”的观念营造了公平竞争的氛围，让广大中小地主和寒门士子得以通过科举“学而优则仕”。

1. 最初探索：限定解额制

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而创立科举制，形成了古代科举选士制度的雏形。唐代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这一时期实行“限定解额制”，向各道州分配解试名额。“限定解额制”平衡了各地解送举人的名额，是科举制解额分配的积极尝试，是追求取士结果区域公平的最初探索。

2. 大幕开启：区域配额制

与唐代一样，宋代仍然以行政建制州为单位实行解额分配。从1009年到南宋末年，通过实行固定解额制，宋朝成功控制了不断扩张的省试规模，奠定了各路、州、军解额分配制度的基础，对完善北宋乃至整个宋代科举制具有转折性意义。宋代解额分配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是体现了相对公平的原则，二是体现了相对倾斜的原则。

经过宋、辽特别是金代科举的发展，元代科举采取种族与区域配额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进士。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后世科举取士实行区域配额制的大幕由此开启。

3. 最终确立：分省定额制

到明清时期，各项考试制度基本成型，科举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明代乡试实行名额分配制度，从一开始即明确了各地的取解名额。同时，还专门对云贵等边远地区实行照顾政策，彰显区域公平原则。1427年，南北卷制度正式实施，以制度确保名额分配的相对均衡，促进了取士名额分配的区域公平。科举名额分配制度趋于成熟，并一直延续到清代。

为了进一步缩小南北差异，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清代将科举名额平均分配到各省。通过在省内单列名额专门用于录取落后地区士子的创举，清代继承并发展了乡试分区定额政策，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区域公平，建立了历代最完善的名额分配制度。1712年，康熙废除南北卷制度，采取分省取中法，在本省定额内择佳卷录取，以此确保每个省份都能考中进士。自此，会试中的南北分卷制被分省取中制替代，而分省取中制一直影响到现行高考制度。

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应试者的机会公平。为了实现区域公平，科举名额分配从隋唐时单一地参考各地人口总数，发展到明清时参考各省总人数、考试人数以及当地经济、文化、教育发达程度等综合因素。在整个科举名额分配政策演进过程中，乡试始终坚持相对均衡的原则，体现了维护区域公平的理念。这一点在明代对云贵等边远地区实施的照顾政策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而清代在本省内部专门划出名额再定额录取的办法更是将对边疆和文化落后地区的照顾政策落到实处。在会试中，南北分卷制坚持相对平衡的原则，缩小了名额分配的区域差距，而分省取中制则大大缩小了科举大省与小省间中额机会的相对差距。二者都使南北人才的选拔名额差距较大的状况得到改善。中国科举史上关于“凭才取人”与“分区取人”的争论到后来“分区取人”占了优势，而且“分区取人”的办法还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越分越细，这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发展趋势。

虽然科举制通过区域配额让广大士子得到了“均等”机会，但其实质是皇权统治对地域政治利益的平等分配，有着时代烙印和局限性。科举考试制度连续实行了约1 300年，其解额分配制的演变史就是从重视考试公平向重视区域公平发展的历史，一直影响到近代以来高等学校区域布局和高考分省定额划线录取制度的实行。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公平的演进

了解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史对于解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高等教育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京师同文馆、南京陆军学堂、湖北武备学堂、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等共同构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以大学为名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国近代大学自诞生起就相对集中在直隶（含京师）、四川、安徽、江苏、湖南、河南等地”，这也为后来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导致入学机会区域差距大埋下了隐患。

1. 单独招考导致入学机会区域失衡

清末新式学堂的招生考试从制度上为民国推行单独招考作了铺垫。1905年，科举制废止，近代考试制度兴起。1911年前后，随着高校向北京、上海等地集中，高等教育整体偏向沿海地区发展。截至1926年，全国共有中央政府设立、管理的大学21所，其中，华北地区12所、华东地区5所、华中地区2所，西南和西北地区各1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地理分布明显失衡。

1912年，近代招考体系开始萌芽。1912—1932年，全国所有高校实行单独招考。各校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依据，多将考试地点设在北京、上海两地，虽方便了当地考生，但增加了中西部地区考生的考试成本。各高校均以所在省份生源为主，以沿江、沿海省份生源为辅，内陆、边远地区生源相对较少。1929年，北平大学只在北京和上海招考，武汉大学只在北京、上海、南京和武昌招考。因此，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沿江省份报考人数多，录取率高，而相对落后的内陆、边远省份报考人数少，录取率低，甚至某些省份的录取人数多年为0，录取不平衡现象严重，区域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明显不平等。

20世纪前半叶，国民政府为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距，实现高等教育招生区域公平，要求各校面向全国招生时，名额分配必须照顾到边远落后省份。为此，招生考试制度进行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在高等师范学校统一实施“招考划一”的特别办法，第二次是要求高校将招生名额按比例分配给各个省份。当时的教育部在第十届教育联合会上提出，国立专门以上学校实行区域配额制，将招生名额的一部分分给各省区。

这一时期，虽然国民政府于1927年起致力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同时还启动了调整系科结构的工作，体现出推进教育公平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大部分高校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份与经济发达地区，单独招考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化倾向，导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公平性问题更加严重。

2. 统一招考促进入学机会区域公平

1937年，国民政府以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三校试点“联合招考”，由此开启民国时期招考制度改革。1938年，统一招考制度正式实施。1940年，全国所有公立院校均实行“联合招考”。统一招考因考区和招生点增多而降低了报考成本，激发起内陆、边远地区考生的报考积极性，从而增加了他们上大学的机会。三年的实践证明，在解决区域公平问题上，统一招考让西部、边远省份考生的录取比例得到很大提高，有效促进了各省考生的入学机会相对均衡。1941年，统一招考受战事影响被迫停止，形成联合招考、单独招考、委托招生、成绩审查和保送免试等多种方式并存的多元招考局面。事实上，联合招考就是统考制度在特定小范围内的延续。从联合招考到确立统一招考制度，既规范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学生入学机会的区域公平”，又为现行统一高考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战前，高等教育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华北、华东地区，由于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巨大差异，内陆、边远地区的考生能够享有的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这是入学机会区域差距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抗战初期，高校大举内迁，有效改善了高等教育的地理分布格局。截至1949年，全国共有各类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223所，其中华东地区96所、西南地区42所、中南地区33所、华北地区26所、东北地区18所、西北地区8所。这一状况直接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校的地理分布，并对当前高考出现的区域公平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科举制和民国高考在选才过程中都为缩小区域差距、追求教育公平做出了努力。科举取士经历了“凭才取人”到“逐路取人”的制度变化，区域配额划分得越来越细。在民国高考制度下，高校根据各省份的经济、教育、文化水平和人口数量等因素，按比例向各省份分配名额，以维护区域公平。从历史发展看，按区域分配名额始终具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公平的审视

自1952年实施统一高考以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发展到“中央统一规划、大区负责实施”，再到现行的“统一高考、分省定额”制度，同样凸显了分区录取、弱势补偿的改革趋势。

（一）入学机会区域公平成效显著

1. “统一高考、分省定额”坚守起点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我国高等教育生源总体上规模小，区域分布不平衡。1950年，“高等学校招生由各大行政区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的联合或统一招生，并允许各校自行招生”。1951年，各大行政区分别在适当地点争取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统一或联合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日期。1952年，高校非特殊原因一律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现代考试史上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基本成型。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统一内容、统一计划、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等措施有效解决了高校生源区域分布不均的问题。1958年改为单独招考和部分高校联合招考的模式，1959年又恢复为全国统一高考，并开始由学校以省份为单位分配招生名额，即实行分省定额制度。1977年恢复高考，次年，《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要求“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得以再次正式确立下来，并沿用至今。“统一高考、分省定额”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确保了起点公平。

2. “弱势补偿”助推入学机会区域公平

针对我国东西部、城乡间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以区域划分为基础的配额制是应对招生时各区域基础教育水平和教育资源差距大等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弱势地区考生通过分省份配额获得合理的招生名额是保障当地考生入学机会平等的有效方式。近年来，“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和“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等补偿性照顾政策的实行，确保了中西部地区高考录取人数的年平均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录取率持续提高。据不完全统计，2008—2013年，“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招生规模从3.5万人扩大到18.5万人，有力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补偿性计划缩小了区域高考录取率差距，增加了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区域和城乡入学机会公平。

同时，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高考实施的少数民族照顾政策历经了从宽录取、优先录取到加（降）分录取的变革。从2003年起，中东部地区的部分重点高校扩大了对西部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少数民族学生的招生规模，通过开设民族预科班和内地西藏班、新疆班等，持续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考录取率，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入学机会的区域公平。

（二）优质大学入学机会区域公平任重道远

虽然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招生计划的年均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高考录取率连年上涨，但是招生计划增量却主要集中于高职高专层次，高考录取率已经无法体现入学机会的区域失衡。教育部所属的全国性重点大学是优质高等教育的代表，但这类学校却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地区间的平等问题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中更为突出的一个新问题。截至2021年，全国共有教育部部属院校75所，其中，京、津、沪三地就有34所，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河南、河北、江西、山西、云南、贵州、广西、海南13个省份却为0。2016年，北京市高考录取率是91%，其中一本录取率为30.53%，贵州省高考录取率虽达到87.24%，但一本录取率仅为14.77%；北京市考生能被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录取的机会是1.023%，贵州省考生却只有0.034%。表1展示了2017年全国各省份优质大学上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