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陈志武：这个时代的必修课，规避风险

“如果是几年前在中国讲控制风险、管理风险，没有人会听，但是今天风险不仅是一个现实，也是直接摆在面前的挑战。”

“前几年是经济的野蛮增长期，赚钱比较容易，大家关注的是生产力和增长，而不在意风险。但是一旦风险事件把生活打入非常态，人们将面临着严峻的后果。”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今天的课程中一针见血地发出提醒。

前段时间，全中国都在汹涌地怀念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而现在面对疫情一轮又一轮的蔓延，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生活的要义。

原来风险与我们如此之近，如何重拾安全稳定的生活成为每个人的必修课。

今天早上9：00，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老师做客混沌，带来课程《与风险共存：文明，商业与创新》。

为什么必须是陈志武老师来讲这堂课？

陈志武老师是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耶鲁大学原金融学终身教授，授课风格通俗易懂。同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定会让你恍然大悟，惊叹人类生活之奇妙。

最重要的是，当你能用经济学的视野思考日常生活的中的大事小情，可能就会比一般人更懂得如何理财，如何避险。尤其是课程末尾的个人应对措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绝对不容错过！

混沌君将新鲜出炉的课程笔记分享给大家。（注：本文仅为部分内容，完整版课程就在混沌app）。

授课老师 | 陈志武 著名经济学家

编辑 | 混沌商业研究团队

支持 | 混沌前沿课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商业的文明价值：人类何以战胜风险”。从风险的角度重新解读、梳理人类文明化发展的历程。

按照冯仑的说法，前几年是经济的野蛮增长期，赚钱比较容易，大家关注的是生产力和增长，而不在意风险。但是最近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一旦风险事件把生活打入非常态，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冲击。整个社会各个层面都应该思考，究竟该如何应对风险。

从生产力角度看历史会有哪些问题？

以前大多数的学者，特别是历史学者、经济学家、文明史学者，都喜欢从生产力的角度理解人类社会如何发展到今天。

但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梳理会带来一些问题，先举几个简单的案例。

第一个例子是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问主要从物质生产能力的角度对比中国和西方，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

李约瑟的第一个问题是，从春秋战国到宋朝，中国有很多发明，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把发明转变成能够提升物质生产能力的技术产品？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宋代以后中国人甚至失去了发明的兴趣？

第二个例子可能比李约瑟之问更令人吃惊。2013年清华举办第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邀请了很多学者讲授如何利用量化的方法研究历史。其中一个教授叫做克拉克，他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件事情值得研究，那便是工业革命。从中国人的视角看历史，2000多年前汉朝建立，汉朝覆灭后是隋朝，接着过渡到唐、宋、明、清。

但在克拉克教授看来，这些历史细节没有任何意义，他认为，如果以公元前1000年作为起点，一直到1800年工业革命初期，这将近3000年的时间里，人类的人均年收入基本没有变化。直到1800年以后，每年的全球人均收入才开始腾飞。

因此克拉克教授认为，按照物质生产能力衡量，人类在工业革命前的3000年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贡献。而如果将生产力作为判断人类进步的唯一标准，儒家文化、印度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出现和发展都没有意义。

最后一个例子，1990年代后期UCLA的教授戴蒙德出版了一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是过去几十年里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他认为定居农耕的发明是人类至今所犯的最大错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纠正。

他认为人类农耕文明时期的劳动生产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比如在原始狩猎社会，男人的平均身高大约是一米七六，而定居农耕之后男人的平均身高下降至一米六左右。女人的平均身高由一米六六下降到一米五以下。

这是因为农耕社会种田工序复杂，需要翻土、播种、拔苗、插秧等。但原始社会的人只需要寻找自然界的蔬菜水果，直接获取。原始人一星期只需要工作18个小时，而农耕社会的农民，在机械化之前每周要劳作七天。农耕社会一年创造的物质产出相对于原始社会大幅下降，所以从物质生产能力角度出发，定居农耕的发明是一种倒退。

可以看出，如果将生产力作为判断人类社会是否发展的标准，得出的结论大都是负面的，否定了人类的发明，如宗教和文化的价值。然而如果换个角度，便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

• 战争死亡率下降1500倍

原始社会时期，全球每年10万人里有525人死于战争；到了16世纪，10万人里大概250人死于战争；到了21世纪，这个数字变成了0.3。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的战争死亡率下降了1500倍左右，这种进步非常了不起，但不能通过生产力这一指标看出。

• 一般的暴力死亡率下降800倍

除此之外，一般的暴力水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的暴力死亡率下降了800倍左右。到今天，许多暴力现象消失，或已大大减少，人们对暴力的容忍度大大下降。

文明在战胜野蛮。

为什么要从风险应对力解读文明史？

基于此，除了生产力，第二个判断人类是否进步的指标是风险应对力——我们如何从风险的角度重新梳理、解读人类文明化的进程，包括将不同文明进行对比。

首先，风险指所有把我们的生活打入非正常状态、威胁我们生存的事件。人的生活可以分成两种形态，一种是常态的生活，另一种是非常态的生活。我们以前关注的是通过科学和技术提升物质生产能力、提升对生产力的需要，这是常态。即使已经拥有特斯拉，还想要宾利，锦上添花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能力的提升获得。

但非常态下的生存需要是完全不同的，不管是宾利，还是宝马，都和废铁一样，没有任何意义。此时，生活的挑战极为严峻。

因此，当风险事件把我们的生活带入非常态，为了活下去，人们在采取合法的方式求活路无果之后，会被逼上行暴之路，抢劫、凶杀，甚至是发动战争。因此，对于人类社会，一直到1800年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最主要的诉求是让生活更加安全。

这就是为什么避险的需求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最主要的动力。这也是为什么，与其说文明发展史是一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历史，不如说是人类与风险博弈、不断提升风险应对力的历史。

这里我将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前面说到李约瑟之问，也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西方。

孔子在《论语》里面讲过的一句话：“不患贫而患不安”，意思是物质产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是否有安全感，我们是否把生老病死的挑战和风险都解决妥当，是否能够一直保持安全、不被别人侵犯，安稳地生活。

为什么孔子会把风险和稳定放在那么高的位置？

春秋时期，中国有将近100个不同的小国家，这些国家总是打来打去。在孔子看来，到处都是暴力和战争，所以稳定、安全的生活，才是首先要解决的挑战。因此儒家最看重的是解决风险挑战、生活安全的问题，而不是物质产出多少。

李约瑟以及很多受工业革命影响的西方学者，把生产力作为判断进步的标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社会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从避险角度看，人类都做了哪些创举和创新呢？

• 定居农耕的发明与避险

从规避风险的角度去解读，定居农耕的发明能提升人的风险应对能力，特别是应对气候风险、季节性变化风险的能力。如果靠游牧狩猎的方式生活，万物都埋在雪地下，人应该如何过冬呢？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选择定居，通过储备食物准备过冬。

• 城市、国家的发明与避险

举一个例子。中国第一个朝代是夏朝，禹是夏朝的国王，那禹为什么要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呢？如果大禹治水是夏朝成立的根本原因，那么中国第一个国家也是由风险的挑战带来的。

• 婚姻、家庭的起源与避险

人类婚姻的起源、家庭的起源、宗族的起源和发展，都可以从风险的角度进行解释。中国人总说养儿防老，防的是什么？老了以后面临的生存挑战。我原来研究股票、资本市场、基金、保险等金融市场产品，发现这些产品跟养儿防老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金融产品，另一个是具体的人。养儿防老就是把儿子、女儿看成基金、股票、债券、保险等不同的金融投资。

过去我们背诵《三字经》，接受三纲五常，这些文化规范的要求是为了保障养儿防老的体系，养儿防老之前，当然需要男女结婚、生儿育女。从这种意义上，婚姻的出现和发明源于风险，婚姻更能够发挥男人、女人的优势，保障人类在未来面对暴力、战争、瘟疫的挑战时，以大家庭的方式更好地规避风险挑战，增强安全感。

另一个是印度的例子，几位教授发现，在印度农村的父母喜欢让女儿外嫁，嫁得越远的家庭，在碰到灾害冲击的时候，生活受到的冲击会越小。这两个地方同时遭遇水灾、旱灾的概率非常低。这样在应对灾难时，双方可以互相支持。

这便是婚姻的来源。人类的婚姻根本上不是为了给爱情找到落脚的地方，中文里“爱情”一词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才引入的浪漫含义。那么如何解释牛郎织女这些爱情故事呢？之所以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流传至今，恰恰说明真实的生活里没有爱情，也说明爱情并不是人们生活的常态，更不是古代中国社会婚姻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不想要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呢？为什么会接受包办婚姻呢？原来的婚姻不是为了爱情做准备，而是作为家庭的投资、养儿防老的回报。因此，我们可以从规避风险的角度来理解我们所熟悉的婚姻、家庭、宗族、风俗习惯、社会组织等概念。

这些创举、创新可能对于物质生产能力总体上没有带来太大的贡献，但是它可以让社会上的人通过风险互助，让大家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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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商业：商业的避险价值

先从一个现象开始进入这个话题。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社会商人和商业备受贬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孔子的态度有关。

孔子在《论语》里多次谈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义以为质”等。这些都强调不能靠货币化、逐利的商人提供交易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风险互助和资源共享，而是要基于义来实现。当然孔子讲的义主要是基于三纲五常、血缘关系、辈分、年龄、性别等维度。

在孔子和其他的儒家学人看来，商人的目的是逐利，不能鼓励，甚至要极力贬低商人的行为，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商人没办法抬起头来。

从风险的角度讲，商业市场对于社会的贡献在于商人承担风险，以便帮助社会分散风险。做公司要把资源、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企业里面。假如企业做金融放贷，把自己甚至亲戚的本钱汇集起来，冒了很大的风险，也背负着自己名声，但是让无家可归的人能借到钱并活下去，实际上是将风险转移到了自己身上。按照经济学的常理，应该得到一些报酬。

我们可以举例来了解作为商人、企业家在社会中的民生和道德地位，及其应得的社会尊重。

南美洲亚马逊雨林有一个土著社会叫做齐内曼，齐内曼人有好多个不同的部落。人类学者深入其中进行了几十年的跟踪研究，结果发现，离商业市场越近的齐内曼人，生活饱一顿饿一顿的波动性就更少，他们的身体质量指数对于收入的弹性就更低。通过与市场交易，他们在物质短缺的时候换到吃的东西；在物质盈余时，换成黄金、银子等。

商业市场对于南美洲土著居民应对风险能力的提升有非常积极的价值。

商业交易降低生存风险。商业市场发达的地方，即使发生灾难，暴力死亡率和一般的暴力发生率都不会出现急剧上升。

金融市场的避险更为直接

近代人类社会另外一个大的创举：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避险能力比商业市场、婚姻家庭更精准、效率更高。

金融就是跨期价值交换，涉及到今天和明天、明天和后天，不同时间点之间人与人之间进行重新配置的交易。所以金融自始就具备的功能是帮助买卖金融产品的人更好地安排生老病死。因此金融工具是人类应对风险挑战最理想、最精准的工具。

举一个关于金融的例子。1845—1850年，爱尔兰发生了一次大饥荒，一种病菌造成了爱尔兰人主要的粮食来源马铃薯致病。5年间，爱尔兰人口减少了1/4。

当时爱尔兰有300家左右的小额贷款公司，大多数贷款利率都很高。研究发现虽然贷款的金额很小，贷款的期限也未必很长，但对于当时的爱尔兰人是雪中送炭，让他们可以购买种子、养猪等等，得以生存下去。

后来有研究发现，有贷款机构经营的地区比起没有小额贷款服务的地区，在饥荒的5年里，人口的下降幅度减少40%左右；所养家禽数平均多40%-60%，每家养猪数高一倍多。

所以小额贷款机构能帮助灾民尽快恢复生产，起到“解燃眉之急”。

当今人类社会面对的风险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全球范围内通过过去几千年，特别是最近的几百年发明很多的创举，把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所面对的旱灾、水灾等自然灾害风险基本解决。但是在解决自然风险挑战的过程中，或者是这些解决方法，又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人为风险。

如今人类社会更多地面临的是人造风险的挑战，而不再是自然风险的挑战。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长期风险增加

我们解决风险挑战的能力越来越强，几乎所有出生的小孩都能够在地球上存活。70多亿人每天都要吃饭，这给地球带来气候变化、粮食挑战等问题，由此产生地缘政治冲突这样的长期风险。同时，人口密度的上升使得很多病毒传染的能力大大提升，这也是人们面对的一种长期风险。

• 周期性风险增加

这些风险经常给很多人的生存带来挑战，比如荷兰的郁金香泡沫、英国的南海泡沫风险、美国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等，都是非常熟悉的话题。

为什么我们可以把原来困扰社会的自然灾害风险解决好，但是解决的过程中又制造出很多人造风险，有没有办法把新的人造风险也连根除掉呢？这很难做到。

人类为了应对风险发明的三个工具

为了理解背后的困难，我将简单介绍人类最近150年发明出的三驾马车——福利国家、货币国家、财政国家，它对于解决自然灾害，甚至一些人造风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三个概念。

• 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在欧洲、美国、日本发挥的作用很大。19世纪后期，由德国的俾斯麦真正地发明了现代的福利国家。

在此之前没有真正的福利国家，是因为在定居农耕社会，人类靠种田为生，只要有双手和土地，就可以自己种粮食、养禽畜，所以不存在失业问题。但工业革命以后，很多人变成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如果工厂倒闭，失业大军就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暴力、社会动乱都有可能出现。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就业方式，也造成了失业现象，同时影响了政府的福利政策。

公司是否倒闭可能和公司员工的能力没关系，这时就出现了道义上的挑战。在欧洲人看来，政府要承担责任，提供相应的失业福利、失业保障、养老福利等。因此福利国家的诞生，有它存在的道理。

• 货币国家

货币国家，指的是中央银行。原来的人类社会没有金融这种精准的避险工具，也没有发达的商业市场，但同时也有好处，没有产业危机、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

工业革命以后，到19世纪中期，欧美的金融市场发达起来，也同时带来了金融危机，如银行挤兑和其他金融风险。1873年英国的白芝浩提出一个理论，他认为英格兰银行必须按照中央银行行事、选择政策。

中央银行最主要的定位是最后贷款人，当整个金融市场发生恐慌，没有金融机构、银行或投资者愿意冒着风险放贷时，中央银行应该放贷，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货币，让金融市场稳定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各个国家发行大量的流动性货币。新冠病毒让很多企业关门，股票、债券和其他的金融产品价格大跌，在银行、金融机构恐慌的时候，各个国家的央行就应该通过放水将市场稳住。这也是美联储迅速把利息降到零的原因。

• 财政国家

第三架马车是财政国家，通过国家的财政干预稳定经济。凯恩斯推出的积极财政是通过政府干预经济，其最主要的理论解释是，私人部门，包括企业、个人和家庭，对产品的总需求不足时，社会会出现大量失业。

此时政府必须站出来，作为最大的消费者和投资者，新建基础设施项目，如桥梁、铁路、公路、大楼等，积极地增加政府的需求以弥补私人部门总需求的下降，使经济稳定。这一逻辑在二战以后，变成各个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

因此，国家通过这三种方式将诸如新冠病毒这样的风险挑战，压缩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今天三驾马车的使用太频繁，导致产生出了哪些具体的问题？

我们正处于全周期危机的新阶段，这一次的全球挑战，与历史上哪个时期的经历类似？

今年，地缘政治冲突的爆发，显示了怎样的周期的变革特征？

答案都在本次课程中，请扫描海报下方二维码，完整版课程就在混沌app。

面对风险，我们应该怎么办？

根据考古学者的研究，人类自1万多年前的狩猎采集，进入半定居农耕社会，再进入完全的定居农耕，直到发达定居农耕，一次次技术变革都让人类社会的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等不平上升。

这是因为每次技术变革都让有特殊才华的人赚钱致富的潜力以新的方式发挥出来。遗憾的是，上帝创造的人里大多数都很平庸，这些平庸的人对新的技术不一定有很大兴趣，更不会利用新技术将发财致富的潜力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因此，越是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越让有特殊才华的极少数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数量级提升很多。全球化在过去40几年，给很多人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会，但是美国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的很多老百姓，不太可能离开广阔的农场，到中国来做生意。

所以全球化带来的新机会，只会留给高盛、摩根斯坦利、谷歌、沃尔玛的那些精英。因此每一轮的新技术和全球化市场范围的扩大，都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增加。

既然每次技术变革都使得财富差距、收入差距上升，社会的不平等增加，那么是否有办法让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下降呢？

面对生活中的风险，个人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如何配置自己的资产，收获一份安全感？

面对发展中的风险，企业应该怎么办？企业要做出哪些提前布局的考量，度过动荡的时代？

与你息息相关的详细答案，

陈志武老师都在课程中做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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