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险中拯救文明——读陈志武教授的《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史》

《文明的逻辑》，作者: 陈志武，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22年3月

陈志武教授多年从事金融学和金融史的研究，从金融机制创新的角度，发现了人类应对风险机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性。以往比较流行的观念，是以生产率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尺。陈志武教授的新作《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史》的贡献在于纠正这种传统的文明史观，在生产率之外，增加了一把尺子，即“人类风险应对力”。他以“风险应对力”概念为基石，系统地阐述了风险应对力对人类文明的价值。根据他的解释，文明主要是对两种挑战的反应：生产率低、风险应对能力差。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仅依靠生产力的提高，还依赖于风险应对能力的提高。迷信、家庭和家族、宗教、社会组织、商业和金融市场、国家等，都是人们应对风险挑战而发明的。应对风险的文化、组织和制度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也是衡量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在历史的长河中，风险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剂。

这个理论框架有很强的解释力。的确，人类进入文明及文明的进步，其基本动力就是应对生存挑战。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最早系统地论证了这个“挑战—应战”的模式。这个生存挑战有常态的，有非常态的，风险就是非常态的，这是更极端的挑战。正是这样的挑战，也会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人类创造的潜能，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陈志武教授对人类应对风险的诸种创造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揭示了其应对风险的价值。这是非常新颖的历史研究。以往的文明史研究主要侧重于人类从向前发展中获得了什么，陈志武教授告诉我们，由于避险文化机制的发明，“风险应对力”的发展，人类避免了什么？避免了在灾害来临时，个人和家庭的生存陷入绝境、社会陷入混乱和自相残杀、人类发生文明倒退甚至种族灭绝。

所以，应对风险，就是保住某种生存底线，这的确是衡量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我相信，本书出版后，“风险应对力”就会成为学者们思考人类文明史无法回避的概念。

陈志武教授这部奠基性著作非常厚重，令人醒脑的精彩论述随处可见。我这里要谈的，是读过此书后的一些收获和引发的一些思考。

在对文明推动力的各种解释中，“唯生产率论”比较流行。陈志武教授对这种理论的批驳是比较有力的。大量的研究证明，工业革命前三千年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非常有限（格里高利•克拉克），甚至农业代替采集和渔猎经济，都被有的学者怀疑是个灾难性的倒退（贾雷德•戴蒙德）。但在这期间，文明肯定是有进步的。陈志武教授提出，人类在各种应对风险挑战中的创新，包括迷信、家庭、家族、金融市场、国家等，提高了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对文明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按他的解释，这些文化、组织和制度的出现，主要是人类出于避险的需要而创造的，也承担了应对风险的职能。他的皇皇大作对此做出了系统地阐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

不过，我以为，尽管唯生产率论难以成立，但生产率的提高肯定是推动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衡量文明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它错在一个“唯”字。我读完陈著想到的问题是，人类应对风险挑战的创新，即“风险应对力”，如果从整体上评估其分量，能否能够与生产率并行？成为“唯二”的文明动力的尺度？

在我看来，陈志武教授对唯生产率论的批评，仍然是经济学家内部吵架。他讲的风险也主要是经济风险，暴力和战争是作为经济风险的次生灾害出现的。他的“风险应对力”理论与“唯生产率论”，都属于考察文明史的经济视角。这是它们的长处，也是其共同的局限。人类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整体，任何视角的考察总会留下盲区。

《告别施舍》[英] 格里高利·克拉克 译者: 洪世民 版本：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比如作为文明重要标志的人性的进步就很难从经济视角做出充分解释。人的心性如何由野蛮变得文明？由前现代到现代，关于人的观念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关，也有应对风险的成本收益方面的考量，生活富足安定使人的心性向善，反之则使人性中自私和暴力的一面失控，但它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进程。在我看来，现代社会的人道化源于现代西方文明，现代西方文明则孕育于基督教，而基督教又植根于悠久的中东文明。历史上一神教的出现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而两千年前耶稣的布道可能是第二个关键节点，它带来一场一直发展到现代的价值革命，即关于人的观念的革命。这场革命并没有立刻产生重大的世俗效果，但它植下了现代关于人的观念的种子。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也有类似的观念变革，但孕育了现代观念的是基督教。这个进步用劳动生产率因素很难解释，因为在工业革命前的两千多年，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是有限的，同样，应对风险机制与人们价值观念的变革也很难建立起有效的联系，从而对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观念进步作出解释。

作为文化认同最大单元的文明如同人一样，是有个性的，由此形成文明的不同类型。以现代文明为标准，在不同类型的文明中，也能分出文明品质的差别。

陈志武教授的论证侧重于文明的共性，特别是农业文明的共性。我觉得，如果进一步研究，还应该关注文明的个性，引入比较文明的视角。仅仅论述各文明都建立了某种组织和制度来应对某种风险是不够的，人类应对风险的挑战采取了不同的路线或模式，有文明与野蛮、明智与愚蠢、远见与短见、成功与失败之分。由此影响到文明的品质。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应对风险的个人主义模式和集体主义模式的分野。陈著广泛论及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应对风险的不同机制，但基本上止于具体的、表面的差异，没有从文明类型的角度从整体上理解他们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无疑，古代世界普遍都是集体主义模式，但是，西方文明却从中探索出一种个人主义的路径，沿这个方向走向了现代文明。

人类应对风险的一般模式是利用集体的力量应对和分担风险，个人要为集体做出牺牲。但这种牺牲并不平等，一般是女人为男人牺牲、孩子为父母牺牲、青年为老年牺牲、地位低的为地位高的牺牲……

这种模式会压制个人、牺牲社会的活力和个人的创造性，如果走到极端，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风险，甚至带来更大的风险。从经济后果上来说，就是长期走不出匮乏的状态，陷入严重风险频发与极端应对风险模式的死循环。现代文明之所以形成，正是突破那些在古代占统治地位的集体主义机制的结果。它承认个人、解放个人、发展个人，在个人与整体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从而在应对风险时，既能调动整体的力量，同时没有过分压制和牺牲个人，反倒激励了社会发展的动力。陈志武教授在书中充分论证的现代金融和市场机制，就是这种基于个人主义精神的风险应对模式。它之所以形成于西方，正是基督教孕育的个人主义精神的产物。

陈志武教授在解释儒家文化应对风险的模式是否阻碍了进步的问题时，将其与儒家文化影响较小的地区进行比较，证明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经济更稳定、更发达。可是，这种比较的视野局限于中华文明内部，这是有问题的。如果进行跨文明的比较，看到的情景可能有所不同。儒家文明可能比它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更成功，也比世界上某些文明，比如印加文明、玛雅文明更成功，但与西方文明比较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中西文明在古代孰优孰劣，人们的评价分歧甚大，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中华文明或许在某些领域有优势，全面的优势是不存在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人为灾难是非常严重和频繁的，比如周期性爆发的全国性战乱，由此造成的惊人的破坏和人口损失，是世界上罕见的。我们还知道，是西方率先进入了现代文明。对于西方为何率先进入现代文明，史学界历来有“长期注定”和“短期偶然”的争论。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容易接受后者，陈著中一再引用的加州学派特别是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就是典型。的确，工业革命前数千年，人类停留在农业技术阶段，仅在经济或劳动生产率领域考察，很难发现太大的差别。大分流理论由于局限于经济领域，忽略了文明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对为何出现大分流的解释是非常苍白的。如果我们从总体上考察文明史，特别是把握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要素，“长期注定”说才更令人信服。它意味着，西方文明率先进入现代的根源，深深地扎根于其历史传统中。

《现代世界的诞生》 作者：[英] 艾伦·麦克法兰 译者：管可秾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当代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曾经描述过，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几百年即开始了一场“消费革命”（Consumer Revolution）。英国人在住房、衣服、饮食、休闲等方面，几乎达到了现代的消费水平。比如那时他们不再喝水，喝啤酒和麦芽酒消费了他们谷物总产量的一半。（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章。）这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英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于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精神、混合政体、基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法治、对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保障、市民社会的发育、语言、两性关系和家族模式、财产继承制度、技术创新等，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其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最重要的是，它“成功地保持了国家需求、教会需求、家庭需求、经济需求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从麦克法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窥见领先进入现代文明的英国模式的堂奥，即在满足整体需要的同时，尽可能解放和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这也是西方应对风险的现代模式的独特和成功之处。

作为研究文明的著作，其基本价值取向当然是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应对风险机制也因其对文明进步的正面作用而得到肯定。陈志武教授说，“文明最终还是战胜野蛮”，从人类文明进化的总体趋势看，这个论断符合历史，不过也有许多例外。历史上，文明的发展一直是不平衡的，这就出现发展程度不同的文明社会甚至野蛮社会并存的局面，发展水平高的文明常被发展水平低的文明甚至野蛮社会所征服，甚至毁灭。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都曾被北方野蛮民族所征服，中国中原地区发达的农业文明常被北方较落后的野蛮民族所征服。文明不敌野蛮、被野蛮所征服的事例史不绝书。

《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复兴》丛日云/主编 版本：东方出版社 2018年11月

文明为什么不敌野蛮呢？文明意味着人类能力的提高和心性的文明化，应对风险机制属于能力提高的范畴。前者使文明人高于野蛮人，后者却往往使其不敌野蛮人。文明人类应对风险比较成功，形成比较富足、安逸和精致文雅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相对安全的环境促使人类的心性变得仁慈柔软，反倒容易被仍保持着野性和高强度暴力文化的野蛮民族所征服。吊诡的是，文明社会减少暴力和战争的因素，同时也可能是使其在战争中或暴力竞争中不利的因素；文明人减少内部风险的努力和成功，可能会削弱其应对外部暴力风险的能力。如果野蛮人在与文明人交流和交往的过程中，在能力方面缩小了与文明人的差距，但仍然保留着野蛮的心性，就有可能征服文明人。

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不仅要追求和推动社会文明化，还要关注文明社会如何与野蛮社会相处，还要保持捍卫文明的意志和手段。这对当今文明世界尤其重要。

这是陈著最后一句话留给我们的思考。

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文明的阶段性差异，即原始人类、古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后现代文明的差异，我们看到，陈著关注的是前现代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前现代与现代的本质性区分关注的不够，对当代即西方的后现代文明面临的新问题主要是提出一个开放性课题，留给人们思考。

现代文明的形成，比较成功的应对了传统风险的挑战，对此陈志武教授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前现代是匮乏社会，后现代已经是丰裕社会，经过现代文明的发展，前现代生产率低下和物质匮乏带来的生存和安全风险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看起来，由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的转变，社会更富足、更安全了，但它又产生了新的风险，其实，后现代文明变得更脆弱了。文明的毁灭以及前文谈到的文明被野蛮所征服的历史还有可能重演。

应对风险机制的发展，反倒使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退化，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现代文明应对风险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福利国家（及货币国家和财政国家）。但陈志武教授也指出，福利国家应对风险而生，但它又带来新的风险，这形成一种循环。陈著在最后一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现代应对风险机制在成功地应对传统风险后，使传统应对风险机制受到削弱，从而产生了新的风险。他最后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应对风险，当代发达国家将资源和权力更多地集中于政府之手，这对人类文明化进程和应对风险的能力，是福是祸？

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觉得可以用中国哲人老子的话来回答：“福兮祸所伏”。福利国家是无数人的福音，但它也潜伏着祸患。当发达国家将福利国家无止境地向前推进的时候，祸便成为主要的后果。

第一，它使个人过度依赖国家，个人责任感和抗风险能力下降。人被像宠物一样养起来，削弱了其独立生存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二，削弱了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动力。风险本身形成生存压力，从而成为创造财富的动力。过度的安全保障，使创造财富和应对风险的动力下降，最终会使国家的应对风险机制成为无源之水。

第三，国家大包大揽，使传统的民间应对风险的组织机制解体甚至消失。陈志武教授所论述的人类传统的应对风险机制，迷信、宗教、家庭和家族、金融市场等，几乎都由于福利国家的兴起而被严重削弱甚至瓦解。许多研究证明，西方社会家庭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福利国家。这样，福利国家侵蚀了应对风险的社会和民间组织以及市场的空间，事实上降低了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四，出现严重的搭便车现象，使社会的惰性因素在积累和成长。在全球化背景下，搭便车的不仅是本国人，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第五，导致政府功能膨胀，社会不堪重负。政府无限地回应风险需求，成为万能政府，包揽和干预一切。它不仅成为社会沉重负担，还因其低能低效而带来新的风险。当一切都仰赖政府的时候，当政府失职（必然会出现）时，灾难就来临了。

后现代社会比以往更为和平。在发达国家内部暴力水平明显下降，发生严重暴力和战争的风险在降低。他们大部分已经废除了死刑，其余的也接近于废除死刑，相互发生战争也几乎不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便告别了暴力与战争的威胁，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单纯由后现代族群和国家组成的。

后现代国家内部面临恐怖袭击和移民潮带来的族群冲突的新风险，外部面临与前现代和准现代国家相处而产生的战争风险，但因其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使其应对这种风险时处于被动地位。当代政治文化研究专家英格尔哈特的研究证明，国家越发达，战争意愿越低，反之，国家发展水平越低，战争意愿越强。所以，今后不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是落后就会打人。根据他的“修正的现代化理论”，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而是经济发展解决了匮乏问题，带来生存安全。在富足和生存无忧的条件下生长的一代人，视生活富足和安全为理所当然，于是改变了价值排序，降低了安全、秩序、国家和和国防的价值，将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幸福置于首要位置。一般说来，前现代国家战争意愿很强，但战争能力很弱；后现代国家战争意愿很弱，但战争能力超强；现代国家战争意愿较强，战争能力也较强；而半现代或准现代国家往往会将现代战争手段与具有前现代特点的战争意愿和野蛮心性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国家战争意愿和意志太低，反倒会增加战争的风险。战争手段超强使其掌握了战争能力的碾轧式的优势，但仅靠这一点不一定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现代文明特别是后现代文明突出的竞争优势是不可否认的，但它也有明显的阿喀琉斯之踵。它仍然有被半现代和前现代力量所瓦解、溶解和征服的可能性。它提醒人们，后现代文明不应追求绝对安全的乌托邦，而要让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并且增强个人应对风险的能力；要维护和发展社会的自主性，使社会本身具有应对风险的机制，避免政府的大包大揽；它在发展文明的同时，还要保持捍卫文明的意志和手段。这才能真正应对风险，维护人类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