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与税收

2022-07-17 12:07

英国17世纪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可能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的作用还不显著吧。

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和劳动力。后来的经济学，通常把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的两要素，在这里，是把土地归于资本要素。

早期的资本家，在办工厂时通常把地皮都买下来了，土地作为不动产也可以算是资本的一种；但也有不少富豪拿下土地后并不自己开工厂，而是靠出租厂房为生，就像大地主靠地租一般。

所以经济学也有把资本和土地两要素分开的，认为劳动、资本、土地是生产的三要素。之后的一些现代经济学流派，更是把人力资本、管理、科技看做新的生产要素，其实人力资本可以归于劳动，管理是资本的一种，管理和资本分立，可以看作是资本经营和投资的分立，至于技术，本质上也是一种垄断租金，可以归入土地地租，劳动、资本、土地，是物质生产不可缺少的三大类要素。

在小农经济时代，有农奴和奴隶进行劳作，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劳动和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国际分工的前提条件，像欧盟二十八国聚集在一起创造一个经济联盟的目的，就是为了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唯有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情况要复杂一些，在交易和流通上受到了种种束缚和限制。

哪怕是土地私有制的国度，对于土地及房地产市场都是有诸多禁令的。如澳洲和加拿大，在房屋价格因为外来购买者众多而大涨之际，都限制外来资金购房买地，大幅度提高外国居民购买房地产的交易税，而东南亚一些地区甚至干脆禁止外国人购买房地产。究其原因，土地是一国的根本，没有土地不成国家。任何朝代、任何国家，对于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动都是慎之又慎。

土地制度属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上层建筑，生产力是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力。这段耳熟能详的话是老马的ZZ经济学精髓，也是18、9世纪古典ZZ经济学总结和提炼的精华。

早期的人类是没有土地私有这一概念的，处于渔猎社会的人类认为“天下为公”，追逐猎物、采集浆果为生。

当然，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并不像一些人描绘得那样温情脉脉，三代之治是如何模样，看看西方人到来之前，美洲大陆上处于渔猎阶段的印第安部落即可。他们没有私有和所有权的观念，认为抢劫他人的财物就像打猎一般天经地义，“猎头”是部落常态，奉行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理念，真正的弱肉强食。

土地私有观念在人类进化到农业游牧阶段才开始出现，定居的农民把开垦的土地作为家族的财产；游牧的牧民把草场作为部落的放牧地。

在春秋时期，有“国人”和“野人”之分。所谓国人，就是筑城而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筑城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哪怕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小城，都需要浩大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

居住在城市里才有安全感和财产保障。而城外的原住民则被称为野人，虽然城市居民也允许野人缴纳一定的进城税后进入城市购物消费交易，但野人不能居住在城市之中，野人们既不需要服兵役、也不需要交税，当然，野人也没有任何权利和安全保障，跟奴隶类似。

国人的权力很大，甚至能够决定王的去留。西周时期，国人暴乱，赶走了周厉王，就是那位著名的“道路以目”的周厉王。

周厉王有一个臣子叫荣夷公，教唆厉王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专利（专营垄断），由周天子直接控制，不许国人进山林川泽谋生。

一些贫困的国人被断了生路，怨声四起，纷纷咒骂周厉王。于是周厉王又派了一个佞臣卫巫于监视百姓，将许多不满“专利”政策、发表过怨言的国人逮捕后处死。

厉王的高压政策，使得亲友熟人在路上遇到了都不敢互相招呼，只能看上一眼（道路以目），使都城变得死气沉沉。周厉王却还自以为得计，得意扬扬地说：“我自有办法叫百姓不敢诽谤我。”

大臣召穆公劝诫说：“这样堵住人民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条河。河一旦决口，要造成灭顶之灾；人民的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然后采纳其中好的建议。这样，天子处理国政就少差错了。”周厉王却不以为然。

周厉王的暴政使得国人忍无可忍，前842年某一天，都城四郊的国人自发地集结起来，手持木棍、农具作武器，从四面八方扑向都城的王宫，周厉王下令调兵遣将。

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

周厉王只能狼狈不堪地匆忙带着宫眷步行逃出都城，沿渭水朝东北方向日夜不停地逃到远离都城的彘，筑室居住了下来。

国人攻进王宫，没有找到周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姬静。召穆公将姬静藏了起来，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竹书纪年》记载：“（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

都城中的国人在大臣周定公、召穆公的极力劝解下，终于平息了一些怨恨，纷纷离去。

此时周朝无主，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一说朝中贵族共同推举共国国君共伯和代行天子职务）。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从中可以看出，周朝实施的是“府兵制”，跟古罗马早期类似，只有公民才能服兵役，才有交税的权利，国家给国人发放土地，战时自备武器干粮参战。

周厉王实施的史上第一次集权的尝试。

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名义上周王享有对土地的所有权，但已经被分封出去的土地、国人们拥有的土地周王并无权力收回，分封的臣子分得土地的自由民（国人）以兵役和交税（进贡）来尽义务，所以周王把主意打到了名义上属于“公有”的山川大泽，控制财富实施垄断、控制舆论是扩大君权的必然步伐。

周厉王的改革并不成功，被国人暴动赶跑了，秦始皇、汉武帝等后辈们前赴后继，直到明清期间才最终达到君权的顶峰，真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封建制度下，君权总有各地诸侯作为制衡力量，难以凌驾于一切之上；只有到了流官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流官们只是对地方进行民事管理，没有军事权力的相配合，最终匍匐于王权之下，君权没有制衡和约束，一权独大。

失衡的君权也成为清朝固步自封、落后于时代的根源所在。

历史学把奴隶制、封建制作为前后相继的制度，其实跟现实有很大的差别。

奴隶制跟封建制并非对立的，而是一体的，奴隶制度下，同时有封建，如夏商周，封建制度下也一直有奴隶制度存在，清朝八旗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奴隶制度。

西方也不例外，废奴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才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在大国，奴隶制度是贯穿二十四史的，有区别的是封建制度和郡县流官制度，封建制度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但明朝朱元璋还是分封自己儿子为诸侯王，最终导致削藩了靖难之役。

明王朝的最终灭亡，藩王耗尽了国家财力是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所有的王室成员都待在京城，不再分封藩地，彻底取消了封建制度。

清朝是奴隶制度跟流官科举制度的混合，除了羁縻西南方的一些土司之外，丝毫没有封建制度，而且“改土归流”一直是清朝的国策，条件成熟一个改一个，君权一权独大，不允许土司们分享，哪怕远在穷乡僻壤也不行。

明朝灭亡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税收上出了问题，明朝以农业税为根基，但由于土地兼并和投献，朝廷能够收到的田地税收越来越少。

所谓投献，是指藩王士绅不纳粮，很多田地拥有者把土地挂靠在藩王和有功名的士绅名下，出一笔钱给藩王和士绅可以免除纳税。

明朝也是实施类似于隋唐的府兵制度，军户有军田。

就像唐朝府兵制度由于兼并和没有足够的田地分配给兵士而崩溃一样，经过上百年时间，军户沦为世袭军官们的农奴，几乎不能上阵作战，只有军官们家养的家丁还有些战斗力。

明朝的军户制度甚至还不如隋唐的府兵制度，至少隋唐的府兵还是自由民，而明朝的军户并没有人身自由，世世代代都是军户。

很多人认为王朝的灭亡是因为土地兼并，其实不然。

从府兵制度转向募兵制度是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也必然发生。土地被兼并，民众生活的水准并不见得下降。

以明朝为例，流民闹得最凶的恰恰是自耕农最多的西北地区，而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江南地区一直歌舞升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自耕农抵御灾难和风险的能力很差；兼并土地的大地主把佃农当作部曲看待，苛捐杂税难以收到这些士绅大地主头上，所以佃农比自耕农收到的剥削更低。

二是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剩余劳动力能够通过工商业消化，这也是发展的必然之路，如果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去发展工商业，必然会掉入马尔萨斯陷阱，最终只能依靠战争和瘟疫来消灭过剩人口。

明王朝应该进行转向，以商税为主体，不再依赖农业税。就像清朝，在应对太平天国运动时，依靠“厘金”筹措了大量的资金，最终靠着财力淹没了太平天国和捻军。

但明朝征收商税时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因为朱元璋祖制不征收商税。

在老朱的构思中，是一个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明朝很多税收都是实物，现银都不多。

商税这一大块利益，自然落入了当地士绅豪门之手，要想再让他们吐出来就很难，明朝神宗皇帝开征商税矿税，派去各地的太监遇到普遍的抗税，最终征收商税一事只能无疾而终。

士绅们抗税的一个理由是祖宗之法不可更改，这只是为了不让朝廷动他们的奶酪，但另一个理由有一定的道理。

在春秋时期，只有国人才服兵役和纳税，野人是没有纳税的权利，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既然要对商人征税，那么商人的地位势必得到提高。

北美十三殖民地都知道“无代表，不纳税”，既然要纳税就要有相应的权利，没有谁会心甘情愿当作肥猪；商人纳税将会提升商人的地位，威胁了科举制度出身士绅的特权。

在清朝开征“厘金”之后，商人的地位也有较大的提高，甚至出现了胡雪岩之类的“红顶商人”。

按清朝官制，二品顶戴用珊瑚顶，一品顶戴用红宝石顶，三品以下皆是蓝白顶戴。1881年（光绪七年），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授予布政使衔（三品），赏穿黄马褂，准用二品顶戴，被称为“红顶商人”。

清朝最终废除科举制度，跟商人地位的提高有着一定的关系。上书废止科举制度的袁世凯本人就非科举出身，而且不拘一格用人，并不看重科举人才。

大国的土地制度比较独特，在农村进行土改获得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淮海战场上数十万分得土地的农民用手推车提供了后勤和兵员保障，是解放战争能够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之后则学习苏联集体农庄制度，农民加入农村合作社，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则实施公私合营，逐步国有化，房产也统一分配，实现了类似苏联的计划经济。

由于计划经济产权不明晰，缺乏激励，需求信号失真，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最终难以维系开启了改革开放。

在农村包产到户，在城市国退民进，大批国企改制为私营企业，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逐步自由流通，释放了经济活力，造就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但土地制度的改革并不彻底，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各房地产商通过招拍挂买下来的只是70年的土地使用权，而农村宅基地则实施“一户一宅”，由村集体进行分配，只能在村集体内部流转，不得买卖。

严格说来，任何土地都不是个人的，而是村集体或者国家的。这也是拆迁难的根本原因所在，被拆迁户认为房屋土地是属于自身所有，而按照法律规定，需要赔偿的只是房屋的建安成本和土地使用权。

城市的土地有ZF垄断，只能通过招拍挂获得，这也导致地价连年上涨，土地财政成为地方ZF的最大收益来源。

土地财政对于筹措资金进行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并非没有代价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难以突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对城市的土地财政形成冲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就不展开讲了，可以参看“荷兰病”和高税收的危害。

本质而言，土地财政是一种税收，垄断土地这一生产生活资料进行收税，跟直接税相比，征收的阻力和成本小一些，但隐形代价巨大。

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看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都是暗中标好了价格，以后需要连本带息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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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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