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逝世：除我自己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信服什么
下文刊发新京报书评周刊于2016年对瓦尔泽的专访，作为纪念。
然而，即使写作对于瓦尔泽来说是私人化的，他的一生仍然经历了诸多风浪。“瓦尔泽是制造政治雷阵雨的作家，”德语翻译家黄燎宇这样评价他。瓦尔泽不仅在2002年出版的《批评家之死》因涉及“犹太/种族主义”敏感禁忌话题在德国媒体及文化界掀起轩然大波，更多的人记住他，则因为他在1998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在保罗教堂的一场演讲。
在那场演讲中，他不仅承认自己至少有20次遇到集中营画面时“扭头不看”——此举违背了“正视”历史的道德律令——他甚至明确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因为这无异于“把耻辱化为巨型艺术”。讲话结束后，包括联邦总统在内的现场听众起立鼓掌，但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指责瓦尔泽是“精神纵火犯”。瓦尔泽对奥斯威辛被“工具化”表示不满，他认为个人对历史应该自发性反思，“奥斯维辛”这个字眼，不应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的“道德大棒”，否则人们无法自由思考。但他百口莫辩。
瓦尔泽在朗读新作《一个寻死的男人》（歌德学院供图）。
时间过去近20年，瓦尔泽已不再和当年那样怒发冲冠，在德国文坛经历了长期戏剧化的斗争后，他越来越相信，要为自己写作。2008年，受歌德学院（中国）之邀，瓦尔泽首度访华，与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莫言就文学创作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激烈讨论。2009年，他因其小说《一个恋爱中的男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次造访中国。今年九月，瓦尔泽携带新著《童贞女之子》和《一个寻死的男人》第三次来到中国。
瓦尔泽变得更温柔了，他在2002年以后的写作重心，移向了人性中更柔软的部分，关于爱情和背叛，关于衰老和死亡，关于信仰。这些看似远离公共性的命题，柔软外壳下包裹的却是某种稳健的内核——“除我自己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信服什么。如果我能信服我自己，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瓦尔泽：《童贞女之子》探讨了一个人整体性的存在，只是故事的发生限定在多瑙河-博登湖区域。这部小说中代表了我人生中的一切，难以概括。它涉及对基督教信仰的看法，对语言价值的看法，对爱情和背叛的看法等等，所有我生命中重要的主题。
新京报：《童贞女之子》的主人公珀西被母亲告知，不需要男人就生了他，他就像一个“现代耶稣”。然而他的一生都在寻找父亲，但最终可能是他父亲的三个男人都死了，这悲剧性的结尾是有怎样的寓意呢？
瓦尔泽：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耶稣在我的潜意识中就存在了。这部小说并非要表现耶稣在现代社会遭遇的危机，事实上，后来出现了可能是他父亲的三个男人都死了，这三个男人都没有让他信服。
我创作这个形象的关键是：主人公珀西问芬妮妈妈，他的父亲是谁，妈妈说我怀上你是不需要男人的。这样一句荒谬的话，珀西就相信了。他觉得自己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怀疑。长大以后，他并没有因为掌握了普遍性常识而放弃母亲给他灌输的想法，坚持自己是个没有生父的孩子。他不愿意传播自己的信仰，但他希望能够保留自己的信仰。
新京报：传播信仰需要依赖语言和文字，而语言和文字代表着知识，这本书里表达了很多对于知识和信仰关系的思考，在这方面，我知道你深刻地受到了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
瓦尔泽：这个问题我可以说一辈子（笑）。克尔恺郭尔是我需要的人，我花了十年来阅读他。洞悉一切事物的克尔恺郭尔说过，“我们得到的知识太多，对知识的用途又知之甚少。我们还没有开始真正的行动。所有人的存在都需要实践，不然存在就没有意义。”他一生用了很多笔名来写书，教导大家怎样去实践，告诫众人不要总做一个思想者，而应该去体会真正的存在。
克尔恺郭尔有自己的一套哲学方法来阐述宗教信仰，宗教永远不是一种可以直接体会的存在，而需要一种间接的感知。比如他说过：我们永远是在一种对立的形式中去体会存在。这句话又把我导向了我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卡尔·巴特的一句话：“神学在任何状况下都必须有叙述性。”
在《童贞女之子》里，信仰问题并没有纠结于神学家的推理，而是借助于生活经历的叙述。珀西有一个尊敬的导师法茵莱茵教授，对于信仰的表述更多来自这个人。法茵莱茵曾说过一句话，可以看做这本书里探讨信仰问题的基础：“我们信仰的，比我们知道的多。”这句话适用于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相爱，并不一定要具备相爱的知识，而是你相信我爱他，就可以去爱。
另外一句话，也是法茵莱茵说的：“信仰就是攀登并不存在的山峰。”信仰是一种天赋，就像乐感。而如果每次都企图寻找词语来表达信仰，一定以失败告终。现在的词语都上过学，学校里全都破坏了信仰的能力。知识者的知识都来自他人，而信仰者可以立足自身。
《童贞女之子》，[德]马丁·瓦尔泽 著，黄燎宇 译，译林出版社 2016年10月。
新京报：谈到用语言来表达信仰的不足，你似乎一直对语言的价值有怀疑，并且不认为谎言是不道德的，是这样吗？
瓦尔泽：我曾有过一个不严谨的表述——认为谎言只是语言学的问题，这里我需要重新解释。在真实生活中，很多人是出于爱才去撒谎，为了爱而牺牲真相。但为什么大家对谎言都有负面看法？因为上层建筑，无论是国家政权或是教会，他们害怕失去统治权，所以想让所有的臣民都如实说出想法，以此来巩固统治。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为了刻意掩盖其本意，并把谎言看做是一个与道德有关的概念，但谎言其实只是一种统治形式的产物而已。在实际语言中，真实和谎言并非是非黑即白的对立，而是相互交融的。说谎言是如何败坏了道德，是一种廉价的道德宣判。对于作家来说，谎言是一种生产力，我们可以把谎言作为真话的对象去描述，而不做道德判断。
新京报：那么对于作家而言，小说的用途是什么呢？你曾说过“乌托邦是小说的命根子”，你认为小说可以有改良社会的功能吗？
瓦尔泽：坏小说才会去改良社会呢。我永远为自己写作，不为别人写作。作家怎样认识社会？说到底，在于怎样认识自己。每一个作家首先需要描绘自己，在历史中寻找自我肖像，建立与历史的关联。小说的功能大于社会批判。任何一本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小说，都是一个“善意的错误”。
我写作，是因为我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模样，生活中的“匮乏”是我的缪斯。为什么我要发表？因为我想知道自己对于生活缺陷的这种体验，究竟是个体认识，还是大家都能感同身受？发表之后从读者的反映来确信，我并不孤独。
新京报：你说自己的写作受到尼采非常大的影响，这是指什么方面的？
瓦尔泽：我从15岁开始读尼采，之后从来没有终止读他。我的床头柜上永远摆放一本尼采的书。我认为尼采是最伟大的德语作家，所有的作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在我看来，尼采作为一个作家，语言表述尤其准确，他在尝试做一种努力——描写我们如何获得一种对社会问题的认知，他运用语言的准确性，可以成为别的作家使用语言准确性的标尺。
尼采在哲学理念上没有表现得比其他德国哲学家更优秀，他并没有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却是哲学语言精准性方面的天才。比如德语里有一个词表示“良心不安”，尼采说：良心不安是指你的性格配不上你的行动。就是说你的性格太弱了，配不上自己的举动。尼采不是要创建一个体系，他对哲学的描述极度贴近个人生活。我希望自己也能具备这样的特性。
瓦尔泽：你需要小心自己提的这个问题哦（大笑）。我的家族1722年之前定居在瑞士，1722年搬到德国，之后就是正宗的德国家庭了。我对于德国人的了解，首先来自阅读。荷尔德林、席勒、布莱希特、尼采、黑格尔……我对德国的体会是通过文学和哲学来获得的，而非来自一首民歌或一场战争。像康德、荷尔德林这样的德国人，大家看他们的作品，怎么会觉得德国人思想不正常，精神不自由呢？从我的家族经历和知识分子的传统来说，我认为不存在这种精神不自由的问题。
新京报：对于一个先产生了歌德和尼采，后来又产生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民族，一个既有瓦格纳又有希姆莱的民族，德意志又有“诗人和哲人”，也有“行刑者”，你如何理解当代的德国人？
瓦尔泽：的确，在20世纪德国人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没有从前那么自信。但是我们又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德国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危险性的民族——可以不用制造出很大的声响，就获得平静的生活。
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如果你观察赛前演奏德国队国歌的场景，你就可以看出，他们在唱国歌时很害羞，低一点头，嘴唇轻轻蠕动，不会大声唱出来，这就是德国人现在的状态。当代最典型的德国人就是安格拉·默克尔，我是默克尔的崇拜者。
《新京报·书评周刊》7月28日专题《现代的尺度：亚当·斯密与苏格兰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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