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哪，我自己就是大人！”的时刻来临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329 篇文章

1994 年的夏天，我接到了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电话。

当年的 6 月初，我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接下来，我又用了 7 周时间，紧锣密鼓地准备加利福尼亚州律师执业考试，这可是我一生中参加过的最难的一次考试。

同年 8 月，考试一结束，我就和我的丈夫丹一起，把之前在坎布里奇公寓里的一大堆东西统统装箱运往加利福尼亚州。我在加利福尼亚州谋到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职位，需要 10 月到岗。打包行李很是乏味，我们干得手忙脚乱。在波士顿这么久，我俩一直住不习惯，所以总想着回到加利福尼亚州，难免归心似箭。当年我们在那里相遇相知，爱上了彼此，也就对那里爱屋及乌了。

我俩婚后的第一个居所就是坎布里奇公寓，可“已婚夫妇”这个概念对我们而言其实并没多大意义，因为在结婚前，我们已经同居了几年。老一辈却总爱强调：“你们现在可是结了婚的人啦！”好像一个仪式就改变了我俩之间的一切似的。结婚在我俩眼中，只导致了一点不同：别人会因此将我们绑定，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是不同人种间的结合，而彼时又是 20 世纪 90 年代，所以人们的目光会再多一分异样。这意味着我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他真是我老公。”而丹有可能以他更温和的态度讲：“啊，没错，我俩是一块儿的，这位是我的妻子。”结婚也意味着我俩一起回我家时，我的母亲终于能允许我们睡一屋。

终于，在 1994 年 8 月，向搬家货车司机挥手作别后，丹和我在空荡荡的公寓中度过了最后一晚，随后登上了一架从波士顿飞往科德角附近的玛莎葡萄园岛的小飞机，去拜访住在那里的刚退休的父母。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他们一直在纽约过着忙忙叨叨的日子，直到我 72 岁的父亲被诊断出患有转移性前列腺癌。这个年龄查出来这种病，往往意味着癌症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后面几年，他一开始的状态还不错，但到了 1994 年，每天奔波于大城市的日子已经让他很是疲惫。因为不知人生路还剩下多少能走，他和我母亲毅然决定把那些所谓的重要工作与繁忙日程全然抛下。他们卖掉纽约的居所，在玛莎葡萄园岛上靠近塔什穆湖的林地中买下了一栋特别棒的房子。他们隐居的房子就在泥土路旁的树林中，老两口养养花、种种菜、喂喂鸟，晚上就窝在躺椅上，父亲看看球赛，母亲玩玩填字游戏。

我们的行李正在大货车上横跨全国，而丹和我就躲在这个世外桃源。我们白天跟父母一起出门，在橡树崖、奇尔马克镇和岛上其他古色古香的小镇里闲逛。到了晚上，每天都能享受到母亲做的拿手家常菜，还能全家人一起看电视，随后就是整夜的安眠。那段日子不仅是和父母共度的美好时光，还让我能以更冷静的状态去面对父亲来日无多的事实。

在父母家的客房里，我和丹紧紧依偎在一起，都不作声，很快就能进入梦乡。有一天晚上，我们突发奇想，如果我们在这个岛上一起过着慢节奏的生活，会怎样？丹什么都能干。他既博学多才，又与人为善，还是个能工巧匠。而我作为一个更爱与人打交道的热心肠，可能会去海滩卖卖炸蛤蜊或者 T 恤。随后，我们的思绪进一步飘远。也许，我们该开家小旅馆，接待夏天来这里度假的游客，在另外 8 个月的淡季中，我们就好好放松，过那种慢节奏的生活。但我们总是以一声带着渴望的叹息结束话题。当时的丹 25 岁，我 26 岁，又刚从数一数二的法学院毕业，慢节奏似乎不太适合我们当时的年龄与人生阶段。

如今回顾起来，我想说，刚刚搬离波士顿，就在我父母的退休生活中着陆，时机着实不对。虽说我们与这种生活的交集并非昙花一现，法学院的求学生涯也只是一段生命旅程，丹和我当时设想的生活始于加利福尼亚州，而且注定要终于那里，我俩对此深信不疑，可我俩当时毕竟只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贸然冲进自己余生的广袤风景。父亲的健康状况，应该改变不了我们自己的生活，不是吗？

如果你发觉，我在回忆往昔时有那么一丝遗憾，那很可能的确如此。今天的父母与他们成年的子女更可能拥有亲密的关系，而且是那种时常联系，总有挂念的亲密。但在我成长的年代，年轻人远离家庭可太常见了。事实上，我父母和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之间也都如此。除此之外，我在童年时期跟着父母搬过 7 次家，上大学的时候他们还搬过一次，这之后才最终搬到玛莎葡萄园岛。我曾想在加利福尼亚州扎下根来，不想再过漂泊的生活了。

在离开玛莎葡萄园岛飞往加利福尼亚州之前的某个晚上，我决定在晚餐前检查一下自己的语音信箱。我收到一条来自搬家公司的留言，让我赶快回电。我把电话打过去，又把名字报给接线员。当她把我的电话转出时，我不禁玩味起我的“奇葩”新姓氏。我和丹·海姆斯一起给我俩编了个新的连词姓氏“利思科特-海姆斯”，当时的我还没能适应。结婚两年了，“成年已婚女性”仍是我要努力去扮演的一个角色。

电话打完，我使劲咽了咽口水，转身面向丹和我的父母。“是搬家公司的电话，”我对着餐厅里的家人们说，“装咱家行李的卡车在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交界的地方起火了。情况不妙，但也不知道会不妙到什么份上。搬家公司会把咱家的所有家当卸在奥克兰附近一个叫圣莱安德罗镇的地方，那儿有个仓库。咱们过几天再给他们打电话，定一下什么时候去看看情况。”想象着我俩的东西可能被烧光，我的声音也越来越小。随后我紧闭双唇，扬起眉毛，摆出一副“还能怎样”的表情，因为我想表现得泰然自若，也希望自己能勇敢起来。丹的脸上带着同样的表情，向我靠过来。我俩短短地抱了一下，但是这一下抱得很紧。我父母也过来抱了抱我们。随后全家人还是坐下来吃饭，母亲一如既往地给我们盛饭盛菜。

不幸中的万幸，我所供职的律师事务所为这次搬家投了保，所以我们很可能会将衣物、家具和电器换新，而且多亏我们算是中产，碰到这种不幸，也起码有父母来提供一系列基本保障。所以，这不是一个关于苦难和悲痛的卖惨故事。

但我当时毕竟刚刚结婚，有很多无法被替代的东西，比如我和丈夫异地恋时写给彼此的情书，都在那辆卡车里。得知搬家的卡车起火，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正迈向成年。要知道，婚礼都没给我带来这种感觉，那只是我穿着一件蓬蓬的礼服参加的一场大派对罢了。律师考试也没给我这种感觉，那只是一场难一点的考试罢了。就算是承担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督促我扮演起成年人的角色。但这件意想不到的倒霉事，却让我意识到我必须独自面对，这一刻让我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自己已然是个成年人了。我的意思是，我父母在听我转述电话内容之后，的确向我表达了同情与宽慰，但他们的眼神中没有流露出一点打算出手处理的意味，而我其实也不觉得他们应该出手。我当然希望有人能站出来搞定这桩麻烦事，但你知道吗？这个人并不存在。我们四个人都心知肚明，这就是我和丹的事。而且我也知道我们能处理好，最起码，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去尝试处理好。我俩不再是小孩，也不想被当成小孩。能意识到这一点其实挺好。嗯，这是一桩破事！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的破事。

就算你还没经历过这种能让你觉得“我知道我成年了”的事，它有朝一日也必然会出现。这件事可能糟心又可怕，会让你想要重回童年，由别人来接手搞定，再把你揽在怀中，好好保护。但你不能这么做。你会跟你自己说：“天哪！大人们哪儿去了？”紧接着你又会意识到：“哎呀！我不就是大人嘛！”随后，你便上前一步，直面困难。那些让你担忧恐慌的糟心事，只要扛过去，就能让你获得成长。一旦雨过天晴，你就没事了，跟当年的我一样。那些杀不死你的，都使你更强大。

虽然 18 岁就能标志着一个人生理上的成年，但心理上的成年却往往是在面对过现实的大问题之后。成年后的我们，依然需要去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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