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沁文与进食障碍斗争了有六年之久。
在厌食的阶段，她每一秒都被饥饿感纠缠，但就是不敢吃、不能吃。体重最轻的时候，她只有28公斤，在ICU里与死亡只有一线之隔。
一场意外让她重拾进食的意愿。恢复时，她每时每刻都想吃东西，甚至会吃下整瓶蛋黄酱，同时又因暴食而感到恐惧。
然而涨到了140斤后，沁文中止三年的月经重现了，从此她再也不在乎体重的变化。
（点击上方视频，即可观看）
康复后，沁文成为了进食障碍的科普博主。四年里，她制作了数十部进食障碍的原创科普短片，举办了一场关于身材焦虑的展览，参与翻译了一本进食障碍的专著，无数次在私信和评论里倾听每一个受进食困扰的人，希望以有人情味和生命力的方式支持到这个群体的健康。
作为亲历者，她想让这种死亡率最高的心理疾病作为一个严肃的话题被看到。它应该被尊重、被保护，而不是成为互联网上一种猎奇的景观。
看客：可以简单讲述一下你从开始节食到患上进食障碍的过程吗？
沁文：我从19岁开始节食。那时我刚上大学，想减肥，也觉得有一点肌肉线条才算健康，我就多运动，少吃。
第二年的时候，有一些计算热量的减肥软件出现，我有了卡路里的概念，开始特别在意食物的热量，慢慢就出现了一些节食的行为。节食最严重的时候，我的早饭只会吃代餐面包，都是没有糖没有油的。在学校食堂，我基本上只会吃两个菜，一个全是蔬菜，一个只有一点点肉。还要再拿一碗汤，刷掉菜上的油。那时我的体重是100斤，按标准来说，一天应该至少摄入两千大卡。但我每天只吃500到800大卡，我觉得我必须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开始减肥后的第三年，我瘦到了28公斤。被送进了ICU，我才准确地知道自己是进食障碍。很多人都觉得可能厌食症就是不想吃东西了。但是其实我从100斤到50多斤的过程当中，每一秒都觉得自己是饿的，但是我始终不敢去吃。体重数字的下降上升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我当时甚至也知道自己瘦得不好看了。发照片的时候，我会把自己脸再拉大一点，把凸起的骨头修掉一点。我知道，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吃东西，但我做不到的就恰恰只是吃东西这一件事情。
减肥的过程中，沁文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可能前天只吃苹果，后天就觉得苹果的糖分也是高的。再到后面，她开始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吃
沁文：80斤的时候，节食对我身体的影响还不太大。身边人会夸我的身材是美的，能减下来是自律的，我每一天都还是挺开心的。
76斤的时候，我没有月经了，一把一把地掉头发，也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心理状况不太好。我没有几天是可以笑出来的，也会醒得很早。后来厌食症状严重的时候，我连哭的情绪都没有了，只剩压抑，还出现了一些自伤的行为。60斤以下的时候，我没有力气去运动了，小跑几步也跑不动，走路都有点没有力气。上公车的时候，我需要拉着门上的扶手把自己拽上去。地铁换乘的时候，川流不息的人群从旁边走过，但我只能扶着旁边的扶手，一节一节很慢地往台阶上走。那个时候，我也想到自己可能患上了进食障碍，但我没有和父母说。月经停了三四个月，我才告诉妈妈，也没有提我正在节食减肥。因为我知道只要一说出来，父母一定会更加严格地逼我吃饭。
沁文：他们在洗手间的墙上贴上了一张我的体重表，要求我每天必须去测体重。如果我的体重又掉了，他们会让我明天必须得吃回来。数字一定要往上走，不然他们就会不开心，要送我去医院。
我妈妈那时候把工作都辞了，来给我做饭。她特意去学了很多好吃的菜，每一顿都做得很丰盛。我当时感觉我们家每时每刻都在做饭，这让我觉得自己特别无能，我会很害怕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餐桌上，他们的眼神会紧紧盯着我的筷子的走向。可我看着桌子上的东西，完全感受不到那是妈妈做好的很丰盛的菜，是来自于爱的食物。在我眼里，每一道菜都是标注着卡路里的压力。它们没有颜色、没有味道，只有热量，我就尽可能去挑选那些热量少的。再后来，我父母会逼我吃米饭，我就会把米饭尽可能地放在袖口里，然后藏在餐盘的后面，或者趁他们不注意，塞到口袋里。妈妈后来跟我说，他们其实都知道。她洗衣服的时候，也经常能感觉到里面有食物。但是每一次只要他们说了，我就会哭，那顿饭一定以吵架为结束。所以他们就不说，尽可能地让我在餐桌上再多待一会，再多吃一点。其实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我已经藏不住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那时每一天都像在跟父母对抗一样。我心里知道，我也在和我自己对抗，只不过我说不出来为什么。我只会跟爸妈说，其实我也感觉很痛苦。
看客：你是怎么被确诊进食障碍的？接受了什么样的治疗？
沁文：确诊那回，我一定程度上是被父母连哄带骗送过去的。之前父母带我去内分泌科、妇科，都没什么用，没有人想到去精神科，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是进食障碍。花了很多钱，又一直查不出什么，我就很恐惧去医院。
确诊前一天傍晚，我坐在床上看着夕阳，感觉自己的眼前空空的、亮亮的，又害怕，又非常平静。结果检查做完，我就直接被送到ICU了。后来在看住院单的的时候，我发现有整整三大张，所有的指标都是上上下下的箭头，没有一项是正常的。进ICU的前几天，监测仪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发出心率过低的警报。医生早上来给我打针，针头一直插不进去，也没有血流出来。
进ICU没多久，沁文旁边床位的病人去世了。她感觉到生命在这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住院的时候，我一直在打脂肪乳，每一滴都是一个蛋糕，直接往我的血里打，而医生又一直在强迫我吃东西。我感觉到身体在很快地发胖，营养一下子灌进来，又很容易水肿。
我当时就在医院里写好了遗书。我爸发现了，去找医生谈，最后提前出了院。
看客：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从心底里抗拒进食？
沁文：出院之后，我骑车摔倒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说我头上的伤口必须得缝上，但我特别瘦，打麻药挺危险的。最后他就给我直接缝针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没有任何感觉。那几年我就好像没有感知，生理的和心理的痛苦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缝完针之后，我妈妈来了。到了晚上，我们走出医院，很缓慢地走在上海的街上，路边有很多树。那时是初夏，天气还挺凉爽的。小朋友都在吃冰淇淋，小猫小狗被放在婴儿车里，大家都那么开心。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从来都没有爱过自己。好像这几年，我就从来没有说过想吃东西。其实我也不太记得那一碗大馄饨什么味道了。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吃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就只是想，我好像真的有好好地照顾一下自己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会每天尽可能地挑战一下自己。可能今天是多一块饼干，多喝一口牛奶。在恢复的过程中，我喜欢在身体上写字画画。那时我把之前自残留下的伤口都画成了笑脸，现在基本上没有一点点疤了。沁文：我花了半年的时间，从70多斤一下子胖到了140多斤，然后才慢慢降到现在的120多斤。进食障碍患者，在恢复时都要“先破后立”。而对于厌食症患者来说，“破局”的过程就是不可避免地长胖，然后再恢复到平稳的状态。
然而刚开始长胖的时候，一打开那个口，我就有点收不住了。
慢慢涨到了80斤后，我一个人到国外读书，半夜就很容易想吃东西。担心做饭打扰室友，又点不到外卖，我就会偷偷摸摸去捡垃圾桶里面的食物吃。厨房里的调料，我也会喝掉。蛋黄酱，直接挤到嘴里，全都喝掉。花生酱，满满一勺，刮干净吃完。我就是每时每刻一定要吃到东西。有几次我在晚上吃了很多零食，第二天因为一下子摄入很多营养，就很浮肿。去了学校，同学们都挺惊讶的：怎么你一下胖了很多？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越是呆在房间里面，越想吃东西。第二天因为害怕听到同学那么说，就关在房间里请假不去学校。我撑了很久，努力地维持正常人的样子，但最后我还是崩溃了。回国之后，我就完全自暴自弃了。我不和任何人说话，到门口拿了外卖就径直回到房间，一直不停地吃东西，吃到喘不过气，动也动不了。有几次，吃了很多东西之后，我的肋骨根根分明，但肚子就像怀孕一样大。
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一直非常恐惧。恢复到100斤左右，也就是最开始减肥的体重时，我有点撑不住了。就好像四五年下来，花费了这么多代价，结果是一场空。但2020年初秋，胖到140斤之后，我中止三年的月经恢复了。这么多年，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开心过。月经重现的那一刻，我是真的很开心，自己好像终于恢复成一个正常人了。
看客：饮食障碍和当下社会对某些审美标准的追捧有关吗 ？沁文：进食障碍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将它归咎于互联网对审美的某些追求。只是在从社会审美的角度出发的时候，进食障碍往往更容易被更多人看见。它其实很大程度上源于遗传因素，也可能源于我们自身的完美主义、敏感或低自尊，或是个体和家庭的关系。我做了四年科普，看到了很多真实案例，越来越觉得这是我们更应该关心的问题。就我自己而言，初中就读私立学校的经历带来了一丝自卑。那里的学生家里都很有钱，开家长会的时候，就像车展一样。但我父母开的是很普通的车，他们是咬紧牙关供我读书的。在学校，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阶级的存在。同学中，有钱的、长得好看的在顶端，他们很容易得到他人的许可和认可。那时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最下层的。那段童年经历让我后来很难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别人告诉我什么，我就觉得我应该受到教育。开始我只是想瘦小腿，因为初中的同学说我的小腿很像一个肉丸、模仿我走路的姿势。后来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一句话：“你见过80斤的人腿粗的吗？“然后就开始全面减肥了。
2016年，沁文刚刚开始减肥。那时她会经常问朋友，自己的小腿粗不粗
沁文：我觉得每时每刻都是困难的。我每天都要收到大量个体的消极的求助。他们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讲给我听，最后再加上一句，”救救我，求求你了“，或者说，"我只希望你知道而已”。我很希望能劝说大家去寻求帮助。但他们不敢，或是没有条件到另外一个城市就诊。有一次我收到一个女生的消息，她29公斤，刚刚喝了一碗汤，觉得自己的心脏非常不舒服。现在她一个人在外地，后天就要出国读书。我觉得她的处境很危险，就劝她说，这个情况根本不可能出去读书的，赶紧告诉身边的人，你先去医院检查。她就偏不，我怎么劝都不行。他们无处求救，所有的能做的事情只有告诉我，之后也得不到真实真切的帮助，这种时候我会很无助，好像我的努力也没有太大的用。
21年的时候，沁文办了一场身材焦虑展，参与创作的都是饮食障碍的亲历者。其中这件作品，是由一对父母代替住院的孩子送来的
另一方面，我做科普，是希望自己从一个讲故事的人变成一个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去寻求帮助”的人。但我的身份夹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很难被认可。很多人希望我能给出一个答案，但是我不能代替医生做诊断，所以也不能回复一些信息。
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去解决这种无助感。现在我知道我自己的角色，我的能力范围和我正在做的事情。我会发现，大家的关注真的是以年为单位的。起初找我倾诉的那一批人，可能过了一年还会回过头来找我说：“不好意思，之前打扰你了，一直告诉你这些。”然后讲讲今天吃了什么，今天有病好一点，今天出去玩儿了，去看了小猫小狗；再过一两年，他们又会来说：“真的很谢谢你的科普，我现在真的感觉我恢复了很多”。无论是经历疾病还是寻找适当的健康传播方式，我已与进食障碍走过九年。但与此同时也一直面临着过高的期待、压力和挑战。但我相信同辈支持的力量，也希望尽力发挥年轻人的创造力和行动力。只要看到大家带来温暖的好消息，就觉得一切都是那样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