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小城里，他为自己的渺小写作

生活

2023-09-19 05:09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世纪之初那种还未完全形成的南方城市生活，混乱无序，但又总在逼仄处给人留个出口。彭剑斌在肉体经验的百无聊赖中，报复似地在头脑中演绎自己的渺小。

作者｜肖楚舟

业务员

贵阳罗汉营路，五金商店集中地，与市西河平行，附近还聚集着厨具市场、毛线批发市场。20年前彭剑斌在这里跑业务，跑业务的意思就是推销产品，他推销的产品是一家广东工厂生产的灯管和灯泡。

五金店分很多类型，水暖、电气、灯具、工具店各司其职。灯具店还分两种，他跑业务的时候不是去那种漂亮的家装灯饰店，而是去朴素的五金灯饰店。“村里的人都是直接买个灯泡回去挂在墙上的嘛。”他站在被手推车、小板凳、货箱挤占的人行道上给我介绍。

台球桌，小城街边常见的娱乐设施

彭剑斌打断一家老板娘与熟客的闲聊，有些拘谨地问人家，街尾那家“奇利王”是不是搬走了。老板娘说是，“五六年啦，老板去做房地产啦”。老板娘的音量几乎是他的两倍大，离远一点听，像是在单方面地教训他。

彭剑斌没对老板娘承认自己是个“写小说的”，只说自己很多年前是广东灯具牌子“奇利王”的业务员。20岁到30岁，湖南人彭剑斌把很多时间花在中巴车、出租屋和小旅馆里面，辗转贵州、浙江、广东、成都，在动荡的生活里不停地书写。

这次偕家人出游，是他多年后头一次回贵州，难得大方地用掉了10天年假，像是要逃脱那个越来越把他的写作当回事的生活圈子，还魂到那个无人关心也不关心别人的小业务员身上。他把2004年到2006年间在贵州跑业务的生活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检点与倍缠绵书》。多年后，2003年，这篇文章与那段时间写的小说一起合为一本集子，构成了一个漂泊的年轻人生活的内外两面。

在遵义，作为一个业务员，他的活动范围只有车站、旅馆和门店，他记得客车站的名字叫“春天堡”，但车站已经搬出了老城区。我们坐在市中心的河岸上闲扯，他说到有一次出差回去，刚下车就看到眼前惊慌失措跑过一个女的，后面三四个男人追着她打。“我就在那里很麻木地看着他们跑过去了，自己掉头回去了。”关于这件事他在日记里写，“可能她是该死的呢？好像她就是我，我们谁没被陷入过那种境地呢？被一种让人吓破胆的、置你于死地的力量追赶的境地。我就想象自己就是那股让人逼到死角的力量，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去帮助他们。”

一家三代人挤在车内，前去戏水

我们在遵义见到了彭剑斌重要的朋友何攀——是他从网上交到的第一个文友。跑业务之余，彭剑斌在当时很红火的网络论坛“西祠胡同”发表一些练笔性质的小说或者日记，何攀看到后很欣赏。因为觉得不成熟，那些东西后来都被彭剑斌删掉了，幸好何攀把他在网上的文字全部存了下来，才有了《不检点与倍缠绵书》这本书。何攀第一次在贵阳见到彭剑斌的时候，对业务员的生活状态还挺羡慕。他那时候上高二，因为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一些浪漫的向往，于是离开学校出门流浪。在他眼里，已经当上业务员的彭剑斌是个挺滋润的社会人，拿着1000多元的月工资和每天70元的差旅补助，在省会有自己的住处，用着翻盖手机。而他自己，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高中生，只能做些体力活，搬砖、打灰、进厂、端盘子或者安装空调外机。彭剑斌领他在快餐店吃了一顿便饭，告诉他还是要回去好好读书。

在彭剑斌都对自己的写作毫无自信的时候，何攀到底被什么打动？何攀搬出一个贵州方言词：“弯酸”，类似矫情的意思。“说句弯酸的话，就是把我们那个时候的光荣和屈辱写出来了，他是理解我们底层的屈辱的，并且能真实表达出来。”他很喜欢《稻田和屋顶》，里面的“我”在田间劳作，心里想到父亲、母亲和妹妹那种辛劳、贫困又龃龉不断的生活，止不住地发泄怨恨和悲哀。何攀觉得“他一下子把生命的切肤之痛写出来了，他一边在痛苦，一边又跳出来欣赏这种痛苦”。

何攀现在已经在遵义数一数二的高中当了很多年语文老师。他在晚自习前来找我们，请彭剑斌去班上给高二的学生做个小讲座。站在讲台上，彭剑斌肢体僵硬，神色紧张，开口从“作家其实是很普通的人”开始讲，最后突然励志起来，“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想写作的同学，我觉得你只要敢这么想，只要可以把自己完整地表达出来，那你的作品就是成功的”。

出了学校，我们和何攀坐在遵义街边热气腾腾的烧烤摊上面。老板上错了菜，过来道歉，跟熟客搂搂抱抱，嘴里像撒娇耍赖一样地辩解。彭剑斌跟我说，“你看他们说话就是这样，道歉要搞得跟调情一样”。

夏天河边纳凉的人群，烧烤摊也支在水里

途中的房间

在罗汉营路和市西河的夹角处，一片地摊吸引了彭剑斌的注意。那里贩卖着一些称得上是“文物”的二手物品：没了电池的翻盖手机和BB机、不知搭配什么电器的遥控器、门把手、忘记归还的共享充电宝。彭剑斌看中一只手表，叫我看看怎么样。旁边一个明显是托儿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晃晃手上金灿灿的表，“我昨天也在他这里买的，要300多，这个商场里都要卖几千的”。我一时分辨不出彭剑斌是真打算相信还是在配合表演，不知该不该捧场。最后，彭剑斌砍了两成价，满意地把那只150块、刻着歪斜“欧米茄”标志的手表戴在手上，快乐地领我们沿着河朝前走。

“我感觉这些人像小动物一样。你说贵了，他也不敢很大声说话，细声细气地辩解。如果你真的还了一个很低的价钱，他就很痛苦地把眼睛一闭，说拿去吧，拿去吧。”彭剑斌看到别人细微的痛苦，跟看见自己的一样，不自觉地要去描述，“包括我自己身上痛苦的事情，写下来就好像是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了。”

我们是在从罗汉营路去黄金路的途中经过那里的，这段路连接了彭剑斌在贵阳的两个住处——代理商的仓库和后来的出租屋。刚到贵阳的时候，他住在代理商仓库的阁楼里，和两个工人同住，不跑业务的时候也帮忙打杂，平时在老板家里吃饭、洗澡，一年多后才搬出去。

这是一片杂乱又热闹的区域，和黔灵山公园南门相距不远，地势离奇地复杂。最下层是浅浅的市西河，河岸足有十来米高，露出崎岖不平的崖壁。主干道地下的通道兼作商场，向无数方向延伸。彭剑斌记得当年这里流行售卖一种民族歌舞影碟，唱着很亲热粗俗的歌曲。我们穿过去，看到所剩无几的商家仍在经营一些仿佛来自上个世纪的商品，比如双桶洗衣机和碟机。

黄金路是一条有明显坡度的小路，典型的南方街道样貌。行道树枝干纤细，树冠却遮天蔽日，沿途各式各样的饭馆、菜铺，亲亲热热地混杂在一起。我们顺着彭剑斌模糊的记忆从路边的楼梯爬上去，钻进比路面高出一层楼的小巷，寂静中传来不绝于耳的麻将声。巷子只有两米来宽，一楼的人家多数把阳台窗子打通成入户门，好几家改成了麻将馆。一张麻将桌上坐了三个老伯，彭剑斌站在桌旁看了一会儿，提出“我陪你们打一圈”，但被拒绝了。他有点讪讪地给自己找借口，“他们怕我打得大”。

西南地区城市坡道很多，视野常被遮蔽

旅馆和出租屋，几乎是他长期漂泊生活里面唯一能把握的锚点。为他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的冯俊华记得，彭剑斌还在给“奇利王”跑业务的时候，就跟他和金特这两个爱好写作的朋友在广州认识了。常找他们一起切磋文学。后来他辞掉灯具厂的工作，和冯俊华他们在城中村里住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冯俊华和金特在一家餐厅送外卖，而彭剑斌除了靠打麻将挣一点必需的伙食费，就是在合作社写东西，有时候点份外卖等冯俊华送过来。《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就是在广州的城中村开始写的，写的像他自己住的屋子。南方寒冷潮湿的夜里，一个青年在“暗得令人严肃的屋里”，对着破旧的电脑玩纸牌游戏。一张和房间不成比例的大床，床和墙壁之间只能卡住一把椅子，床沿里面卡着大衣橱，人被包围在一群无用的巨大之物里面。在南方的雪夜取暖的过程也事无巨细地写出来，先是穿着保暖内衣、毛衣和羽绒服缩在一张棉被里面，后来套上了牛仔裤，穿着两双袜子的脚塞进毛拖鞋里面。最后“我”突然决定离开，把大半瓶洗发水都送给了楼下刚搬来的女孩。

现实里，彭剑斌离开广州去了成都，在一间同样只有床、衣柜和桌子的房间写完了《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后来发表在文学期刊《西湖》。几年后，出版人陈凌云正想做文学方面的书，在杂志网站上顺着“新锐作家”的名字一个个点进去，按照拼音首字母排序，彭剑斌的文章排在很后面，但是一下子击中了他。

“我主要是看语言，或者说他的基本经验能不能打动我。《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里面有一种很冷峻的东西，好像用一个摄像头，冷冷地看着一个在异乡非常孤寂的年轻人。”比起它呈现出的类似法国新小说的形式感，更打动他的是一种在他自己生活里面已经很少见的不动声色。

他特别翻到《肯德基早餐》，指着结尾处，男人和女人在出租房做完爱，出门吃了一顿肯德基早餐，走出餐厅的时候女生说：“如果有一天你发达了，给我买套房子好吗？”“两个穷光蛋，只能用一个巨大的妄想来满足自己。他把那种困境中的心态描摹得特别好。”陈凌云说。

相似的故事一个个发生在别人的房子里，主人公们在陌生的房间里麻木流浪，包括偶尔发生的爱情都搞得不成样子。世纪之初那种还未完全形成的南方城市生活，混乱无序，但又总在逼仄处给人留个出口。彭剑斌就在肉体经验的百无聊赖中，报复似的在头脑中演绎自己的渺小。

我们走到黄金路那条背街小巷尽头，在小卖部买了两瓶水。店门口有一只肥硕的黄狗，门外的小平台上摆了一张木沙发，上面摆着漂亮的手缝坐垫，跟故事里出租屋的床单一样，在贫瘠的空间里“散发浪漫气息”，身边居民来往，默默打量着明显不属于这里的外人。彭剑斌坐在沙发上拍了一张照片，他低着头，像是在抵抗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他评价镜头里的自己“像个闯入者”。

贵阳黄金路，彭剑斌跑业务时候租住的地方，临近客车站和批发市场。回到这里，他觉得自己像个“闯入者”

下坡，下坡

从遵义到贵阳，再到都匀、凯里，彭剑斌租了辆车带着我们跑。宽阔的路上，限速很低，导航和路标不断提示，“连续下坡，减速慢行”。我想起从遵义的机场出来也是这个样子，路标提示不断下坡，好像在往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深坑里面钻。在贵阳跑业务的最后一年，彭剑斌写了《从现实到梦境所要经过的路程》。故事的开头像个现实故事，“我”坐上一辆中巴，跟周围人说他要去看一个姑娘，并要和她结婚。那辆车不断地下坡，不知开了多久，突然转入一个恐怖的梦境——“我”惊恐地询问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周围人说已经过去十年啦，司机说停下来很难，而且“这里离任何地方都很远”。

在我们这趟旅途中间，彭剑斌被一位意料之外的故人截下了，他是彭剑斌唯一还在联系的大学同学胡成贵。我们在贵阳的一家酸汤牛肉店里见到他，前一天，他刚刚从都匀跑业务回来，做女装批发生意。

在大学时期的同学里，彭剑斌只和胡成贵还有联系。可能因为胡成贵也来自湖南的农村，上学的时候爱写诗。饭桌上，他们互称老板，像是一种辛辣的戏谑。他们谈论班上同学的去向，按胡成贵的说法，家里条件好的去当会计或者自己当老板，条件好的男女同学在学校里看对眼很快就结婚了，他们这样“没背景”的才出来跑业务。

彭剑斌的大学同学许多都跑过业务，长年在市镇间奔走

彭剑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胡成贵介绍的，去了以后发现是传销。胡成贵咧开嘴无辜地笑，“他们说得很好听，我天真地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才把彭剑斌拉进去的”。彭剑斌在旁边补充，“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很激动地打钱，我让我妈给我寄钱，说要买电脑”。一套产品3000块，彭剑斌凑了5000块，后面再也凑不到了。命运好像残酷，又好像对他们漠不关心，他们没受到什么人身监禁之类的折磨，在传销组织被警方端掉之后，原地解散了。

被拉去传销的人里面还有立中，彭剑斌小说《水晶》的主人公，也是他初中就认识的发小。故事里，立中读书不好，高中没考上，去复读了两年初三。他在一个个厂里打工，服装厂、五金厂、塑料厂、模具厂……没有积累经验，也没有积累财富，只能空口吹嘘他在汽车美容店爱上过一位贵妇。在这个很现实的底层叙事里面，插入了一个传奇，透过立中和“我”的夜谈讲出来，像梦话一样。立中家的村子有水晶矿，挖出过珍贵的“水晶王”。立中家守着矿，好不容易守来一个值得信任的香港老板，眼看要把矿卖出去了，结果老板在镇上的酒店被杀，巨款被抢走了。天降的财富成了灾星，父亲大哭一场，把水晶矿石倒进了粪池。

他故事里的人用不熟练的语言说话，字眼没轻没重，句法不讲逻辑，把现实的荒谬染得更浓。《墨渍》里面，爱写毛笔字的工人老丁盯着自己裤子上的一点墨渍，忽然觉得它开口说话了：“老丁，你干脆去死好了，当然我只是随便说说。”过了一会儿，老丁流着泪可怜地回复墨渍，“哈哈，你把事情说得太严重了。哈哈，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可怜？”没过几页，老丁毫无解释地死了。

清晨的都匀山顶观景台，斗鸡、爬山和旅游的人在这里相遇

墨渍喊出的那个“死”字，连同老丁后来的死和被人彻底遗忘的命运，让陈凌云印象深刻，“像这样的人物，他把他写得一点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但是你读完以后，又会感觉到一种虚无的存在，意味深长”。彭剑斌写的东西不会像东北作家群体那样突出一种近似的语言特征或者风格，因为南方的语言过于庞杂。从语言延伸到叙事，南方人的故事也不追求集体的命运感，一个人的失败就是他个人的失败，不寻求跟社会或者时代的联系。在第一本小说集的封底上，彭剑斌说这是“南方语言一次梦想中的胜利”，那是他多年前和冯俊华在讨论中提出的说法。关于这个问题，冯俊华的解释是“需要创造一种和他们在南方的生活经历相匹配的语言”，它的形式千差万别，但有一种独特的气息。“一个是松弛，不会有标准的语法，还有一个重点是不下判断，而是一种倾向于描述、不急于总结的开放性语言。”彭剑斌对我具体形容了一下，“我会想象我们老家人说话的方式，不是直接说土话，而是把一句方言用普通话的逻辑翻译过来。”往往是不规范的，文白夹杂，语序颠倒，“是一种用口语逻辑改造的书面语”。

凯里街头仍保留着繁杂热闹的集市

和渺小重逢

彭剑斌现在住在长沙西北边的望城区，这里还保留着一些城乡接合部的特色。和我们刚刚离开的贵阳相比，是另一种南方的省城。

他领我们从单位大院前门出去，绕到后门的一片菜地前，“你说要我带你在长沙什么地方转转，我想来想去只有这里”。

这片菜地紧邻着单位后面一排集资建造的员工住房，中间有一片泥汪汪的小水塘，一个造型颇为现代的凉亭支在水塘上面，庞大得茫然无助。包围着水塘的土地，被编织袋、木栅栏、绿色的网纱横七竖八隔成一块块小菜地，种的是湖南人最爱吃的那些，辣椒、茄子、丝瓜，偶尔点缀些香菜。

彭剑斌是2012年回到湖南的。在那之前，他尽量地远离自己的家乡，“因为不想离现实太近”。老家在一个国道旁的村子里，夹在山坡中间呈狭长形，在湖南这样的地形很常见，地名里都带着“冲”。家里种植烟草，烟草的处理过程冗长复杂，他从小就跟妹妹帮着摘除大烟叶旁边的“烟孙子”，用一根杆子把烟叶绑起来挂到烤烟房里去。父亲除了干活，不会操心别的事情，每到开学都是母亲去借钱，父母为此不停地争吵。后来家里的孩子大了，父母就出门到广东等地打工，母亲通常是在制衣厂，父亲先在建筑工地，后来去当保安。直到他回长沙工作前一年，家里才凑了笔钱，在县城买了房子。

那是农村家庭的常态，但彭剑斌不愿意写那些事情，“这东西写出来真的不好看。我还是一个文学的唯美主义者”。包括父亲有一次在工地摔伤，恰逢爷爷去世，他代表全家回去送葬。他把那件事藏在《寂静连绵的山脉》里面。

《入殓师》剧照

回到长沙是因为杂志社的朋友给他提供了工作。那之前两年，他在深圳房地产公司写广告，又在广州送过快递，好像再没有一份工作能给他提供业务员时期的写作自由。后来他甚至想，要不回到农村去种地，虽然他实在不喜欢那个村子，但可能这就是命？他写了一句话：“接受，并且主动寻找自己必须接受之物。”

回来长沙后，他在那家杂志一干七年。在此期间，他有了妻儿，和杂志社里交好的同事在同一个小区买了江景房。房子的位置很好，从窗子看出去，一边是湘江，一边是靳江，岳麓山也在附近。山下有个阿克梅书店，店主小七和江涛，加上书店的常客陈勇，构成了彭剑斌在长沙的新朋友圈子。

书店三年前开张的时候，彭剑斌因为工作的杂志社倒闭，有一年没有工作，一个人过来转悠。登记会员姓名的时候，彭剑斌顺口自我介绍说是“写小说的”，江涛记下来了，小七找来《角色》看，“气死了！写得这么好怎么能这么便宜”，端走了打折清仓的初版《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主动提出帮他卖书。很快，彭剑斌在阿克梅书店办了第一场签售会。书铺满了柜台，他在这里签了一下午，小七也不知道怎么答谢，想到开店的时候买了一条芙蓉王，就把这条烟给他了。

年轻的时候，彭剑斌曾浪漫地希望过一种悲剧性的人生。现在他发现自己承受悲剧的能力太差了。他对住房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把家里的地板拖得一尘不染，根本很难想象过去随便一个摆上床的单间躺进去就睡，“现在就连比地板上的灰尘大一点的悲剧我都受不了”。

《没有工作的一年》剧照

他喜欢已经拥有的东西，同时也感觉现实越来越重，“飞不起来了”。在新书《寂静连绵的山脉》的《代序》里面，彭剑斌说他坐在自己那间很像样的书房里，突然遇见了他的渺小，“难以置信，我们竟然阔别了那么久”，他和过去那个渺小的自己紧紧相拥，忽然意识到自己那好几个房间的住宅、庞大威猛的车，这些巨大之物几乎将他吞噬。

他的新家已经整理好了，是带阁楼的顶层，也有一间单独的书房，但他还是想在单位对面的城中村里面挑一个用来写作的房子，预算一个月400块。正午，我们坐着他的大红色菲亚特，钻进私房中间不大宽敞的水泥路，和小货车、卖卤菜的电三轮艰难错车，在一个个铁门前停下来，挨个拨打房东留下的手机号码。

他在最后一排找到了中意的屋子。比屋后的地面低下去半层，窗子正对着后面的菜园，更远处是大片待开发的荒地。一楼租给了房东的亲戚，做卤菜的，站在门廊里，整个人都泡在卤凤爪的体香里面。隔壁房间是一个建筑工人，再隔壁是跟儿媳妇处不好搬出来单独住的老头。彭剑斌看起来挺满意，“就是要这样周围人很杂的房子，接地气”。

排版：佐伊/ 审核：杨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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