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程序里的乡村治理

痛点

如果你认为，乡村的痛点是物质匮乏、需要外部援助，那绝对是一个正确但无用的药方。

王磊所在的“为村耕耘者”团队，隶属于腾讯SSV（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为村发展实验室，成员都算得上资深互联网人，此前有做理财通的，有做QQ的，有做公益的。只有一个人，14年来一直深耕在农村，以至于公司很多人开玩笑说，她是在“表演行为艺术”。她就是“为村耕耘者”项目负责人陈圆圆。

“互联网公司已经做过太多和乡村相关的事情，但我知道有些都不应该做。”陈圆圆说，“因为，该试的错我都已经试过了。”

早在2009年，腾讯公司长大成人之初，就决心在农村落地项目，帮助乡村发展。陈圆圆作为公司代表深入农村，甚至到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挂职。那几年，腾讯在农村捐衣捐鞋捐电脑，捐建校舍乃至乡村医务室。但一年后医务室里存药的冰箱，被塞满了腊肉。还培训乡村教师，建生态博物馆发展文旅。能想到的几乎都做了一遍，却始终没能真正找到方向。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村民不积极，村庄就没法真正发展。外部的援助往往只是输血，不能成为村庄发展的主导力量。那几年的挫败让陈圆圆意识到，“钱不是腾讯的核心能力”。单纯的援助无法改变村庄的面貌，而必须挖掘出村民的内生动力。

此后几年，陈圆圆走过大江南北的许多村庄，到了2021年，农业农村部推荐了一个特殊的案例——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油溪桥村。

油溪桥本是个省级特困村，一穷二白却赌风盛行，但在村支书彭育晚的带领下，探索出一套积分制体系：用积分兑换村民的山林土地，并折算为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待集体经济壮大后再行分红，同时对村民参与村庄共建的行为，例如义务劳动、乡风文明等，全都予以赋分，大大调动了村民参与的热情。14年时间，全村人均收入增长了35倍，并成为全国文明村。

油溪桥的发展历程令陈圆圆大感震撼，积分制模式在一个无资本、没资源的村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村民共建的力量，这是她梦想中村庄的状态。此后，陈圆圆和同事用了7个月时间扎在油溪桥，将“村级事务积分制管理”模式梳理成一套知识体系，并在农业农村部指导之下，于2021年开始了“耕耘者”振兴计划：针对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经营主体，用三年时间，线下培训10万人，线上培训100万人，其中的一大核心便是积分制案例研学课程的设计。

不过，在几期实地研学培训之后，学员纷纷感慨，“油溪桥模式好是好，但实在学不来，积分制太复杂。”油溪桥作为打分依据的《村规民约》有150条之多，是15年经验的累积，导致村支书们到油溪桥研学时，见到积分制小册子纷纷如获至宝，但回村后只剩一脸蒙圈。虽然经验无法复制，但陈圆圆认定这个模式可以学习，她需要做的是发挥腾讯作为互联网公司的能力，一方面改革培训的组织方式，另一方面将积分制变成简单易用的数字化工具。

数字工具的开发任务交到产品经理袁雪芬手中，可她到了油溪桥也立刻傻眼。积分制工具的用户主体多，审批流程极为复杂，仅积分细则的修订就需要“三上三下”，从村民到村两委来回需要6道程序。

袁雪芬带着事先列好的30个问题，跟彭育晚书记和村委深度访谈，回到深圳，一个月反复电话沟通之后，才搞清了积分制的流程，画出一个巨大的流程图，从村民到书记整整5个层级。接下来，需要破掉原本的链路，将油溪桥的特殊定制版，变为灵活通用的简化版，做成SaaS化工具，这便是“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的最初版本。

等到试用版完成后，还需要将油溪桥既往的积分记录载入系统。可到了这一步，袁雪芬再次蒙圈，油溪桥的“户主文明档案”积攒了10年，堆满好几个文件柜。录入过程又耗去一个月时间。当别的同事知道了袁雪芬手头的工作，本以为积分制工具只是互联网早已用烂的产品，但仔细一看，“天呐，怎么会有这么复杂的设计？”

同样的质疑也来自试用版的用户们，“积分制为什么一定要审批，为什么一定要公示？太复杂了！”袁雪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对方说的似乎不无道理。

但陈圆圆非常坚持，不能省略任何一个和村民相关的步骤。她向他们解释，“村里的事情必须要公开，必须经过民主决议才能落实。”过去十多年，陈圆圆见过太多村庄的矛盾，大部分都因为干部做事只向上汇报，不向下公开，造成群众对干部不信任所导致。如果少了这一步，积分制工具将变得毫无价值。

信任

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的打造过程中，“信任”成了陈圆圆心中乡村治理的真正痛点。

“因为我自己在乡村观察了很多年，发现他们经常要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去碰撞那些尖锐的问题，导致矛盾不断加深。”陈圆圆说。这一点，正是她14年来最重要的经验。

在2014年前后，陈圆圆已经代表腾讯在乡村苦熬6年多。她代表腾讯基金会，在黎平县铜关村捐建了一处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希望发展乡村旅游。但也遭到公司内部的质疑。

2014年9月，公司创始人马化腾在演讲中提到：“互联网+”是通往未来的路标之一。这让陈圆圆和团队一下来了灵感：互联网要是能“加”上铜关村，不就能利用上腾讯的核心能力了吗？

不过，铜关村实在太偏僻，2014年在贵州，还没有一台4G基站架设在村里，铜关村里的通讯，主要还是靠小卖部的固话，孩子们一年到头跟外出务工的父母说不上几句话。有母亲十几岁生了孩子马上出去打工，回到家娃两岁，直管妈叫姐姐。

陈圆圆和小伙伴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干脆在铜关村搞一次数字化的“实验”。她辗转找到黔东南州移动，说动运营商在铜关村建设了4G基站，在几百号村民中征集了120人免费发放智能手机。因为担心村民转头卖掉手机，每人还收了200元押金，承诺半年后退回。村里老人从没用过智能手机，他们捧起手机的时候，双手不停地发抖。

智能手机虽然用上了，但村民的微信群里一直没人说话。直到几个月后，村里开始评低保，评上的，每个低保户每年2500元，在当时当地算一笔巨款。而每到评低保的时候，村里都会充斥着各种关于低保人选的谣言，导致村支两委跟村民的关系因此紧张。

陈圆圆和团队说服村干部，用微信公众号文章公示名单，然后在微信群里转发。晚上9点文章一发出，半个小时内，微信群里一下涌进来40多个外出打工的村民，蹦出500多条消息，绝大部分是质疑甚至谩骂：“村委把低保名额全都给了自己的亲戚”（虽然村里几乎每户都能攀上亲戚），还有去年、前年、大前年，多年积怨全被拎了出来。

其实整个过程，村两委一直按流程召集村民开会，但面对面交流时，即便有村民不赞同也并不发言，而是带着一肚子怨气私下絮叨，只有村头的闲谈与谣言里包含着真实的想法，两委组织村民开会反倒成了一个形式。但在微信群里，因为网络交流的特点、外出年轻人的鼓噪，矛盾一下暴露了出来。

陈圆圆非常紧张。半小时后，村支书发了一条长长的文字消息——他是考上高中又辍学的，算是村里面的知识分子——把村民们提出的问题挨个解答，又说明了评选标准，如果对任何一户有异议，随时联系他。这样一来，群里村民的语气平和了很多，有人提出名单上某户家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不应该在低保名单。村主任第二天一早就去核实，并在第二版名单里把他踢了出去。名单最终确定，支书告诉陈圆圆，这是铜关村历年评低保满意度最高的一年。

对这件小事，陈圆圆形容，“对我心灵的震撼是颠覆性的”。在凋敝的空心化村庄里，留守老人无法沟通，年轻人完全失联，干群之间隔阂深重，信任缺失，她曾亲眼见到一件因二十多元电视费小事，村民打伤支书，导致群体事件，县领导带团队坐镇村里三个月才得以平息。

5个月的实验里，移动互联网给铜关村带来巨大改变，这让陈圆圆有了更大的信心，开始以微信公众号为基础，打造“腾讯为村”平台。这也是第一次有互联网公司帮助在乡村治理中用上数字化手段。

“我其实十几年做的都是一件事。”陈圆圆说，因为乡村社会的变迁、空心化的严重，村两委和村民之间缺少沟通的渠道和环境，但数字化工具可以让他们跨越物理隔阂，在云端搭建起信任的桥梁。

事实上，这也是所有互联网产品的一直在做的事情：你不必担心网购时财物两失，不必担心网约车拒载绕路，产品机制中包含着价值观和规则，无形中塑造者人们的交往方式。而这一点上，腾讯更有可能发挥自己的产品和科技能力。

对此，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裁、为村发展实验室负责人肖黎明就认为，早期腾讯深入乡村，更多是用捐助的方式，但现在，“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对原有先进的乡村治理经验，进行了赋能和提升，更有可能找到一个乡村振兴的创新性、系统化解决方案。”

只是，在乡村治理这个陌生领域里，陈圆圆和同事们需要不断探索、不断试错。

沉淀

到了2022年，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的功能不断迭代，这年7月又新增了“村民说事”功能。

“村民说事”原本是浙江象山县乡村的一项创新，它将村中大小事务的决策，化为“说、议、办、评”四步流程制度，走出了一条基层民主的新路。陈圆圆带着“为村耕耘者”团队与象山县签订协议，将“村民说事”变成一款数字化工具。

当一个村庄入驻平台之后，“村民说事”就仿佛一处数字化的议事厅，村民只需点击“我要说事”，就可以发起一项议程，不管是村庄发展，还是路灯损坏、水管破裂，都可以直接提醒村支书，村支书交由村委和村民讨论，再向村干部发起“交办”，待事情了结，发起说事的村民可以直接打分评价。这项功能不仅高效，而且全程公开，很快在众多乡村里流行开来。

在产品完善的过程里，产品经理钟嘉辉遇到不小的烦恼。用互联网的“黑话”来说，“村民说事”究竟该To C（村民）还是To B（村委）？在一般的互联网产品里，这重矛盾并不多见。

最常见的问题是，一些村委干部会打来电话，要求删掉某条村民的留言。原因是村民的发言让村支书难堪，脸上挂不住，事情又解决不了。假如是To B 的逻辑，村干部通常会获得这项权限，就如同一些政务网站的留言板。

在一次现场开会时，有村支书甚至当面找到陈圆圆，要求增加一项“删除”功能给村支书，“这个村民是无理取闹，可不可以把他踢出平台啊？”

陈圆圆当即问他，“把他删掉，他就不会说这件事了？你能把他从平台上踢出去，能把他从村里踢出去吗？”陈圆圆希望村委能够直面问题，把村民的意见当做一次构建信任和村委权威的机会。但这需要村支书的勇气。

陈圆圆时常点进一些村庄去观察使用情况。在广西的某个村庄，一位给村支书打了一星差评的村民，质问村委，“移民搬迁那个补贴我怎么没有？”陈圆圆看到了村支书的回复，隔着屏幕都感到他在发火，“你都没有搬迁，当然不会有搬迁补贴了！”

当时这个村庄第一次启用“村民说事”，村支书还没有心理预期，但后来陈圆圆发现，当书记意识到这是个公开的沟通场合，需要有理有节，他与村民的沟通心平气和了许多。“这个村支书算是比较勇敢的，没有弃用平台。”

甚至也有一些村支书，气恼之下打来电话，要求退出平台，这时候，陈圆圆和同事只能告诉他，“很遗憾，不能退出，可以先观察一下其他村庄是怎么用的。”

“村民说事”是一款工具，用的如何很多时候全赖村支书的思想观念。在这方面，山西河津市西磑村的村支书薛民堪称另类。

到西磑村调研的时候，薛民问产品经理钟嘉辉，“能否加一个匿名功能？让村民提意见的时候匿名发言？”钟嘉辉有些疑惑，“你是想真匿名，连你自己也看不到？”“我自己都看不到。”这一点给了钟嘉辉小小的震撼。他知道平台上另一个西部村庄，管理员是村中的一位残疾人，对大事小事非常热心，经常动员村民上平台议事，但村支书从来没有搭理过大家的提问。产品经理能做的，就是不断给村支书发提醒。

钟嘉辉发觉，西磑村村民对自己的支书非常信任。在“村民说事”上，全村一年来提出了119件事，只有一件事涉及政策没能解决。而对薛民来说，则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之前是干部安排村民干，有了‘村民说事’后，是村民安排我们干部办。”

西磑村曾经是河津市“最脏的一个村”，村庄夹在两条运煤通道之间，煤灰四散，污水横流，出租车到了村口都得加收5块钱才肯开进去。只在三年间，薛民带领村民让村容焕然一新，成了周边最干净的村庄。薛民感到还不够，打算找公司搭建本村的数字平台，但一问价格竟高达20到30万，每年还有维护费用。好在村委的一个年轻干部是腾讯为村的老用户，向他推荐了“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从此薛民书记成了“自来水”，不仅自己用得不亦乐乎，还到处宣传。这让钟嘉辉很有成就感。

钟嘉辉也时常琢磨，村民本可以在微信群里聊天议事，为什么还需要“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在数字化“村民说事”时，他曾经问过象山的村干部，村民的诉求通常是怎么处理的？村干部告诉他，人工写在本子上，有时候一忙也会忘记。

无论是“村民说事”，还是积分制，“工具的作用不只是记录，还有沉淀经验和规范，哪怕村庄换了村委班子也能够传承下去。”钟嘉辉说，数字化的价值是将治理模式内化为产品特性，这样一来，“村里面就慢慢沉淀下来，继续往上生长。”另一方面，数字化工具凝聚起村民的公共意识，村委也通过一件件事务的办结，积累了威信，当遇到更有挑战的事情，就有了信任的基础。

在过去十几年的乡村经验里，陈圆圆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要建立这种信任，就必须从一件件的小事入手，让干部和群众先从小事建立信任，才有可能大事一起干。”

生长

当真实的需求得到发掘，一款互联网产品便会自然生长。在上线近一年之后，“村民说事”已经在全平台积累了2.76万件议事，如此速度，让陈圆圆也感到十分意外。

在“村民说事”平台，西磑村的一个案例常常被人提起：在这个原本贫穷的山村里，存在着一个奇怪的风俗：红白喜事不仅要举办时摆宴席，而且事前筹备时也要摆席议事，六碟八碗地摆上20桌，至少花费1万多。虽然人人不满，但老一辈留下的风俗，无力改变。

直到今年年初，村民薛效军决定到“村民说事”上议一议，他发出提议后，村支书薛民立刻号召大家讨论、表决，最终以209票赞成、1票反对，成功废止了这项习俗并写进了《村规民约》。在极度重视红白事的山西农村，这项成功的移风易俗显得十分可贵。

对此，薛民也感到非常自豪。早在二十多年前，薛民就跟随父亲一起创办了焦化厂，成为当地有名的“新乡贤”，但事业的成功也让他和村民拉开了距离。他自嘲“脸比较臭”，很多时候村民有事不太敢向村委提出，但村民说事平台重新拉近了他们的关系，成就了前所未有的信任。

“从做村书记起，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晚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看到村民在广场高高兴兴地跳舞，每个人脸上都有笑容。”薛民说。

截至目前，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已经在全国3.4万个村庄落地生根，服务了超过455万村民，并在广东、四川衍生出了粤治美、川善治等本地版本。跟“村民说事”的快速生长相比，积分制模块的拓展难度虽然更大，但在很多村庄里，村书记也开始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创造力。

四川德阳的广汉市，2021年落地了“耕耘者”振兴计划首期培训班，此后市委组织部决定，全域推广积分制。时至今日，广汉120个村（社区）全都启用了“川善治”积分制模块，并且活跃度达到了100%。其中，三水镇友谊村是最活跃的一个，村支书舒军是油溪桥村研学培训班的学员。但一开始，他“对积分制是什么东西、如何把它运用起来，说实话脑壳是懵了，一窍不通”，舒军说。

随后一年，舒军琢磨了各种推行积分制的方法，今年5月，他找到广汉农商银行，双方碰撞出一套“村民积分贷”：按照积分制规则，由银行对村民进行贷款授信，而且随着积分增加，还可享受利率优惠——村民家庭积分每增加100积分，贷款利率下调0.1个百分点。

在正式实施第一天，授信现场空前的热闹，舒军说，“光是那一天，我们友谊村的村民，通过积分制贷出来了87万！”

“积分贷”不仅受到村民欢迎，也被广汉农商银行当做一项重要的创新。在以往，银行对村民发放信用贷款前，都需要进村进行社会评价调查，但有了积分制，调查的成本大大节省了。在这个意义上，积分制与信贷实现了双赢。

6月27号这天，习惯了风尘仆仆的陈圆圆穿上了“盛装”——在四川德阳，全国耕耘者振兴大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耕耘者们聚在一起。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一直非常关注“耕耘者”振兴计划，在大会讲话时，他认为该计划切合了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

在农业和农村领域耕耘几十年，张天佐对乡村治理、农村金融都有过深度的思考。两年前，他在浙江象山调研时，曾提出搭建一个用于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很多村民常年在外地，一年都可能回不了一趟家乡。他们也很关心、惦记家乡，也希望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因此需要一个数字平台，帮助他们就村庄大事进行商议甚至表决。”而现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已经非常接近他当初的设想。

乡村振兴阶段，要达到产业兴旺、共同富裕的目标，都需要有效的治理为基础，“产业发展和治理有效相辅相成，一个村如果和谐稳定、有凝聚力，就能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员力量，”张天佐说，“但如果治理跟不上，有时就算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最后搞得离心离德，老百姓慢慢失去信心，村庄也有可能败落下去。”

以数字化助力乡村治理为起点，陈圆圆心里还怀着更大的愿景。在村民说事中，她曾无意中发现过一位村支书的公开信：四川省古蔺县李家寨地处偏远，村支书邓太林某次回村路上，遇到一位60多岁的村民蔡方琴，她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到村委认证养老保险，累得汗流浃背。看到她的样子，邓书记非常难过。其实村干部上门办过，但微信群里的通知，她没有接到。

这个故事也让陈圆圆很有感触，她希望在全国约50万个行政村里，村级事务管理平台能够成为一项基础设施，到那时，邓书记遇到的心酸场面也许再也不会发生。

作者丨张博迁

设计排版丨韩冰

图片来源丨腾讯S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