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出版人林道群自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加入香港三联书店，后参与编辑《二十一世纪》杂志、主持“社会理论出版社”，其后又服务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三十五年来，经其手编辑出版的作品超过1200种，很多都为中文学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集策划、编辑、装帧设计甚至制作于一身，以一己之力完成一个出版团队的工作，令人惊叹，近年来常被誉为“香港出版第一人”。
人文出版是寄托着向往与美好的文化之梦，林道群曾写下这样的句子：“梦至今未醒过来，我想，有些梦永远不会有尽头，近的令我们亢奋，远去的像天外天的商籟，渐行渐远，愈远的愈静谧愈清晰。总觉得只要梦想在，我们会再干起来的。”
杨绛先生
作者：林道群
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为杨绛先生印书，但只去看过她和钱锺书先生一次。那是一九八八年，刚出来做出版，杨先生的小说《洗澡》完稿后，交董秀玉带了来香港，因书中影射了社科院的人，要先在香港出版印行。那时香港三联还出版了《将饮茶》《干校六记》（英译本，中文版最早由广角镜出版）等等，董秀玉让我带上稿费跟她去三里河，用意当然是满足一下我这个崇拜者求见两位高人的愿望。那时候想见高人的实在太多，但几乎都会碰钉子，因为钱先生一直都践履着他的名言，说的是距小说出版的几十年后，《围城》名声大噪，记者纷纷要求面访，钱先生不胜其扰之余，说：爱吃鸡蛋，何必非要看下蛋的老母鸡呢。
三里河钱家，就是《我们仨》里写到、我们后来在照片中都看到的模样，墙上挂的好像是王文治临米南宫的书轴：「滁天下佳山水，且少过客。足称高怀，但恐赐环在迩，不能久彼游也。」客厅只有一排不高的书柜，玻璃书柜里面都是线装书和文房四宝，书柜上层是一排厚厚的外文书和辞典，有新有旧，但并不多，我们都听说过，钱先生读借回来的书，不喜藏书。有一张写字台，台面右边是一大堆拆过看过的来信，墨砚未干，钱先生说这一大堆都是拣选出来需要回复的，摇头苦笑说每天复信任务愈来愈繁重苦不堪言。那天显然因为董秀玉是自己人，完全是在家里的感觉，钱先生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可惜我是时实在太嫩太笨，很多都跟不上听不懂。就连说到新近的人和事也不全明白，比如说，不知怎么说到费孝通，钱先生大大的揶揄一番，还说到了清华时期费怎么追求杨绛的陈年旧事，而我是很后来才知道这里个中微妙的；又比如说，钱评点我们同样尊敬的李泽厚和他的《美的历程》，嘻笑用兵，当时觉得有点太不留情面的；而对当时风风火火的文化流派（譬如“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中国文化书院”等等），虽然我们手脚并用介绍，钱先生像姜太公，微微笑着不动于衷，始终未置一词。至于我们应该跟哪些学者约稿，组译些什么书，钱先生更是摇手谦说自己早已不过问世事，记得后来只轻描淡写的说，他刚读过《纽约时报》畅销书榜Allan Bloom的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有点意思。建议我们找人翻译出来出个中文版。我们缠着要稿不放，钱先生招架不住，遂推杨先生出来，说杨先生刚写好的《花花儿》好，钱先生更抄录了几首《槐聚诗存》，说是内容跟《花花儿》一文相关，聊备续貂，他甘于作为杨先生的附录云云。钱先生幽默风趣，杨先生则默默的没有说话，只静静的坐着看着钱先生笑，时而在大家闲谈停顿时，跟董秀玉聊聊外调香港习惯与否，孩子留在北京怎么安排等等。那次除了送稿费，在杨先生从旁协助之下，我们还完成了两个不可能的任务，一是钱先生答应支持我们筹办中的《文化中国》杂志并任编委，另一是钱先生出山，主编一套一百种的丛书，就是后来享誉学界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
牛津版《我们仨》编辑林道群与钱锺书、杨绛夫妇在北京三里河寓所合影
至于再后来，董秀玉让我在香港为杨先生出版《我们仨》《干校六记》《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等等，另文再谈。
装帧，有固然好，没有也无妨
采访：北京青年报记者 尚晓岚
林道群：做出版差不多三十年了，我说出版而不是说编辑，是因为不知是幸运还是倒霉，几乎从一开始入行就越界。多年来我只在两家出版社任职，之间在一所研究所待过两年。加入牛津之前，我自己办过一家出版社，是从那时开始自己做书籍装帧的。自组出版社是最好的一种自由学习，一个人，什么都要自己学自己做，出版的事渐渐就明白了。这期间做了十来本书，时间很早了，是1990年。听说，牛津中国的学术与普及部就您一个人，编辑工作已经不轻松了，为什么不选择和其他书籍设计师合作呢？林道群：牛津大学出版社（OUP），且不要说全球规模上的，就只说香港分社，也是香港最大的出版社，有三百员工，光是设计部就有二十多位同事。在牛津这么大规模的出版社工作，程序、格式要求很严格，工作上的设备配套齐全。举个例子，十多年前我请陆智昌为牛津设计封面时，提供给他的“牛津设计指引”（design manual）逾百页。西方大出版社对出版物设计的格式要求，类似于学术论文写作的Chicago Style（编者注：指《芝加哥手册》所规定的体例、格式），是一种非常好的训练和约束。
牛津大学出版社对出版物的设计有严格规定
其实我们常跟很多设计师合作的啊，比如陆智昌以前就是我们的“御用”设计师。至于目前牛津中文学术出版的小型格局，我视为未来纸媒出版的一种实验和实践，运作起来常常有我意料不到的惊喜。我是说出版应作为一种专业，而不是编辑、校对、装帧设计、制作等等的分工合作。您受过平面设计的训练吗？封面设计、内文版式、选择纸张等等都可以自己做主吗？林道群：虽然没有你说的那种“训练”，但其实每天都遇到另一种训练，自我挑战、作者读者批评。我认为， 把一个作者的作品塑造成什么样子，或者怎么做一本书，应该不是一个文字编辑（copy editor），更不是一个书籍封面设计员（cover designer）所能完全胜任的。当然，我也不是说一个总编辑就能做得最好。我们都知道就算是薄薄的一本小书，也要经过很多个环节，尤其是此中成本核算往往不是编辑和设计员能说了算的，谁才是一本书整体的质量控制员？我自己有这个毛病，对着作者来稿时，脑子里会不断地想象未来的书的样子，想到作者的脾性，想到读者，接着就是琐碎的职业、商业因素──市场定位、平装精装、定价、开本、厚薄、目录索引、参考书目、插图、版式、竖排横排……我相信每个编辑都想自己拍板决定封面设计、内文版式、选择纸张，这是一种收成的快感。我看过的最懊丧的作者和编辑，莫过于他们说，你们怎么把我的书做成这个样子！作为编辑、出版人来设计图书，和单纯的设计师视角是否会有所不同？林道群：我有时候会问设计师，你为谁设计封面？你自己，女朋友，老板，作者？说白了这也是一种知识与权力。谁来评说你的设计好还是不好。身为编辑，自己设计图书的优势不言自明。他比较能知道做得对不对。其实我想说的不是编辑越界做装帧，我是说我们需要一种融合，而不是跨界。出版社应该有一些说话算数的“编辑+设计装帧印艺”。现在是视像时代，照片图库非常丰富，设计软件威力无穷，卫星早上天了，印制书籍实在只是非常普通的技艺。我认为个中的关键在于品位。这好像是韦伯说的，在商品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品位是最关键的。当然，品位偏偏又最不好说，如声如色，如影如响，不可言诠。
活字文化策划、中信出版社出版《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散文》封面，林道群设计林道群：牛津的北岛系列，很多读者喜欢，有好几位出版同行说那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书。做这套书是一机缘巧合，也可说是水到渠成。早在1990年我就跟北岛合作，出版他主编的《今天》。二十年前牛津开始出版中文书时，北岛是最早一批支持的作者。1993年出版他的诗集《在天涯》时，我的构想是，学术书用大32开本（216X140mm），文学书开本修长（216X120mm），这种开本市面几乎没有，排诗歌尤其讨人喜欢。我自己排版，封面请陆智昌做——其实北岛自己并不喜欢陆的封面。陆原来选用的是王克平雕塑，和北岛1990—1992年这些诗作，时空其实都对不上了。后来封面图案上的“鸟”，好像还是请王克平从巴黎寄来的新作。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般来说设计师很难完全体会作者和作品。十多年后我再请陆智昌做牛津版《时间的玫瑰》、《青灯》的封面时，几乎又遇上同样的问题。
这种你觉得好但我不喜欢，往往不是设计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各人的品位不一样。2009年北岛踏入耳顺之年，自己编选了四十年来的诗选《守夜》交给牛津。而我因无意中读到《蓝房子》内地版，惊讶于北岛作品被删改得支离破碎，遂决定出版北岛完整版。当时没有出作品集的计划，只是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蓝房子》、《午夜之间》和《守夜》。旧版《在天涯》、《时间的玫瑰》和《青灯》当时仍未有重印打算。我决定不再另请高明，自己做这几本书的装帧。开本设计颇费了一些思量，当时在牛津也是独特的220X135mm，纸厂当年刚好生产了这系列的木纹纸，我一见钟情。为更切合我心目中的作者形象（北岛外号“老木头”），我一反作风，方脊装帧，也是想达到一块木头的效果。天地切口一改传统，留宽4mm，内封衬纸破例用210gsm（一般是140gsm）（编者注：gsm指每平方米纸张的克重）。至于封面设计走极简路线，书名我自己集古人法书。把《蓝房子》、《午夜之间》、《守夜》的封面设计样给北岛看，他比我还喜欢。牛津北岛系列的装帧，局部来看都颇为笨拙甚至粗糙，整体上则见出一种朴实厚重，与作者的写作风格有一种内在的感应。《北岛集（9册）》作者：北岛，版本：活字文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
最近，三联书店出了《北岛集》，装帧和牛津版完全不一样了。林道群：在牛津版之后做三联版《北岛集》是自讨苦吃。一开始的构想，仍然是讨作者所好，走极简路线。但是，出版社提出全新的想法──不要古典不要后现代，北岛是属于现代主义。出版社想让北岛走进年轻的读者群。©️时尚芭莎
北岛是那种对自己的写作千锤百炼、惜墨如金的作家，不容许别人改动一字一句，也不喜欢人家在他的书上涂鸦。极简方案被搁置后，我改用北岛自己的摄影作品，作者觉得图像虽好，但作为装帧多此一举，再次被否决。我再取材于他的抽象画作。最后的方案是神来之作，个中的象征意义非常丰富，从护封到内封，白色黑色红色形成强烈的对比，概括了北岛七十年代至今的写作历程，没有任何图像但充满视觉效果。
您和三联老一辈的出版人有很多交往，在书籍装帧上会不会受到“三联风格”的某些影响？比如已故的范用先生，也是要自己做装帧的。林道群：我有幸见到范用先生时，范公已荣休，董秀玉（编者注：三联书店前任总经理）常笑说我学的是范公，大概是指编书之余自己也做装帧。编书稿联络作者，我跟沈昌文先生请益最多，沈公似视装帧为小道，不太考究。董秀玉重视装帧，但她自己轻易不出手，而是重用人才，据我所知她喜欢宁成春和陆智昌。三联的出版装帧经他们三代出版家的经营，显然自成风格。我受用很多的，不是哪一位前辈设计师，而是从三联的转变中看到差异。比如说90年代改掉创刊时代的《读书》杂志封面，我颇受到刺激。《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的改版，都让我在差异中学习。这跟喝红酒一样，多开两瓶酒自能分辨哪瓶更合你口味。至于现在的三联，你们都能看到，不用我说了。您怎样看待装帧设计对一本书的意义？您对纸质书的前途悲观吗？有人认为，纸质书会慢慢地变成收藏品，您会从收藏角度来做书吗？林道群：其实我个人认为，装帧对一本书的意义微乎其微。能把一本书跟作者、书的内容性质、时代感做对了，就是最高的标准，过犹不及。我不喜欢过度装帧，每次买书迫不及待做的，就是把塑膜、腰封甚至护封拆下扔掉。在我看来，书籍装帧，有固然好，没有也无妨。至于收藏家的书，那是另一回事。幸运的是，我常有机会看到董桥先生的藏书。他每回花几万几十万元收到一本宝贝，我总迫不及待地“据为己有”。那是艺术品，是机械复制时代不能复制的。纸质书那么美，不会消失的。时代在急剧变化，说到我们个人的乐观悲观，则无关紧要的啊。
香港出版第一人——林道群
作者：魏承思
本文原刊《南方人物周刊》
称林道群为香港出版第一人，并不是我对老友的偏爱，他实在是当之无愧的。在这个图书出版业每况愈下的时代，在被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林道群坚守学术出版阵地，二十年如一日默默地耕耘着。1992年，林道群加入牛津大学出版社，现在是牛津中国公司学术与普及出版部总编辑。二十年来，牛津中国出版了上千种思想文化和学术类的中文书，每年差不多都有50种新书问世。这些书籍从装帧、印刷到内容都属高水准、高品位，形成鲜明的牛津风格。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图书从策划、文字编辑到装帧设计，有时甚至排版，从头到尾都是由道群独自完成的。道群负责的部门竟然只有他一个人。尽管没有多少经济效益，但他仍坚持做好书，不以庸俗为目标。他相信这样去做，反而可以生存下来，因为读书人不甘庸俗，庸俗的人也不会喜欢读书。我和道群相识的时候，他刚从中文大学毕业不久，在香港三联书店做编辑。当时的总编辑是我的朋友董秀玉大姐。1988年夏，我去泰国讲学，路经香港，和老董见面。她说打算办一本两岸三地同步出版的月刊《文化中国》，想请我做在上海的特约联络员。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林道群来信，说是老董嘱他和我联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一笔漂亮的钢笔字，字体工整，笔迹清秀。后来杂志胎死腹中，但“林道群”这个名字却印入了我的记忆中。1994年夏，我到香港工作，向三联书店的熟人打听道群的下落。才知道他早在1989年就离开了，听说去了《二十一世纪》杂志。我再问主编杂志的友人刘青峰，说是已经去了牛津大学出版社。辗转间问到了他的电话号码打过去，道群用带着浓重海南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交谈。他也还记得我的名字，约定时间请我喝咖啡。我如约走进咖啡厅的时候，只见一位清癯消瘦的年轻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我见那文质彬彬的样子一眼断定应该就是林道群，果不其然。我们愉快地交谈起来，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但就像相熟很久的老朋友一样。道群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不喜欢显山露水，但言谈间能感觉他学识渊博，思想很有深度。可见林道群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出版家，不仅仅是因为勤奋。此后，我们许多共同的朋友陆续到了香港，比如甘阳、刘小枫、丁学良、许子东和北岛等。此外，经常有更多人来来去去，途经香港。因此，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朋友聚会，我和道群的交往也就越来越频密。他给大家的印象是待人真诚，有情有义。事无巨细，只要是朋友找他帮忙，道群都是来者不拒。董桥编“苹果树下”副刊找他，北岛办国际诗歌节找他，甘阳筹备学术讨论会找他，刘小枫想注册基金会找他，董秀玉想创办传媒公司找他。这些都还算帮着办大事，此外，许多朋友或朋友的朋友路过香港，有要他帮忙接机的，有要他帮忙找人的，有要他帮忙买书的，还有纯粹是见个面、蹭顿饭吃的。这样的事每个月都会有好几桩，几乎占满了道群全部的业余时间。看着他这样超负荷地忙碌，我有时会心疼。道群是中文系的高材生，写得一手漂亮的好文章。我几次三番地劝他：人到中年，不如多花点精力留下一点自己的文字，不要总是给他人作嫁衣裳。这时候，他会觉得我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但总是支吾其词，不做正面回应，转身又为朋友的事去奔忙了。当然，在这个人心不古的时代也常有让道群生气的时候。有一次，有位朋友的朋友想在牛津出书。道群认为书稿的质量远未达标，但对方愿意自费出版。他碍于朋友的面子就来找我商量，我名下有家出版公司。道群就打算自己用业余时间帮他编辑、排版、装帧、找印刷，然后用这间公司的名义出版。书印好后，连一本都没能卖出去。发行商不肯占用他们的仓库，坚持要退货。香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道群只好让作者运回内地。他不但从头到尾是做义工，还要垫上几万元的运费。谁知那位老兄非但不领情，反而责怪他没有尽力去推销。我为道群抱不平，他只是摇头叹息，说以后不做这种冤大头了。可是我知道，有朋友找上门来，他还是不会拒绝的。道群就是那种“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