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君主”马丁·瓦尔泽逝世：“我只为自己写作”

2023-08-01 09:08

德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马丁·瓦尔泽 (Martin Walser) 于7月28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6岁。

马丁·瓦尔泽在德国是国宝级作家，被称为“文学君主”。瓦尔泽一生都在书写德国，却总是不被德国所理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重建、冷战分裂之后，马丁·瓦尔泽感受到德国社会内部发生的深刻而漫长的自省。他逐渐发现，对于德国文学而言，存在一条危险的界限：究竟介入社会现实到什么程度，文学的品质会受到损伤。

本文采写于2016年秋，彼时89岁高龄的马丁·瓦尔泽先生携带新著《童贞女之子》和《一个寻死的男人》第三次来到中国。在反思小说家的使命时，马丁·瓦尔泽对独立文化记者柏琳说：“每一个作家首先需要描绘自己，在历史中寻找自我肖像，建立与历史的关联。小说的功能大于社会批判。任何一本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小说，都是一个‘善意的错误’。”

马丁·瓦尔泽：写作即信仰

柏琳文

本文为节选，原刊《双重时间》

《双重时间》柏琳著 / 活字文化策划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1

在德国战后文学史上，除了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外，最负盛名的恐怕就是马丁·瓦尔泽了。曾有一位德国作家调侃说：“没有文学君主的德国和没有冲突的中东一样难以想象。马丁·瓦尔泽是我们当今的文学君主。有一阵他不在位，在位的是君特·格拉斯，格拉斯登基之前是瓦尔泽在位，格拉斯之后，又是瓦尔泽在位。”

马丁·瓦尔泽著作等身，仅长篇小说就有二十多部，被授予的奖项有三十多个，包括联邦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以及最有政治和公众影响力的德国书业和平奖。有人评价他在德国公众中的地位，仅次于德籍教宗本笃十六世。

瓦泽尔的小说主要反映德国的现实生活，主人公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作者揭示他们寻找个人幸福以及在事业上的奋斗，侧重于描写人物的精神生活和感情纠葛。他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通过人物的自我内省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德国书业协会在向他颁发书业和平奖时称：“瓦尔泽以他的作品描写和阐释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德国现实生活，他的小说和随笔向德国人展现了自己的祖国，向世界展现了德国，让德国人更了解祖国，让世界更了解德国。”

不平静的“德国文学君主”

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1927-2023)，德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是当代德语文坛中与西格弗里德·伦茨、君特·格拉斯齐名的文学家。曾获毕希纳奖、黑塞奖、席勒促进奖等多种重要文学奖项，其作品数度在德国引起强烈争议。中篇小说《惊马奔逃》1978年春出版之后，曾在联邦德国文坛引起轰动。主要作品有《迸涌的流泉》《批评家之死》《恋爱中的男人》《寻找死亡的男人》《逃之夭夭》等。

虽然瓦尔泽是德国文坛的一棵常青树，却常年活在风口浪尖上。在德国这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战战兢兢的国度里，瓦尔泽曾对奥斯维辛被“工具化”表示不满，认为个人对历史应该自发性反思，“奥斯维辛”这个字眼，不应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的“道德大棒”，否则人们无法自由思考；他明确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因为这无异于“把耻辱化为巨型艺术”；他的朗诵总会招惹热血青年，反对他的标语屡见不鲜，可这些朗诵会上又时常出现德国联邦总统聆听的身影；他因小说《批评家之死》(2002)与德国“文学教皇”拉尼茨基的批评与反批评，不仅成为载入史册的文学事件，更因为争议性的“反犹嫌疑”而成为轰动的社会事件。

敢说敢为的瓦尔泽，在公众面前俨然是一个愤怒的性情中人，不过，把人生过得这么“政治化”，却非这个白眉银发、脸庞泛红的日耳曼男人的本意。和亦敌亦友的同代人君特·格拉斯迥然不同，瓦尔泽的写作在涉及历史问题时，几乎不用政治性或群体性的公共语言，他认为写作是个人化的表达。在德国，曾有人批评他“把良心私有化”，他不予申辩。在瓦尔泽眼中，如果写出了《铁皮鼓》的格拉斯是一个热衷于教育大众的人，那么他就只是一个通过写作来表达信仰的人。

“写作是一种祷告的方式”，这是卡夫卡写在日记里的一句警言，它折射了写作的私人性质。这句话被瓦尔泽奉为某种写作圭臬。“我只为自己写作”，如果可以，他只想栖居在风景如画的多瑙河博登湖边，捧着心爱的红酒杯，整日地读尼采和克尔恺郭尔的日记，就像他的中篇小说《惊马奔逃》中的男主人公赫尔穆特。然而，正如小说结尾中暗示的那样，生活依然照旧。理想只是一种生活的“匮乏”，瓦尔泽注定不能获得平静。

博登湖位于德国南部，瓦尔泽的别墅就在博登湖畔的努斯多夫镇上。别墅四周青山绿水，朝前看是瑞士，向左看是奥地利，向右眺望，离法国也不远。宛若仙境的居处给了瓦尔泽丰富的创作素材，他的很多作品均以这里的生活为背景。

他生于斯，长于斯，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于博登湖畔的瓦塞堡，十一岁父亲去世，从小就在母亲的餐馆帮工。据二〇〇七年六月公开的档案显示，他可能曾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加入过纳粹党。在其争议小说《迸涌的流泉》中，瓦尔泽塑造了一个为生活所迫而加入纳粹党的母亲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母亲真的加入过纳粹，虽然她笃信天主教。这成为瓦尔泽终生困惑的难题，同样历经战争年代，他和德国文坛另一位同岁的文学泰斗君特·格拉斯相反，后者不断描写战争，并反省战争之罪，可瓦尔泽却拒绝写任何反法西斯的战争小说。在瓦尔泽看来，法西斯已经消亡，格拉斯更多地是在表达反法西斯的意愿，但“我思考的问题是德国为何会受到法西斯的诱惑”，这个问题瓦尔泽思考了二十年。

一九五七年，瓦尔泽成为职业作家，曾是德国四七社成员，文学生涯在此起航。一九五五年发表充满探索意味的短篇《屋顶上的一架飞机》，被认为在模仿卡夫卡。瓦尔泽八岁开始读卡夫卡，其博士论文就是《一种式样的描写——论弗兰茨·卡夫卡的叙事文学》，卡夫卡深刻影响了瓦尔泽的写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文学界流行社会批判小说，卡夫卡的寓言式写作没有生长土壤，瓦尔泽的探索被评论界批判为“缺乏‘批判-启蒙立场’”，他被划为缺乏改造社会冲动的保守右派。即使到了今天，瓦尔泽也依然认为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学会卡夫卡的写作视角和怪诞风格。

六十年代之后，瓦尔泽却转向激进的左派。他一方面成立“越南事务办公室”，想征集十万个反战签名，迫使联邦德国政界和知识界对越战不再沉默，另一方面因为看到社会民主党在越战问题上态度暧昧，他又果断站在共产党一边，并力挺工人文学，将自己喜欢的“劳动世界文学”结集出版，取名为《劳动日的尊严》。

人们越发看不懂瓦尔泽了。八十年代前后，他因为主张两德统一而被怀疑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他在一九七七年的一场演讲中留下一句著名的话：“现在莱比锡可能不是我们的。莱比锡却是我的。”在两德统一问题上，瓦尔泽和君特·格拉斯、哈贝马斯等德国知识分子立场相悖，后者赞成两德分裂，认为这是德国二战罪行的惩罚，而且他们认为向来主张文化高于政治的德国，分裂从历史上看本就是自然状态。但瓦尔泽却觉得分裂是“冷战”的恶果，这会将德国人导向悲惨的处境。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

一代知识分子的“惊马奔逃”

作为和新生的联邦德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瓦尔泽见证了欧洲大陆“一九六八年革命”后德国社会回归正常化的渴望，进入两德统一的新纪元后，他越发感到，需要减轻沉重的历史包袱给当代德国人带来的精神压抑。一九九八年，他出版自传体小说《迸涌的流泉》，描写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下的十岁男孩的成长经历。该书上市后一路畅销，却被“德国文学教皇”、犹太人赖希·拉尼茨基在主持的电视书评节目《文学四重奏》中猛批，因为“没有出现奥斯维辛这个字眼”。

瓦尔泽愤怒了，他对《南德意志报》的记者说：“其实每一个受他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对他说，赖希·拉尼茨基先生，就你我的关系而言，我才是犹太人。”由此，他误入了在德国特有的话语禁区：犹太人。

凭借《迸涌的流泉》，瓦尔泽一九九八年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发表了一个空前轰动的演讲。在那场演讲中，他不仅承认自己至少有二十次遇到集中营画面时“扭头不看”——此举违背了“正视”历史的道德律令——他还对奥斯维辛的仪式化表示不满，怀疑有人抓住德国纳粹时期迫害犹太人这一历史把柄，是为达到今天的政治或经济的目的。他承认奥斯维辛是德国人“永远的耻辱”，应该悔罪。但悔罪应该是一种内心活动而非表面文章。

这惊世骇俗的无忌之言，博得了在场包括联邦总统在内的人们站立鼓掌，也很快招致哗然，德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指责他搞“精神纵火”，有人把他视为否定历史的右翼极端。二〇〇二年，他出版讽刺媒体霸权的小说《批评家之死》，引发了一场更迅猛的精神大火，斥责他“反犹”的声音此起彼伏。瓦尔泽觉得跳进博登湖也洗不清了，他甚至一度考虑离开德国，移居奥地利。

一辈子都在书写德国，却总是不被德国所理解，年过九十的瓦尔泽用自己的写作人生验证了歌德的一句名言：“德国作家是德国的受难者。”

二〇〇二年，瓦尔泽七十五岁，和自己完成于一九七七年的小说《惊马奔逃》中的主人公赫尔穆特越来越像：如同一匹“惊马”，“受环境影响，神经失去本性”，他要奔逃向熟悉的博登湖畔。

六年后，瓦尔泽再度现身，仿佛变了一个人，温柔慈祥，充满爱意。这种印象来自他当年出版的小说《恋爱中的男人》，写大文豪歌德在七十三岁时对十九岁少女乌尔莉克一见倾心。这本散发着诗意与哲思的爱情绝唱，让许多过去因为《批评家之死》风波而远离瓦尔泽的读者对他重新产生好感。

二〇一〇年瓦泽尔又写了一部以爱为母题的小说《我的彼岸》，不过这样的爱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主人公奥古斯丁是瓦尔泽创作的典型人物：男性，德国人，一场已经或者即将被错过的生活。奥古斯丁心爱的女人玛利亚永远在他爱的彼岸。

瓦尔泽写小说，一向轻情节，和他推崇的普鲁斯特一样，他长于心理分析，喜欢让人物进行充满思辨的内心自省。令人惊奇的是《我的彼岸》只是他计划二〇一一年出版的长篇《童贞女之子》的开头。

《童贞女之子》仿佛一场语言与哲思的狂欢。它像一个宗教寓言，相信自己是无父之子的主人公珀西，却在现代社会苦苦寻找父亲。它是一部狂野的小说，探讨爱情的可能性，信仰的可能性，以及语言的可能性。

高龄并没有阻碍瓦尔泽大脑的飞速运转，他越来越想要回归思辨的精神领域，剔除掉社会改良、变革等实际字眼。他的床头常年放一本尼采的书，旅行时会带着克尔恺郭尔的文集，这两位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在晚年的瓦尔泽看来，纯度越来越高。

他思索知识和信仰的关系，“人们相信的要比知道的多”，成为他二〇〇八年后写作的重点。不过这抽象的问题被包裹在“爱”的外衣之下，“我不写爱，我是带着爱写作”，《童贞女之子》后，瓦尔泽又写出了《第十三章》和《一个寻死的男人》，描写爱情、背叛与老年生存状态。

德语翻译家黄燎宇说过，瓦尔泽是一个很“坏”的作家，语言狂欢的背后，藏着一张难辨真假的分裂脸庞。《第十三章》里，瓦尔泽借主人公巴西尔说，“缺了不可能的事物，我就没法生活。如果生活被可能的事物层层包围，生命之火就会熄灭”。

瓦尔泽对这种“不可能”无比动心，他认为这恰恰是一种“匮乏”，是他写作的缪斯，必须一边写作一边寻找答案，而且他不相信，自己对生命的不甘心，难道只是私人体验？

这个狡黠的老头子，要在写作里与“不可能”调调情。当然，“调情”的地方，在蛰居的现实堡垒里。他和充满政治色彩的君特·格拉斯截然不同，也不喜欢和阴柔缓慢的托马斯·曼相提并论，他希望自己能够朝着歌德和荷尔德林的方向，迈向诗意与理性共生的古典德国。

不过，马丁·瓦尔泽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即便如此，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德国文坛的性格人物、话题人物、争议人物。在反对越战、主张两德统一、反对奥斯维辛“工具化”等问题上，他时常充当德意志的火山。这座火山已经超过九十岁了，他不再如过去那样频繁喷发滚烫的熔岩。

瓦尔泽更温柔了，他在二〇〇二年以后的写作重心移向了人性中更柔软的部分，关于爱情和背叛，关于衰老和死亡，关于信仰。这些看似远离公共性的命题，柔软外壳下包裹的却是某种稳健的内核——“除我自己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信服什么。如果我能信服我自己，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二〇〇八年，受歌德学院(中国)之邀，瓦尔泽首度访华，与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莫言就文学创作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激烈讨论。二〇〇九年，他因其小说《一个恋爱中的男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次造访中国。二〇一六年九月，瓦尔泽携带新著《童贞女之子》和《一个寻死的男人》第三次来到中国。他的第三次来访动静不大，没有铺天盖地的采访，他反而怡然自得。在采访结束后，他拒绝了别人的搀扶，一个人拄着拐杖踱步离开。走了两步，他突然回过头，对我轻轻挥了挥手，和我告别。

像一头巨大而行动迟缓的日耳曼野兽，瓦尔泽渐渐走入古典德国的历史森林深处，探寻先辈的足迹，这些足迹有关信仰与知识，爱情与奇迹，存在与真理。

《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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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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