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入尘烟》李睿珺：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导演｜垂直入戏

社会

2022-07-27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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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讲述人李睿珺，是一名导演。

他的新电影《隐入尘烟》讲的是两个被迫留守在农村的中年人的故事：老四木讷寡言，是村里最穷的光棍，贵英身体残疾，因小便失禁而遭人嫌弃。他们被各自的家庭抛弃而走在一起，从冬天、春天到夏天、秋天，他们日复一日地在地里劳作，播种、收获、失去。

整部电影有一种淳朴、天真的诗意，同时又有令人心碎的残忍。

■ 电影《隐入尘烟》剧照

在现在的银幕上，这样的故事是比较稀缺的。而导演李睿珺本人的经历也很独特：影视广告专业毕业，自费开始拍电影，并且发动故乡的亲戚、村民成为了他电影的主演。

比如《隐入尘烟》，除女主角贵英由演员海清扮演外，其他演员大多都是李睿珺的家人、老乡，如男主角老四，就是由他的姨夫武仁林扮演，女主角的嫂子、卖衣服的老板，则分别由他的母亲和妻子扮演。

《隐入尘烟》的故事发生地和拍摄地也在李睿珺导演的老家，甘肃省张掖市花墙子村。李睿珺在这里出生、长大，从一个光着屁股在河边洗澡的小屁孩儿，成长为一名电影三次入围柏林电影节的导演。

一个村里长大的孩子，到底是怎么成长为导演的？他为什么总是拍摄故乡的人和事？又为什么总是让村里人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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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魅力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隐入尘烟》的导演李睿珺。

我是 83 年的，我们村 90 年以前没有大规模通电，所以我小的时候，每个月可能有一两次看露天电影的机会。那时候觉得电影离我很远，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做电影。

■ 导演李睿珺 / 图片来源于网络

90 年以后我们家有了电视，但只能收到两个台：中央一台和中央二台。90 年代初，中央二台周末经常会放欧美的老电影，电影里的人都戴着假发，穿着那样的衣服，尤其是都是译制片，我们用夸张的语气给外国人配音，我觉得很讨厌。

但是在大学，你看到那些原声的、带字幕的影片，你才发现国外电影里，他们不那样说话。

渐渐地我发现，比如在大学里看到维托里奥的《偷自行车的人》的时候，明明自己没有去过意大利，也不认识这对父子，甚至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但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那样一个国家，这样一对父子的命运，因为一辆自行车而改变，变得不可琢磨。你会深深地为这对父子的命运担忧，好像这对父子的形象住在了你的心里。

你会觉得，原来电影有这么大的魅力。

所以大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做电影。毕业后我就来了北京，想从事这个行业，因为做电影的大部分人都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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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处女作《夏至》

我 03 年毕业，6 月 28 号来的北京。那个时候，我想先找专业对口的工作，比如说先去影视广告公司应聘，积攒一些积蓄，我可以写我想拍的剧本。如果有机会认识一些做电影的人之后，我再进入这个行业。

但是应聘了两个月，没有一家广告公司要我，因为他们觉得你没有实际的广告拍摄的经验。

两个月时间，我身上的钱都花光了。我有很多校友在电视台工作，他们说，要不你来电视台栏目组做编导吧，反正都是为了生活。

因此，我就跨入电视台节目组的系统里，一直在做编导、摄像、剪接这些工作，以此维持自己正常的生活运转，然后等待一个认识电影行业从业者的机会。

但是等了好几年，也没有这个机会。工作到 06 年，我就想明白了：那么多电影学院，比如像北京电影学院、广播学院，这些专业院校每年毕业那么多导演专业的学生，什么时候这个机会能落到我的头上，凭什么落到我的头上？

我觉得我不能再等了，好像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创造一个拍摄的机会。

我当时在北京台的栏目组工作，主编是从国外回来的，也很喜欢电影，我们有的时候会一起吃饭。我说我一直想做电影，正在写一个故事。她听完之后觉得挺有意思，说可以帮我问问加拿大的朋友。

她问了之后，一个加拿大的朋友真的有兴趣。我很兴奋，就把报纸上看到的一个新闻改编成了剧本。但等我写出来很久之后，她再去问这个朋友，人家就没兴趣了。

我就找国内的朋友，找到一个人说有兴趣。我们就打算用 40 万拍完这部电影。结果我去上海见这个人的时候，他正好在装修一个酒店，他说，钱都投酒店里了，等酒店开始营业有现金流回来的时候，可能才能帮我们投一些钱。

这时候我们主创团队已经空出了档期，觉得也不能不拍。

我父亲就打电话问，你们怎么样了？我说，好像那个钱又不行了。他说，你最少最少多少钱能拍？我说，最少可能也得二三十万。

我父亲说，这个钱多久能回来？

我那个时候想得很简单，并没有欺骗我父亲的意思。我很真诚地跟我父亲说，可能电影今年拍完，明年发行卖掉就回来了。

我父亲说，既然是这样，我本来跟你妈攒了一点钱，要在县城买房，我们把这点积蓄先拿给你们，你们先启动，不够咱们再找亲戚朋友们借一点。

他们觉得，你们要做这个事，别人不支持，我们也没法不支持。反正隔一年这钱就回来了。

所以我们就这样拍了。

那个时候就是为了拍一部电影而拍一部电影，电影讲什么没关系。但是做到中间你就发现你做不了。一切都没有准备好。所以剧本写得有问题，然后着急忙慌要拍，就拍得一塌糊涂。

我一边拍，一边在借钱。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个还可以再拍几条，但是看到大家都很累了，我就不好意思再拍。因为我心里面知道自己没给人家很多钱，人家是来帮忙的。

中间不停地在发生变故，甚至剧组的人因为一些矛盾打架。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有的剧组工作人员就觉得，我既然是副导演，为什么要看设备？他觉得副导演在现场应该有更高的地位。

但是在这样的剧组里，可能一个人要身兼数职。其实我也还在扛设备看设备。因为这些小摩擦，就吵起架来了，吵着吵着两个人就开始动手了。最后一看这种情况，那就报警处理。

当时我非常沮丧，觉得好像没有人能够理解我。都是朋友，为什么会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发生口角，还动手？因为是对方先动手，动手之后他还要报警，乃至后续发展到他要各种干预我们的拍摄，试图分裂剧组，给每一个人说要离开这个剧组。

我就觉得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拍摄之前明明说那么热爱电影，为什么后续发现他是另外一个人？

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放弃了，不拍了。

我一个人去山上坐了一下午。当时我的摄影师是我的校友，他在中央台的栏目组做摄像，也很喜欢电影，就向领导请了假。

他就说，哥们，我向领导请假也不容易。领导批给我假，同事们都知道我去拍电影了，我这没拍完回来了，我怎么向领导解释和交代？你得给自己一个交代，也得给我一个交代。

后来我就觉得，那就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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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债

拍电影之前，我以为拍完一年之后就可以收回成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读了很多第六代导演的故事，说第六代导演的影片在哪里发行，有多少收入。我们会幻想自己也有这种可能性，可以在国际上卖版权。哪怕是卖一个电视台的播放权，或者卖一个地区影院的播放权，应该是有可能的。

但实际上这需要专业的发行去做。我们不认识专业的发行，而且我也不会说英语，虽然电影送了一些国际影展，也得了奖，但我去电影节只能看看别人的电影，和谁都没法交流。

我们就发现其实不那么容易。最后片子没有发行出去，拍电影花的差不多 30 万没收回来。

那时候当然会有挫败感，但我觉得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赶紧挣钱还钱。

有的时候我焦虑到半夜三四点睡不着觉，就一个人在马路牙子边溜达到天亮。

因为有的时候我和父母打电话，想问问家里的情况，听到他们的语气好像没那么开心，我就很快会想到，是不是有亲戚催债了？所以那个时候攒个整数，比如攒个 1 万、2 万，就赶紧打回家。

当时我在一些电视台的栏目组工作，在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就会有办公室政治，一有这种苗头我就会辞职。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手艺人，我也不想在这种地方当领导，那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些事？我很反感。

但是辞职之后，可能半年都找不到工作。所以有的时候还会去拍会议、婚礼、车展，有什么活干什么活。

比如说拍会议，就是在那把机器开了，保证声音录到、画面带到，然后想多移动一下就移动一下，不想移动就把机器架在那录。你就在那盯两三个小时，完了反正是 300 块钱。

有时候也去拍那种，就是人家弄了个滑翔机，我坐在滑翔机上航拍。这种给的钱多一点，拍一天可能给个两三千块钱。

虽然不太喜欢，但做这些，一个是为了还钱，一个是为了生存。

那时候，我生活成本被压得很低。我每天去胡同里面，同样的饭可以连续一两个月不换。你到那儿，使个眼色人家就知道你要点什么了。比如回锅肉盖饭，便宜的时候七八块钱，后来涨价到十来块钱，那一天也就是二十来块钱的生活成本。平时也没什么其他生活上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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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村里老人现状的不满

09 年，我想拍第二部电影。那两年我们村里，出现了老人没人管的情况。这些老人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父母养老，为自己的儿女奉献这一生，无非就是想养儿防老，但现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不回来了，也不给家里面寄钱，老人完全是绝望的。

而且因为大量年轻人离开土地，政府就实行了一个新政策叫「土地流转」，就是让有耕种能力的人把所有村里的土地集中起来，剩下的人去给他打工。那些没有耕种能力的人一亩地一年拿 500 块钱土地转让金，你跟他签一个 30 年的合同。

这些老人在面临这样的情况下，坚决不想把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别人，因为他们怕流转给别人，万一这一年 500 块钱不给你怎么办？他们就彻底没有任何生存下去的可能性。

有的时候我跟父母打电话，父亲就跟我说谁去世了。有的是生了病怕拖累儿女，想让大家别因为这点医药费相互推诿，引起家庭矛盾，老人就自杀了。有的是因为精神上的孤独，就自杀了。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经历这一切。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的，为什么他们老年会生活得这么凄惨？

作为一个人，我们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就带着这一系列「为什么」和对现实的愤怒、不满，我要去拍摄这些老人的境遇，我要把它变成一部电影，我想让更多人看到。

那时候，家里人的压力都很大。你第一部都赔了那么多钱，又要拍第二部，大家就很绝望，觉得这是个无底洞。

但有一些朋友听完第二个故事后觉得很好，比如我那时候的摄影师，他已经是导演了，但他说，我可以免费帮你做摄影师，你跟你爱人两个人去挣一点钱，我们用最低的成本把它拍下来。

他还说，我小舅子在电影学院录音系进修，他可以免费帮你做录音师。

主创都有了，我为什么不拍呢？

我跟我爱人就去了中央六台的一个真人秀节目，她做编导，我做剪接。我们攒了七八万决定要开始的时候，这个剧本又得到了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一万欧元的奖金。

当拿到这一万欧的时候，我给我妈打电话，她当时在院子里烧了一盆水，在太阳底下洗头，听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她高兴得都流出了眼泪。她觉得好像终于有一丝丝希望了，她对我们的未来没有那么担忧了。

我也松了口气。我就拿了一半去还账，一半又搁在了新电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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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里拍电影

从这部电影《老驴头》开始，我回到了村里拍摄，也第一次请村里的人当主演。

因为第一，我们没有钱请别人；第二，这都是他们熟悉的故事，他们演起来会更自然。

我们一开始请了村里其他的人来演，但是因为村子里从来没有人见过拍过电影，他们觉得这事很荒诞。而且我从小在这个村子里出生长大，我跟一群孩子光着屁股在桥头游泳的时候，他们都见过，我离开若干年之后回来，说要拍一部电影，关键是让他们去演，他们觉得太荒唐了。

电影筹备期间，我戴了顶帽子。那是我 08 年第一部电影去首尔参加电影节的时候买的一顶棒球帽，它的帽檐是两层的：帽子是枣红色，帽檐磨破露出里面的黄色。其实这是一顶新帽子，但村里的人就说，「你看就连他戴的那顶帽子都是破的，他能拍什么电影？」

村里面冬天没事，男人们都聚在村口的一个商店门口聊天，晒太阳，答应我出演的那些人每天跟着我从那儿路过，所有人都会直刷刷地用目光注视着你，直到把你送走。他们在等待看这样的笑话。

答应我出演的人就有压力，很多人就不演了。

我父亲最后建议我从亲戚里面选，因为亲戚比较牢靠，不会演到中间突然不演了。

我就找了我舅爷爷。舅爷爷年轻的时候演过样板戏，在村子里面也比较受欢迎。而且还有一点，舅爷爷是村子里少有的在他那个岁数还能识字的人，他至少能看懂剧本，能背台词。

于是我每天训练舅爷爷。他一开始觉得，我能演什么电影？我们看到的所有影视剧都是明星演的，我们的形象怎么可能上电视？

我说，上电视是很容易的，不是某些人的特权。我现在就拍你，接上视频线，马上你就能在电视里面看到自己。从物理上这是一件特别容易解决的事。

我就每天用 DV 拍他，然后回放给他看，像照镜子一样。我说，你要调整你的状态，你的腿哪里不对，你的腰要塌到什么程度。

他演的是一个生了病的老头，但是他在生活中很硬朗，还种着十几亩地，说话声音很洪亮，干活很麻利。他演着演着就说，太难了，我不是这样子的人。

我说，那就是演戏。村子里面谁是这样的，我带你去观察。

■ 电影《老驴头》剧照

就这样一点点帮他建立自信。

还有我爱人，她要演一个西北女性。虽然她是学表演的，但她在贵阳市出生长大，从来没在农村生活过，更没在西北生活过。我就觉得，得让她体验一下西北女性平时干什么。

除了学语言，每天我就让她骑着摩托车在那儿训练，甚至我说你不要用护肤品，时间久就会裂口，从天然的疼痛感里，你就会体会到乡村世界的女性的那种艰辛和不易。

包括我教她怎么铲沙子，因为她从来没干过这个活，从来都铲不对。

最后我说没办法，只能花大量的时间去变成肌肉记忆。她每天开着拖拉机去沙漠里铲沙子，有的村里人很气愤地对我说，你一个小伙子，站在这插着手，你不帮忙，让一个姑娘在这铲沙子，你干嘛呢这是？

我说我们其实是在训练，她是在学习。他们就说，这有什么可学习的！他们以为我是在找借口偷懒。

■ 电影《老驴头》剧照

当时剧组就住在《隐入尘烟》的男演员，也就是我姨夫家，她就开着姨夫家的拖拉机训练，最后，她开得倒车比我姨夫还熟练。

都训练到这个程度之后，我们才开始拍摄。为什么后来大家都还比较满意，就是因为前期做足了准备。这其实都是第一部电影《夏至》给我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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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孩子

拍摄完之后，电影入选了柏林电影节的青年论坛单元。我们很兴奋，就觉得用了不到 30 万块钱，然后 7 个人回到老家，把我们的亲戚都训练成演员，拍了一部电影，那是我们不曾想到的，而这部电影居然被一个我们觉得没有可能的电影节选了。

尽管后来我们放弃了，没有去柏林电影节。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去鹿特丹，因为我们前期得到了鹿特丹电影节对剧本的一万欧的支持，后期得到了两万欧，如果没有这些钱，我们甚至完成不了这部电影，更不要说去电影节了。我们觉得，应该把欧洲首映留给鹿特丹。

但是我还保留着入围通知的那封信，那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用这样的方式做电影，我一开始怀疑行不行，但得到这个认可后就觉得，没问题，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做。

所以，可能一切自觉的创作都是从《老驴头》开始的。

从《老驴头》开始，我的电影基本上都和故乡那片土地有关，并且所有故事的由来都是现实中有相似的故事和经历，另外还有你生命经验和记忆的结合，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创作。

《老驴头》讲的是老人物质生活的困境，我就觉得关于西北乡村老人的故事还缺失一半，除了物质，他们的精神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讲的就是精神的困境。

之后《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讲的是这片土地上另外一个民族的故事和生存的现状。

《路过未来》和《老驴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拍《老驴头》的时候我就在想：万一这些放弃土地出去打工的年轻人，老了之后在大城市待不下去怎么办？他们会不会考虑回来养老？回来之后，他们已经失去土地了，也没有那么多积蓄，他们靠什么生活？

拍完《路过未来》，很多人说我要转型了，我要开始拍城市了，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拍《路过未来》，其实它的根源从来没有离开这片土地。

到现在的《隐入尘烟》，拍的是两个没有办法离开这片土地的人。但凡能离开的都去城里面打工了，老四和贵英因为各种原因，家庭的、自身的，没法离开这片土地去外面生存。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好像虽然被各自的家庭抛弃了，但是恰巧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会像接纳庄稼和植物一样，无条件地接纳他们，他们变成了这片土地的孩子。

而且正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离开这片土地，需要靠这样的方式维持生计，他们日复一日地在土地里耕种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土地无私的、博大的爱——土地是一个比人心更洁净的存在，不会因为你在村里地位高，就让你收获 20 袋粮食，也不会因为你没有钱、不受大家尊敬，你种一袋粮食就只能收半袋。土地看似对一切都是公平的，甚至驴在土地上啃草，撒尿，拉屎，土地也不会有任何反抗和怨言。土地好像变成了世间最善良的存在。

贵英和老四在这样的生存条件和生产方式下，从土地的日常劳作里，汲取了土地和人的这种回馈的关系。不管是善意也好，所谓的爱也好，其实都是从自然界感知到的，然后它们逐渐渗透在了血脉里，所以他们也用土地接纳他们的方式去接纳周边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