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农村人也不愿意生孩子了

农村青年生育意愿降低，关键在于生育成本过高

2023年2月20日，《微博2023回乡见闻报告》发布，中国乡村生活方式的新变化在网上引发热议。

报告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无生育意愿的农村青年比例已经高达27.72%。

一胎意愿、二胎意愿、三胎及以上意愿的占比分别为38.04%、32.49%、1.75%。

另一方面，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30岁以上的大龄未婚青年都非常普遍。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相比以前已大大增加了。

首先，结婚需要彩礼和嫁妆，最近几年高彩礼的现象屡见不鲜。

彩礼和嫁妆是青年人成家立业的保障，本质上是财产的代际转移，从上一辈人转移到下一辈人。有些地方男方承担的财产代际转移的责任更多，所以一般彩礼比嫁妆多。

其次，为了让孩子接受比较好的教育，青年父母需要承担优质地区买房的重任，但在城镇化率较高的中国，很多地方的房价不是轻易负担的起。

无独有偶，2023年3月9日，《中国青年研究》刊发了一篇研究“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的论文，由南开大学研究员李永萍基于皖南地区某乡村的田野调查而完成。

所谓“新生代青年”，指的是80后和90后，是当前的生育主体。

调查显示，村里的50后、60后、70后等父辈，大多秉持“多子多福”的观念。

但当地新生代青年的二胎生育意愿并不强，很多年轻人明确表示不愿意生育二胎，更不可能生育三胎。

按照样本结果来看，80后的总和生育率大概是1.7，90后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2，下降地非常厉害，远低于2.1的正常更替水平。

与过去相比，中国的生育率情况早已不容乐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该数据最早可追溯到1959年，当时综合生育率为5.6。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生育率情况堪忧。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22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75，世界排名倒数第五。

透过现象看本质，生育率的下降表面上是因为生育意愿的降低，实际上是因为生育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

生育成本不仅指的是经济成本，还包括养育子女的时间成本、生育对女性身心的影响、生育对个体生活方式的冲击。

经济成本方面，根据2022年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成本为48.5万元，为人均GDP的6.9倍，生育成本之高仅次于韩国。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韩国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2020年生育率仅有0.84。

时间成本方面，父母在育儿初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孩子建立日常作息和良好习惯，并在义务教育阶段参与孩子的家庭作业和课后辅导等。

过去的人可以养育多个子女，而现代农村青年却不愿再生第二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生育率下降的现状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变迁而来的。

育儿成本逐年攀升，育儿压力成倍增加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养育子女并不需要太高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主要表现为“达标式育儿”。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就行，在育儿上相对比较粗放。

然而，随着家庭教养观念的改变，农村家庭在子女成长过程中需要承担更多的教养责任，育儿成本不断提高。

首先是经济成本的提高。与老一辈的育儿理念不同，新生代青年更多采用“顶格式育儿”，在各个生活方面都进行精细化的抚养方式。

根据田野调研，教育投入已成为大部分农村家庭开支最大的项目，有限的家庭资源用来优先满足子女的教育。例如，为送子女到城镇上学而进城买房、给孩子报补习班和培训班等。

除了教育成本，孩子长大后的婚嫁费用也在逐年攀升，尤其是男方家庭。在婚姻市场性别比列失衡的背景下，生育男孩的家庭将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

其次是时间成本的提高。衡量时间成本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抚育小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家庭主要劳动力进入市场。育儿时间成本的变迁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农民没有外出务工的机会，家庭成员基本生活在农村，农民可以在务农和做家务的同时照料子女。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10年前后，农民进城务工的浪潮兴起，为减少生活成本，大部分农民家庭将子女交给在农村务农的中老年父母抚育，从而形成了“留守儿童”群体。

在这一阶段，中老年父母仍然可以在务农的同时照顾孙辈，时间成本同样不高。

第三阶段，也就是201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夫妻不愿将孩子完全交给父母抚养，而是由他们带着或其中一方回到农村，加强孩子的培养和教育。

这是因为他们在外闯荡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大部分家庭选择由母亲部分或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育儿，减少了家庭收入，反过来就增加了家庭育儿的时间成本。

除了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一个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是城镇化带来的乡村空心化。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育儿由家庭、学校和社区共同参与完成，具有公共抚育的特征。

但随着城镇化浪潮带来的农村人口流动，乡村教育衰败，学校和社区逐渐退出农村育儿场景，从而加重了家庭的教养责任和负担。

此外，以“减负”为主导的教育改革弱化了学校教育的公共性，也加重了父母在基础教育上的负担。例如，学校要求家长给孩子批改作业、一起完成手工作业等。

这些教育任务对于知识水平有限的祖代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这就倒逼了年轻父母回归家庭承担育儿责任。

综合以上因素可知，正是农村青年育儿理念的改变，以及城镇化进程下的生活环境变化，使得育儿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不断增加。

生育价值观变迁，个体本位占据上风

生育成本的提高是农村青年生育意愿下降的直接原因，而深层原因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

生育价值观，回答的是“为何而生”的问题。一般来说，生育价值观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传宗接代，生育是为了家族绵延。

第二种是养儿防老，生育的目的是满足养老和社会性面子等需求。

第三种是情感追求，生育的目的是追求家庭生活的幸福，这也是当下农村青年夫妻更为看重的价值因素。

在传统农村社会，人们的生育行为更多是为了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

一般来说，家族势力越壮大，生存和繁荣的概率就越高。而生育子女越多，养老资源就更有保障，因此人们追求多子多福。

然而，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生育价值观逐渐由家庭本位让位于个体本位，人们更看重生育带来的情感满足。

在新的生育价值观之下，生育不再是家庭职责和刚性任务，而是个体选择。新生代青年夫妻更看重生育的情感价值，而不是传宗接代和养老。

生育一孩即可满足这一价值追求，又加之繁重的生育成本，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强烈。

另一方面，女性地位的提升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家庭本位的传统环境下，女性的生育决策权较低，如今却与以往不同。

生育作为家庭的重大事件主要受到父母一辈的影响，且出于父母对传宗接代的追求，通常希望子代能够生育多个子女。

虽然现在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育决策，但女性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在生或不生、少生或多生等问题上具有较大的主导权。

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一方面来自于进城打工带来的经济独立，另一方面是因为婚姻市场上性别结构失衡强化了女性的优势地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女性并不愿意接受完全相夫教子的生活，更希望在个体奋斗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目前来看，中国家庭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她们很难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兼顾繁重的职场工作。

3岁以下的孩子缺乏行动能力和托儿环境，需要有人时刻照料着。很多女性经常需要在生育孩子和继续工作这两项进行短期抉择。如果请保姆照料，将额外增加经济成本。

尽管我国对女性生产延长了产假，但如果延长产假带来的成本全部由企业负担，必然会导致企业尽量避免招聘育龄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职场上受到的性别歧视。

产假过长还容易导致女职工与职场长期脱节，可能造成工作技能下降，影响返岗后的竞争力。

换句话说，女性生育需要付出3年的时间成本（或对应的经济成本）、以及职场失势的机会成本。按照“成本-收益”计算，理性的选择仍然是少生而不是多生。

结婚意愿同步下滑，鼓励生育政策迫在眉睫

近年来，中国的结婚意愿也在不断下滑。

2020年的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相比于2019年减少了113万对。这也是结婚登记人数自2013年以来连续7年下降，自2003年以来近17年中的新低。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初婚登记人数仅有614.3万对，比2013年下降48.5%。初婚夫妻基本处于生育期，与出生人口更密切相关。

初婚人数连续7年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数量的逐年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结婚成本过高、工作压力过大、女性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大幅提高。

此外，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男女性别比例开始失衡。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即使年轻人顺利结婚了，但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其他国家低很多。

欧美部分国家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2个，而根据近十多年的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

目前，部分地方已经率先出台了减轻生育成本的政策。例如，发放育儿补贴金、给予幼儿园学费资助、提供住房补贴等。

从多个角度出发，减轻家庭生育成本的主要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

首先，发放现金和税收补贴。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低收入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

其次，提供购房补贴。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高房价成为了制约青年生育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高房价的地区，可以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或者对二孩或三孩家庭实施房贷利息减免的政策。

此外，考虑到女性普遍参与劳动的社会现状，应增加托儿所，提高未满3岁孩子的入托率。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8.6%，超过世界平均的52.6%。

当下的中国社会，很多青年夫妻都是双职工，在未满3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的背景下，看护孩子所付出的时间和成本高昂。

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入托率可以达到50%。

以上三种措施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但事实证明，鼓励生育的力度越大，生育结果越有效。

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3-4%的GDP鼓励生育，其生育率在1.8到1.9。相比之下，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GDP1-2%，生育率则普遍低于1.5。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历朝出现“婴儿潮”或是人口高增长的时期，都是居民生活成本最低的时期，生育成本自古以来都是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

不管是历代的中国，还是现代的他国，鼓励生育政策实际上一直没有改变，核心就是给居民一个稳定的、易于生活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