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嘲“学术媛”,牛津数学女博士:“我选择去战斗”
在遭遇人肉、车库门被撬、朋友被骚扰,谣言转至线下后,朱雯琪的导师引导她启动了堪比危机公关的处理流程,牛津大学甚至专门邀请朱雯琪参与了年度纪录片拍摄,展示她如何在牛津做数学研究
图/视觉中国
文末附有《近年网暴典型事件》
编者按
一个人要经历多少伤痛,需要多少支持,才能在遭遇网暴后,真正“重生”?
当一位打扮时尚的90后女性因为“数学好”而被网暴狂热分子“狩猎”,打击她的不仅是蔓延至线下的谣言、谩骂、中伤,还是家中被撬开的车库,塞满垃圾邮件的学校邮箱,更是深深的自我怀疑。
朱雯琪是牛津大学数学系的博士生。在社交媒体上,她以@牛津Kate朱朱的身份和网友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学习、社会问题的思考。2022年3月中旬,朱雯琪从牛津大学数学建模与科学计算专业毕业,她在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毕业视频,标题是“以牛津年级第一的成绩,从数学建模系毕业了”。视频出圈后,朱雯琪被质疑学历造假,是卖衣服的微商和骗流量的网红,并被污名化为 “学术媛”。随后,她的外貌、穿着打扮、学历、工作,朋友圈也被挖出,并逐一被嘲讽。
这并不是朱雯琪第一次经历类似的暴力。朱雯琪认为自己的求学经历较为特殊。十岁时,她就曾因学习成绩不好、特立独行而在公立学校遭遇校园暴力,被老师和同学孤立。在接受两年家庭教育后,朱雯琪考入一所国际学校,并在16岁时被牛津大学数学系录取。2014年,朱雯琪因在人人网上传泳装照一度引发关注,此后也曾多次遭遇网络上的言语攻击。
但直到毕业视频风波后,朱雯琪才第一次感受到网暴带来的直接伤害——“很崩溃”。随后,朱雯琪的导师引导她启动了堪比危机公关的处理流程,牛津大学甚至专门邀请朱雯琪参与了年度纪录片拍摄,展示她在牛津的生活。
通过对“反击”网暴的复盘与心理疗伤,去年5月,她最终选择继续在社交账号中表达观点,但会“更关注大家需要我说什么”。
她也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博主的影响力实现“反歧视”“反网暴”的愿景。
“如果沉默的人和看热闹的人能够给受害者支持,也许事情不会走向特别糟糕的境地。”朱雯琪说。
因为“数学好”被人肉
今年5月10日,微博提醒我已经入驻12年了。我开通微博是在2011年,最开始我主要玩人人网,微博会发一些日常。
2014年从牛津数学系本科毕业的时侯,我在人人网上发过一个泳装毕业照,开始受到一些关注。其实很偶然,因为牛津的习俗是毕业考完试后要去跳河,跳河之前我穿着泳装被人拍下来了,随后我就把毕业照片发到了人人网上,账号一下子涌入999+的好友申请。
后来,我渐渐开始在网上发表一些图文和观点,就像是在和远方的朋友聊天,没有做博主的感觉。
直到2022年3月14日,我因为做数学题在网上引起热议。那天是国际数学日,我发了毕业视频。最开始毕业视频是在粉丝群体和朋友中流传,收到的也是大家的恭喜和祝福。
后来,视频被一些金融博主转出圈了。可能是因为那几年A股市场不太好,大家比较“混”。很多人看了视频说这是“学术媛”,觉得我牛津毕业是编的,还说我当时的视频封面太模糊,要我去牛津拍一个新封面。其实,他们如果从封面点进去,就能看到我的视频都是在牛津拍的。类似的评论大概有几百条,当时是英国的凌晨,所以我一开始都没看到。
最开始我不在乎,直到一个教育博主也开始讽刺我的毕业视频,说牛津大学哪有什么数学建模系之类的。这位教育博主是微博PhD圈的,看起来是一个研究员或博导的角色。我在申请博士时还关注过他,算是我比较崇敬的一个人。所以听到他也这么说,我觉得不太舒服。于是我给他的微博账号留言,告诉他牛津的确有数学建模系,但当时他没有回复我。
之后,另一个PhD圈的博主也看到了这个视频。这位博主是拥有289万粉丝的数学大V,还出过书。他说给我出道题,大概是个本科生水平的题。我看到题是英国早上六七点钟,当时正在做运动。会做,于是我就把题做了出来。其实回头想,这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当你做完题,如果对方一口咬死你做的就是错的,而且对方还是一个出过书的数学大V,这样我是说不清楚的。当然这位数学大V没有这么做,他在看到我的解答后,就说我的牛津学历应该是真的。后来这件事就逐步发酵,引发了更多人关注。
真正可怕的是,四五天后,有人就人肉到我在学校附近的住址,还把房子的车库门打开了,甚至去骚扰我的朋友。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是网暴,我很崩溃。我心想,我现在人在国外,如果在国内岂不是会更危险?因为国内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件事。如果他们在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公布了我的地址,那可能会有更多人骚扰我。当时我就报警了,但没有什么调查结果。我给房子装了摄像头,自己搬离了住处两三个月,后来又把房子全部重新装修,之前的车库全部推倒并安装了新的安保系统,应该很难再出现车库门被打开的事情了。
来自大学的支持:我选择先“战斗”
网暴事件发生后,牛津大学给了我很多支持。有学校的支持,也有老师的支持,学校官方还邀请我拍了一个纪录片。
牛津有一套处理流程,当你去寻求帮助时,他们知道有哪些资源可以提供给你。我们数学系还有一个Equality小组,专门针对歧视等问题提供帮助,成员就是系主任和相关的负责人,我也参与了Equality小组去聊我的困境。
我的导师很支持我。其实被网暴那天,我本来要和导师聊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但当我告诉她网暴的事情,她立刻终止学术讨论,就只和我聊网暴,还带我去找了学校的Equality小组和IT部门。
学校里的心理团队也提供了帮助。当伤害发生时,很多人对于看心理医生是抵触的:“我不看,我没病”。我的导师也一直安慰我。
其实,牛津官方每年都会拍一个纪录片。得知我被网暴后,校方就邀请了我。校方说,要去反击网暴,与其他们说什么我们回答什么,为什么不拍一个纪录片展示你在牛津做了怎样的研究,你在牛津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所以整个纪录片都在系里拍摄,展示我如何做数学研究。
当时牛津有一些中国学生组建的微信群也开始传我的谣言,说我被学校开除了。其他各种谣言也在学生群体里发酵,非常伤害我,让我觉得网暴已经转移到了线下。
记得在大学刚入学时,新生教育中有关于校园暴力的内容。我现在觉得内容太过时了,在现实中一个学生打人、骂人毫无疑问就是校园暴力,但在学生自己组织的500多人的大群里发布针对某个学生的不实信息算不算校园暴力呢?校园暴力已经从线下变为线上,变得不好捉摸,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它。
我以前工作过,在高盛、摩根大通这些公司里,类似行为的定义是非常清楚的。这些公司为了防止信息泄露等问题,会对员工的社交媒体进行严格管理,大群小群的管理都有一套规章制度,如果你在群里发表了对同事的类似评论,公司一定会采取措施:小到约谈,大到开除。在牛津,如果一个学生在线下打了别的学生肯定会被约谈或者开除,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线上,学校又要怎样处理?
所以,我当时就跟Equality小组的人谈了很多跟制度相关的想法,希望他们能够借鉴大公司的经验。后来在新一年的新生教育中,Equality小组还问我他们能否使用我这个案例。
从“自我怀疑”到“自我成长”
事情发生以后,我感觉就像之前在金融机构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巨大的负面消息,你需要去紧急处理。所以我一直都在非常机械地处理这件事,也是把自己抽离开。那段时间,面对网上骂我的言论,我思考的是:作为一个网络形象,我哪里激怒了网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怎样降低对我身边人的伤害?
比如,我的邮箱地址被公开了,有一些人向我发送了垃圾邮件,所以我要向学校的IT部门报备,请他们帮我加强邮件管理。这些事情非常耗时间,几乎每天都在处理。
那个月我瘦了特别多,每天没什么时间睡觉。直到4月中旬,我和朋友出去吃饭,朋友告诉我,他也因为这件事被人在网上说。那天我是开车去的,吃了一家韩国菜,在餐厅也喝了些酒。喝完酒我就开不回去了,坐到车上的那一刻我哭了。这是我在那场风波后第一次哭,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网络上的言论击中了我。我真的在想那些网络喷子说的是不是对的。那一刻,我是一个接近崩溃的心态,比较感性。
我当时想,我这样表达是不是错了?我在学术圈里是不是很奇怪的存在?我身边的人会支持我这种表达吗?这些自我怀疑的想法让我压力很大。例如,我今天见到一位同学,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心里就会隐隐地想对方有没有看过做题风波,会不会和网暴者有一样的想法,是不是也对我有恶意。
4月中旬事情差不多忙完了,我开始进入一种比较崩溃的状态。从4月中旬到5月,我每天都在哭、在写日记。在硕士期间,我没有一天是休息的,每天都在做数学、在工作。网暴事件是我一年多以来第一次休假,第一次几天都没有读书。后来我去了一趟荷兰休假。在荷兰期间,我每天都在哭,每天都在思考、权衡利弊:再继续输出观点,我一定会受到非常多的争议,我还要不要继续做自媒体?如果继续做自媒体,我还能不能自由地表达?如果只说一些大家想听的话,还有什么意义?
当时一位学长告诉我:表达欲应该要有使命感,就是你在传递一些正确的理念,比如反对歧视、反对网暴。这种使命感应当大于随处涌现的表达欲。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需要扼杀一些表达欲。比如我今天买了一个包,以前我可能会发在网上,但是为了达成更重要的目的(例如传递关于女性成长的观点),我应该扼杀炫耀新包的想法。
我小时候一直特别崇拜岳飞。文艺作品里的岳飞一直都是一个沉默寡言、特别沉稳、正经的角色。其实史书记载,岳飞在年轻的时候喜欢交朋友,也很喜欢喝酒,但因为他要带兵打仗,有更大的责任。于是皇帝跟他说你不能再喝酒了,然后他就戒酒了。后来,岳飞开始变得越来越沉稳,这也扼杀了一些他喜欢交朋友、喜欢表达的性格,
反思:女生到了高中理科就不行了?
我感觉,这十多年互联网的氛围变化很大。
那时候在人人网,我发泳装毕业照,大家没觉得那么夸张。但我现在不敢再发这种照片了,平台审核也不会通过,网友对这些照片的恶意也比以前更大一点。
我觉得,做数学题这件事受到如此大的关注,是因为激起了大家对性别的集体记忆。几乎所有人在这个风波里反应最大的部分就是性别,很多人都说女生到了高中理科就不行了。
在数学题风波里,有些人看到我做题就很愤怒。他们发现我能把题解出来确实很厉害,但他们又开始说牛津的硕士很水,然后他们发现我居然是牛津的本科,16岁就入学了。他们又会说我毕了业也找不到工作,但接着他们发现我已经在高盛工作了很多年,是放弃百万年薪去读书的,然后他们就开始说我的穿衣讲话风格,说我的风格会让我在学术圈“社死”,说我也没有什么学术成果。或许这就是他们人肉我的原因,
人肉别人是很费劲儿的,必须要有一种愤怒才能支撑这种行为。他们查了我半天查不出有什么问题,于是就开始查我住在哪里,查我是不是真开这辆车,查我的朋友是不是真的,查你是不是有什么不三不四的朋友,查你的男女朋友、你的父母。
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发数学系毕业视频被质疑,确实很像一个女性会遇到的质疑。但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质疑之后还会去谩骂、人肉你,我怎么也想不通。
经历网暴时,我没有使用“一键防暴”“关闭私信”等功能。我还是想看一些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理解对方的思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的事情。但我还是很建议遭遇网暴的人使用这些功能保护自己的,我自己面对网暴的想法可能不适用他人。我觉得网暴从来不是一个非黑即白、战斗还是逃避的选择。我选择战斗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应该选择战斗,如果你觉得应该逃避那就逃避,没什么可耻的。
我其实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网暴受害者。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给网暴受害者足够的支持,这样的声音肯定越多越好。我个人感觉是,在网暴中暴力分子其实没有那么多,只占所有网友的1%到5%,沉默的人是大多数。如果沉默的人和看热闹的人能够给受害者以支持,也许事情就不会走向特别糟糕的境地。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我就是看个戏、吃个瓜。但实际上,看戏、吃瓜也会对受害者造成很负面的影响。当我情绪崩溃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留下了一个中性的评价,但这句话会让当时的我觉得,他已经是在“围观我”“嘲笑我”了。
近年网暴典型事件
2018年8月“四川女医生遭网暴自杀案”
2018年8月20日,被害人安女士与13岁少年在泳池内发生碰撞,少年朝安女士游走方向做吐口水动作,丈夫乔先生看见后打少年一耳光。此后,乔先生夫妻个人信息被曝光,安女士遭网暴后选择自杀。
2021年8月6日,四川绵竹市人民法院对德阳女医生遭网暴后自杀案宣判。法院审理认为,常某一、常某二、孙某某在网上煽动网络暴力,公然侮辱他人,致被害人安女士自杀身亡,其行为均已构成侮辱罪。三人分别获刑一年半、一年缓刑两年、半年缓刑一年。
2020年10月“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
2020年7月,杭州谷女士到小区快递点取快递时,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某偷拍。随后,郎某某与何某某编造“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对话内容发至微信群。之后,上述偷拍的视频、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他人合并转发,并相继扩散到多个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此事在网络不断发酵,谷女士因此被辱骂,遭公司劝退,被诊断为抑郁状态,她直言经历了“社会性死亡”。
2020年10月26日,谷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经检察机关的推动,该案从“刑事自诉”转为“公诉”。2021年4月30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两名被告人皆被认定构成诽谤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该案于2022年2月入选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
2022年1月“刘学州网暴自杀案”
2022年1月24日,河北寻亲男孩刘学州在三亚留下遗书后自杀身亡。刘学州在社交媒体发布的遗书中称,他寻亲成功后,因在网上公开自己被生母拉黑的截图、被“一些颠倒黑白的人说要求买房子”等经历,遭到网络暴力。遗书最后,刘学州希望人贩子及“在网络上丧尽天良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2022年8月“上海女子打赏骑手200元被网暴坠楼案”
2022年4月3日上海疫情封控期间,一位上海虹口区女子在送菜小哥帮助下,给身处青浦区的听障父亲送菜。为表感谢,她为送菜骑手充上200元话费。不过,当这位女子在社交平台发布这段经历后,不少网友纷纷在留言里指责她小气、给的太少。后来,因不堪忍受网络暴力,她选择跳楼自杀。
2022年11月“网络爆破致死案”
河南省新郑市第三中学的一名历史教师刘某某网课后在家中猝死,引发了广泛关注。2022年11月2日凌晨,刘某某的女儿在微博发文称,10月28日晚,母亲在网课期间遭遇了“网课爆破”(意指一群网友闯入正常的网课课堂、破坏秩序,甚至播放血腥色情画面)。“爆破手”前后通过语音辱骂、共享屏幕干扰课件等多种方式刺激母亲,导致其情绪激动落泪退出直播课堂。
2023年1月“染粉色头发被网暴抑郁致死案”
2022年7月,在被保研到华东师范大学后,郑灵华在爷爷的病床前记录下了和爷爷分享录取通知书的瞬间,照片里的她留着粉色中长发。但她却因粉色头发而遭遇大规模网暴,被指责染发不“正经”,还有声音批评她不配做老师等。郑灵华由此患上抑郁症,在2023年1月23日,她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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