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岁的民办幼儿园园长，一直在离职的路上 | 寻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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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红都是民办幼儿园的园长，曾一起参加过幼儿园园长培训班，也经常在大小会议和活动中碰面。我俩谈论的话题，多是有关幼教行业面临的种种压力：没完没了的评估、检查，社会对幼教行业的轻视，家长过度敏感的维权意识……

去年7月，李红给我说，她离职了。细想起来，这是她从事幼师以来第四次离职，个中艰难与辛酸，我也心有戚戚焉。

以下为李红自述。

我来自农村，父母务农的收入，只够维持一家五口的温饱。作为家中老大，我初中毕业后没继续念高中，选择读了中专。原本志愿选的是中师，分数够了，但因为没关系，被涮了下来，最后进了一所幼儿师范学校。

1998年毕业后，19岁的我应聘到佛山下辖五区的一所公办幼儿园，开启我的幼教生涯。这所幼儿园是机关幼儿园新设的分园，“机关二幼”，名义上是公办，实际是自负盈亏，政府对老师并没有多少额外补贴。扣除社保，我每月实收到手的工资是500元，给父母300元，自己留200元。

虽然拮据，但我工作得很开心。因为是新幼儿园，这里的老师大多是应届幼师毕业生，大家年纪相仿，工作氛围很好。园长是高我六届的师姐，年轻有活力，素质和业务能力都很强，给了我许多专业的指导意见，坚定了我在这行坚持下去的信心。

当幼师，除了要有爱心，还要特别有耐性。我原本性格有点急，但与孩子相处中，性子被磨得“慢”下来，渐渐喜欢上当“孩子王”的感觉。加之我是家中老大，自小便学会自己拿主意，这让我比同龄人多了一份老成，让师姐对我颇为赏识。2003年1月，她将我从“级组长”直接提拔为“园长助理”。此时我新婚不久，可谓是双喜临门。

升职后，我对工作更加上心，原本5点左右就可以下班，我基本都会加班到7点。很快，我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但仍坚持参加本科学历提升和各种培训。

次年3月，我生下大儿子，因为市一级幼儿园评估即将到来，我产假只休了1个月便主动要求回园上班。在我们的努力下，幼儿园顺利通过评估，同时被评为“优秀家长学校”，成为区内为数不多的“市级优质幼儿园”，我和师姐都颇有成就感。

但这种成就感并没有维持多久，这年6月，有关“幼儿园要转制”的消息便传了出来。当时大家对“转制”的理解便是“下岗”，一时人心惶惶。

我问师姐：“幼儿园转制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失业？”

师姐摇摇头：“如果幼儿园还要办下去，总是需要人做事的，你们不一定会失业。”至于转制是好是坏，师姐也说不上。

我又问她：“如果转制了，你还留在这儿继续当园长吗？”

师姐说：“我已经找了关系进小学。”

听到师姐这样说，我更是心乱如麻。

7月，转制大潮席卷而来——区里所有公办幼儿园全部转制为民办，连中心、机关、妇联等历史悠久、老牌的公办幼儿园也未能幸免。我们园因为建成时间较短，教学楼是集资兴建，因此比其他幼儿园转制得更彻底——本地一位搞房地产的罗姓老板，以竞拍的形式连地带建筑将幼儿园买走。“遣散费”按工龄计算，我的工龄只有6年，平时工资不高，补偿到手，不足1万元。

转制后，有门路的老师都凭关系进了小学或是其他机关单位，我跟10多位老师没有关系和门路，只能选择继续留在这所幼儿园工作。

转制后的幼儿园改了名字，法人代表也换成罗老板的太太，我们管她叫王董（事长）。王董当时48岁，许是早年跟丈夫辛苦打拼，面相有点老。她穿着华贵，但搭配得有点花哨，加上发福的身材，有种农村富贵老太太的即视感。

王董对员工还算客气，但很抠门。她虽没学过幼教，可除了当董事长，还要身兼正园长——这样就能少支出一份“正园长”的工资。她让我当“副园长”，给我的工资也只比我当园长助理时多几十块。此外，她还削减人员，将原本每班“两教一保”，削减到每班“一教一保”。

人员精简了，幼儿园的设备、设施也不再更新维护了。幼儿园的茶杯柜柜门烂了，只用一道布帘子遮挡；操场铺设的地胶老化严重，让人铲掉烂的地胶、涂上地漆就算了事……看着幼儿园日渐从色彩和谐、雅致的环境向花里胡哨、低档俗气的方向沦落，我却无能为力。

王董不止一次对我说，不必再按以前公办幼儿园的标准办学：“买下这所幼儿园已经花了不少钱，如果要投入资金改造更新，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本。如果没有多少钱可赚，我就将这所幼儿园再转手卖出去。”

2008年4月，我们迎来4年一次的“市级幼儿园”复评。与4年前幼儿园第一次进行市级评估得到的赞誉有加不同，这次复评，评估组专家对我们幼儿园从办园条件到教师素质、工资待遇存在的问题，不留情面地痛批一顿，提出了不少整改意见。

会上，我强作镇定，但每一位专家的意见都跟打我脸一样。评估结束后，我从提升教师工资待遇到改善办园条件等方面写了一份长达5页纸的整改报告，郑重交到王董手中。谁知，王董翻了翻，不以为意地说：“那些人提了这么多意见，幼儿园还不是照样通过（复评）？评估都过了，没有必要花这些冤枉钱。”

她没有丝毫要改变现状的想法，让我深感失望。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她为了应付复评，多请了3个教师以达到“师幼比”的指标，在复评结束后1个月，她连知会我一声都没有，就把那3个老师全炒掉了。

在这所幼儿园里，我没有实际的财务、人事管理权和决策权，也没了从前对幼儿园的归属感。2008年7月学期结束，我提出辞职，王董没有半点挽留，还以合同未到期倒扣我半个月的薪水。

辞职后，我到区内一所连锁式民办幼儿园应聘。这所“阳光国际幼儿园”开办1年多，号称培养国际视野的孩子，以“浸泡式”英语教学为特色课程，双语教育。幼儿园的装修下了血本，在室内还铺设了当时少见的原木地板，配置中央冷暖空调和教学一体机。

我应聘的是教学副园长的职位，面试我的是西装革履的年轻总监，姓李，是老板请来专门负责管理和销售的团队负责人。我当时还想：幼教行业里，男教师本来就少，担任负责人的更少，能投身这一行业，勇气可嘉。

李总监问了我一些关于市场定位及如何做好课程营销、提升品牌和业绩的问题，这让我有种错觉：我面试职位的不是幼儿园园长，而是销售主管。对于这些超出我专业范畴的问题，我自然是答非所问，于是李总监又给我科普了不少市场需求、客户整合等知识。

说实在的，他的言论让我刷新了对幼儿园管理和办学的认识，但我内心有种抗拒和隐隐不安——将营销手段引入幼儿园办学，将家长和孩子作为“客户”对待，是否偏离教育的本质，最终导致幼儿园办学只为赚钱？

入职后，我的顾虑很快便成了现实。

为了宣传幼儿园、招揽生源，李总监让我和正园长带领老师要每周搞一场活动。不仅在园内搞生日会、表演会，还要到外面的商场搞促销会，碰到节日更是大搞主题活动——就是以“洋节”为主题开展教学活动，比如万圣节，我们需在教室挂满各种南瓜鬼脸、幽灵、蝙蝠造型，老师和孩子穿着各种“创意”搞怪的服饰，玩吓唬人的游戏……

我并不反对让孩子感受多元化文化，但幼儿园的教学完全摒弃中国传统文化，我并不赞成。对此，李总监不以为意地说：“这是市场的需要，只有迎合家长的需求，为家长提供更多元、更新的价值，他们才会为我们的服务和课程埋单。”

李总监口中的“家长需求”，就是“与国际接轨”，“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为了保持幼儿园的“国际”品牌，这里开设了很多课程，除了“浸泡式英语”还有 “万能工匠”、“奥尔夫音乐”、“蒙氏数学”等名目繁多的科目，都是要家长另外付费的。

李总监还要求老师们对家长进行“精准销售”，“一对一”宣传服务。幼儿园分设普通班和国际班，普通班的收费比区里幼儿园的“保教费”（也就相当于学费）略高一点，而国际班配有外教，每个班的名额比普通班的人数少，保教费更比普通班贵了不止两倍。老师的工资奖金都跟业绩挂钩，有详细的奖励方案——如有孩子成功报读付费课程或入读国际班，视人数和入读时间，发放500到1000元不等的提成。因此，国际班就成了幼儿园的主要“拳头产品”，为了拿更多提成，老师们将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对家长的宣传和搞活动上，无暇做好日常教学工作，加班更是家常便饭。

李总监精力旺盛，还经常对我们进行“高端”培训，内容多是与“销售”、“话术”等有关。起初，他把培训时间安排在中午或晚上7点后。中午培训最难熬，老师们上了半天班，带着孩子又唱又跳又玩游戏，已经十分疲累，想要休息，这个时候培训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在我和正园长多次提议下，李总监才勉强改为周六早上培训，但这样一来，老师们的休假时间更少了。

因为工作强度大、休假少，我在这里工作的两年里，每学期至少有5个老师的“流动”，最后连比我早入职的正园长也辞职了。临走时，她问我要不要一起走，我觉得两人一起走对幼儿园影响太大，而且我家当时的现实，也让我不能贸然离职——老公比我更早下岗了，之后开过餐厅、搞过货运和送水公司，但都只赔不赚，反将单薄的家底折腾得一干二净。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还要帮衬娘家，压力巨大。在这所幼儿园工作，的确很辛苦，但提成能按时兑现，收入也比区内其他民办幼儿园高，我只能咬牙坚持。

正园长离职后，我“顺位”补了这个空缺，表面看是升职加薪，但压力也前所未有的大——家长的投诉越来越多。投诉集中在三个方面：老师经常换，无法保证保教质量；幼儿园以各种名目“乱收费”；国际班除了多了个外教，其余教学与普通班无异，与宣传所述的“货不对版”。我既要答复家长的投诉，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还要写整改方案及与李总监进行沟通，身心俱疲。

压倒我最后一根稻草，是2013年的调价事件。

区内幼儿园的“保教费”是按学期收取的，调整保教费需要在教育局备案，经物价部门审批，办好手续才能调价。我园的调价申请早在这年1月就递交，但直到7月上旬学期结束还没有批复。按以往惯例，学期结束后我们便要收取下学期的学费，好避免生源流失，同时如果有孩子不继续在园就读，空出的学位就需要另外补充。

在如何收取下学期的费用问题上，我跟李总监爆发了最激烈的一次争执——我认为要等新的调价批复后才能收取保教费，减少家长的投诉与后期沟通麻烦。但李总监认为，现在不收费会造成生源流失，坚持按旧收费标准先把钱收了，等新的收费批复下来后，再让家长补交调高的费用。我俩僵持不下，最终，因为决策权在他而不在我，收费还是按他的方案进行。

2013年9月开学，新的调价申请终于批复下来，我们向家长发放一份补交费用的通知，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家长们以幼儿园存在乱收费、欺诈行为向媒体曝光，还有家长组成维权委员会，在幼儿园门前拉起了维权的横幅。家长们强硬表示，不按原来的保教费收费，他们就集体退学。

这件事因为媒体的介入，发酵得越来越大，幼儿园之前存在的问题也被一一放大、曝光。最后，由教育部门出面，让我们按原来的保教费收费，才将事件平息下来。

经此事件，“阳光国际幼儿园”的声誉一落千丈，从“高大上”沦为“劣质”，孩子纷纷转学，老师集体离职。这种影响，直到我离开这所幼儿园5年后才慢慢消除——这也许就是对幼儿园急功近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反噬吧。

李总监并没有让我背锅，他一力承担了这件事，承认是他决策失误，也没有辞退我的意思。但我觉得自己继续在这所幼儿园干下去很没意思，在处理完调价事件后，我再次辞职。

这次辞职后，我考虑过转行，但在幼教行业干了这么久，就这样放弃，我并不甘心。思考很久，对比过其他职业，我还是觉得自己喜欢孩子，也适合在幼儿园工作。孩子的世界单纯，没有算计和心机，再调皮的孩子在我眼中都有可爱之处。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对我毫不设防的信任和依恋都会带给我满满的感动。经历两次离职后，我觉得民办幼儿园管理不够规范，经费投入不足，教师工资待遇没有保障，不想再去民办幼儿园工作了，于是就将目光投向公办幼儿园。

当时，幼教行业又经历了再一次“转制”。因为自2003年公办幼儿园转制后，虐童事件、幼师素质低、幼儿园老板只顾赚钱不管教育质量等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国家意识到将幼儿园全面推向市场和社会并不适当，又于2010年下发文件，将原本转制的中心幼儿园收归国有，变回公办，而且规定每个镇街必须保留一所公办幼儿园。

曾与“机关二幼”同期转制的区中心幼儿园和妇联幼儿园在2011年转回公办。在职的老师们通过考试可获得编制，编制老师工资待遇可享受小学老师待遇的65%——虽然跟小学正编老师的收入还有一定差距，但这个收入比民办幼儿园的园长收入高多了。我想，以我的资历和经验，考进这些公办幼儿园当个老师，应该不难。

就在我积极备考时，却意外又怀孕了。当时计划生育还抓得紧，虽然我已不是编制内的人员，但生二胎还是要罚钱的，而且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会导致我无法再报考公办幼儿园，我无比烦躁。老公却坚决不让我打掉孩子，他承诺会努力赚钱，不会让我受苦，在他的强烈请求下，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躲藏9个月，2014年8月，我顺利生下小儿子，交了一笔罚款后，给孩子安上了户口。第二个孩子的到来，让我们的经济更加捉襟见肘，为了赚奶粉钱，我出了月子就开始找工作。

2015年2月，我应聘到一所名为“聪明树”的民办幼儿园担任教学园长。

我选择这所幼儿园，实属无奈——一般的用人单位是不会招我这种刚生完孩子的人的，而我又急于找工作，所以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这所幼儿园原属于工业系统，是由旧厂房改建的，有30年的办园历史，也曾在2003年进行过转制，转为集体承包的股份制幼儿园。幼儿园占地面积大，还有充裕的户外场地，但地处旧城区，师资力量单薄，无法提高保教费。

这里的生源大多是周边外来租户的孩子，家长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很忙，没有时间陪伴和管教孩子，对孩子在园的生活只要管吃管喝，不出安全问题就行。这也导致教师们对孩子的管理十分严厉，孩子大多被限制在室内和课桌前，活动室里配有积木、图书、棋类等教玩具，数量不足，给孩子玩的机会也不多，更多的时候，孩子都被老师要求趴在桌子上“静息”或是埋头写字、计算。孩子们表现得都很乖，但乖得让人心疼。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也有教师的素质问题。全园36名教师，正规师范毕业的老师不超过10个，很多老师都是从工业局属下各个单位抽调过来的，之前的职业五花八门，工人，财务，销售人员，兼而有之。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幼儿园的管理机制不完善。所谓集体承包的股份制，意味着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股东”，都有管理幼儿园的权利，无法有效实施层级管理。园长的职责和权利并不明显，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比如：有保育员在中午值班时睡觉或外出逛街买菜，这种情况属于违反岗位职责、擅自离岗，根据制度是要进行扣罚的，但最终由园长私下批评了事；变相体罚孩子更是普遍现象，有一位老师因为孩子调皮，将他独自关在睡室里，但并没有人觉得这种做法已经违反师德，老师也没有受到处罚……在这种无章可循的工作环境下，工作人员违章违纪更加肆无忌惮。

在“聪明树”工作1年多，我发现这里的内部管理、卫生、安全、教学教育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但凭一己之力是无法改变的，更怕自己温水煮青蛙，被这里同化，我再次思考自己的出路。

2017年10月，在一次教育会议上，我碰到旧同事邓琳。她当年跟我同在“机关二幼”，家庭条件本来就好，老公家又因为征地分了不少钱款。所以在2003年那次转制后，她就回到村里，盖了一层四层高的楼房，自己办起幼儿园。当年开办幼儿园政策宽松，没有现在这么规范和高门槛，邓琳很快便赚到第一桶金，听说还开了几间分园。

多年不见，她的气质已非当年青涩少女，举手投足之间俨然一副女强人模样，只是直爽的性格没有改变多少。她听说我在“聪明树”任职，连说“大材小用”。她极力怂恿我跳槽，说她跟两个朋友投资承包了一所新幼儿园，需要我这样的人才加盟当园长。

2017年岁末，邓琳第一次带我到“亲宝贝幼儿园”参观时，占地5000平米的幼儿园还处于毛坯状态，水泥、木板等建筑材料堆得横七竖八，室内裸露着岩灰色的墙体。

和我们同去的，还有承包幼儿园的两位女老板，萍姐和叶薇。

我跟萍姐是第一次见面，她50多岁，衣着随意，但看着很精明。她年轻时曾在一所公办幼儿园当过保育员，后来老公发了财，就辞职当起老板，手头经营着3间幼儿园。叶薇是我高我两届的师姐，平时也有见面，但少有来往，她衣着讲究，话不多，略显深沉。

“参观”全程，邓琳话最多，大概是怕我不愿意到这所离城区30公里的乡镇民办幼儿园当园长，她一直强调：“我们将会投资300万对幼儿园进行内部装修，以广东省省级幼儿园的标准打造。”她又指着周边正在兴建的楼盘对我说：“这所幼儿园邻近有几大楼盘和工业园，招生不成问题！我们给你的待遇是底薪加提成。如果招满100小朋友，我们还会给你分红。”

邓琳还承诺，除了财权，这所幼儿园由我说了算，招生由我全权负责，而幼儿园的理念、特色、办学目标都按我想法制定。我被说动了心——工资待遇当然是最大的吸引力，年薪15万，这比之前高了不少。更重要的是，过去我曾经工作过的民办幼儿园都存在着办园不规范、老板掌控幼儿园管理的情况。我想，如果真能如邓琳所承诺的那样，我就能按自己的想法打造一所孩子喜欢的“自然生态化”幼儿园。

2018年年初，我开始到这所离家30公里的乡镇幼儿园上班。因为是新园，“亲宝贝”还没有工作人员，只有我这个光杆司令。我一人身兼数职，跑装修、办幼儿园办学许可证、招聘老师、员工以及招生，都要亲力亲为。“亲宝贝”离城区颇远，招聘工作人员并不容易，我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帮忙招人，将招聘启事广发朋友圈及各个微信群，还在当地的招聘网站花了1万多元办了个年度会员，才勉强拼凑出一个12人的团队。

招生也同样艰难，幼儿园附近确实有楼盘和工业园，但这几年，各行各业的老板们看到幼教行业收益稳定、投资风险小，且国家有扶持政策，都一窝蜂地投资办幼儿园。在“亲宝贝”周边，大大小小的幼儿园不下8所，有3所幼儿园的规模比“亲宝贝”还要大。我们要跟这些比我们早开办的幼儿园竞争，除了打价格战外，还要想更多的办法吸引生源，甚至做过“0元体验课”、前10名报读小朋友免费入学等促销活动。

这期间，邓琳给我的支持是最多的。叶薇和萍姐则很少出现，她们比较关心幼儿园的运营和收入情况，每次到幼儿园都是查账目。叶薇倒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情绪，但萍姐却将不满挂在脸上，总是皱眉：“生源这么少，什么时候能回本？”“你有没有想过办法招生的？”

有些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干脆保持沉默，倒是邓琳经常替我辩解：“幼儿园开办时间不长，现在能有接近100人也不错了。”

2019年2月，幼儿园的小朋友人数增至150人，我向老板们提出给工作人员涨薪酬——教师现有工资扣除社保后不到3000元，保育员老师就更低了。另外，我还申请增加管理人员，配备副园长或是主任。

萍姐不同意，理由是现在幼儿园的收入不多，不能给工作人员涨薪水，至于人员配备，她认为幼儿园只有一个园长就够了。叶薇则没有表态。邓琳只能安抚我说：“幼儿园现在收支刚好平衡，你再等等，等招多点小朋友，我一定加老师工资，还会给你配备人手。”

我心里虽然有点不舒服，但也没有再坚持，这事情最后不了了之，我还得硬扛着一人身兼数职。

2019年6月的一天，萍姐忽然带了几个穿银行制服的人到幼儿园，也不让我作陪，一行五人将幼儿园里里外外走了个遍。我隐约听到他们在说“抵押”、“贷款”之类的话。

萍姐前脚刚走，邓琳就来了。

我问：“你怎么才来？萍姐他们刚走。”

邓琳有点诧异：“萍姐？她跟谁？”

我将刚才看到、听到的事情跟邓琳说了，谁知邓琳一听就炸锅了：“要将幼儿园抵押给银行？这个林萍真是太老谋深算！”

我连忙说：“我也听不太清楚，可能听错也说不定，你别冲动。”

邓琳冷笑一声：“林萍和叶薇之前想卖掉幼儿园，我没同意，她俩现在又想到将幼儿园抵押给银行这一招，真以为我很好欺负！”

我一听，头都大了。

“我跟你是老友，也不想瞒你了。其实年初我就跟她们大吵了一场，她们说给你的工资太高，要减你工资，还说过要再请另外一个园长。我说人是我请回来的，我不会换人的。她们又说这幼儿园不赚钱，要将这所幼儿园卖掉。这幼儿园我可是花了不少心血，不能说卖就卖，我忍不住跟她们吵了起来。”邓琳在气头上，便竹筒倒豆，将她跟萍姐吵架的事情说了出来，听得我满心郁闷。

因为经营理念不同，萍姐她们跟邓琳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常常同时出席幼儿园的活动，但全程无交流。2019年9月开学后，邓琳忙着筹办月子中心，很少到幼儿园，倒是叶薇来得很勤。除了查账外，她还会亲自动手整理幼儿园的档案资料。

临近幼儿园评估，我复检幼儿园的档案资料时，发现董事会的资料没了邓琳的名字。我问叶薇是不是漏写了，叶薇轻描淡写地说：“董事会可以不写邓总的名字。”

见她无意再做进一步解释，我虽然有疑问，但因为不知道她们是怎样的合作方式，所以也没再追问。

2020年的寒假还没有过完，新冠疫情便来势汹汹，让生源和收入十分不稳定的“亲宝贝”雪上加霜。幼儿园从2月开始停课，一直到4月还没有复课的迹象，我内心十分焦虑——幼儿园的主要收入是孩子的保教费，停课不仅没有收入，恐怕还要退费给家长，此外还要支付水电费及每月接近10万元的租金，幼儿园不知能否支撑得下去。

再者，就是幼儿园员工的工资不知怎样发放。从2月开始，我就不断打听别的幼儿园疫情期间怎样发工资，但听到的消息让人心头发凉：有的幼儿园跟我们一样至今还没有发工资，有的幼儿园则是发50%工资，还有些幼儿园则所有人一刀切，每人每月只发600元生活费。

我分别给3个老板打电话和发微信，问她们怎么发工资，邓琳和萍姐都让我找叶薇。叶薇说每人发600元，我说600元太少了，估计以后复学老师都不愿意回来上班。跟她一番讨价还价，拖到4月，终于按本地最低工资的八折给工作人员发了工资。

6月，幼儿园终于复课了。没多久，萍姐便将原来的门卫换了。邓琳再到幼儿园时，便被新门卫拦着不让进，气得她在门口大吵大闹。我闻讯赶来时，邓琳已经将保安室的窗玻璃都砸了。

我打电话给叶薇，叶薇淡淡说：“邓琳已经不是幼儿园的股东了，我们不想见她，她真要闹，你就报警吧。”

我感到十分错愕，但还是让邓琳进了幼儿园。她一屁股坐在园长办公椅上：“她们两个想将我踢出局！”

她说，叶薇和萍姐趁她忙着搞月子中心，瞒着她找了个买家，要将幼儿园盘出去。但这事最后还是让她知道了，就去找到她们又大吵一场，这一次算是彻底撕破了脸。这之后，叶薇和萍姐不再跟她见面了，甚至连她的电话也不接，继续物色卖家。她找不到人，就直接“杀”到幼儿园来。

邓琳说：“她们不承认我是股东，我打算到法院起诉她们。”

我吃了一惊：“你跟她们合作，没有签合同或是协议的吗？”

邓琳一拍桌子：“我就是太信任她们，当初只是口头说好大家都是股东，一起分红，要知道她们这样奸，我肯定要她们签好协议和合同！”

我想起叶薇删除了董事会里邓琳的名字，有点担心说：“你没有证据，怎么证明你是股东？”

“不是还有你吗？你只要做我的证人，证明我是幼儿园的股东就行。”

我沉默一会儿，轻叹一口气，说：“邓琳，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糟心的事情一大堆。家里两个小孩，还有四个老人要养。我老公去年跑货运出了车祸，在家养了大半年，家里积蓄本就不多。现在疫情严重，大环境不好，我还需要这份工作，不想牵扯进太多的是非和麻烦。”

邓琳难掩失望，半晌没有说话，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凝滞。最后，她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一场老友，我也不想为难你，当初也是我拉你入局，现在幼儿园搞成这样，也是很对不起你……我自己另想办法吧。”

2020年9月，邓琳以“职务侵占”为由起诉叶薇和萍姐，要求两人停止幼儿园的出让和买卖，叶薇和萍姐则反诉邓琳不是股东，无权干涉她们行使股东权利……双方都请了专业律师，这官司一打就是半年。

这半年，因为老板的“内讧”，我们的工资无法按时发放，有老师投诉到教育部门，有老师选择离职。幼儿园人手不足，对孩子的照顾不到位，又引发家长的不满和投诉。而一拨一拨的买家到幼儿园“参观”，又增加了幼儿园防疫和安全的压力，状况百出，我每天基本处于“扑火”状态。

我越来越焦虑，进入2021年6月后，天气变得炎热，晚上我经常睡不着，即使睡着了，凌晨4点左右就醒了，脖子和额头都是虚汗，有时还伴有心悸。我的月经很不正常了，有时来得很多，有时来得很少，且断断续续的延绵一个月才会干净，头发也大把地掉。我到妇幼保健院找相熟的医生看病，做了各项检查后，医生说我这是更年期开始的症状。我吓出一身冷汗——我才四十岁出头，怎么就开始更年期了呢？

医生说，随着社会压力增大、环境的污染，“猝死”年轻化，现代女性的更年期比以前提前都是普遍现象。

医生的话让我心情更加糟糕。一天傍晚下班后，我开车回家，天色阴沉，我的精神有点恍惚，在一处窄道上，一辆车迎面而来，我反应不及，猛打方向盘，车向旁边一棵树撞去。在撞上树干的一刹那，我急踩刹车，车轮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因惯性身体前冲，又被安全带勒回座位，惊魂未定。

我长久地坐在座位上不能动弹。我想起许多事情：如果我死了，我的工作会有人代替，我的朋友和同事会忘记了我，但是我最亲近的人——父母，儿子和丈夫，他们怎么办？工作让我“精神内耗”，我爆发的情绪又让家里变得一地鸡毛，如此恶性循环，最终伤害的是我自己和最亲近的人。

我想，也许只有逃离“亲宝贝”，我才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做到精神“止损”吧。

6月中旬，我正式递交辞职信；7月，在完成交接工作后，我离开了这个一手“开荒”出来、工作3年的地方，心中有遗憾，但也没有多少留恋。

后记

2021年12月 ，教育部印发“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区内又迎来新一轮幼教行业大振荡。区政府将一些集体承包、国家用地建成的幼儿园收归为公办幼儿园，并开办了多间新型公办幼儿园，公开招聘园长和教师。

但李红因为受制于年龄（应聘园长年龄要求限于40岁以下），只能继续选择应聘民办幼儿园。

2022年2月，她再度成为一所民办幼儿园的园长，她笑称，自己跟公办幼儿园“情深缘浅”。但她也没有特别的沮丧，毕竟随着“三孩”政策实施，国家对学前教育高度重视的背景下，“民办园”和“普惠幼儿园”同样受到国家的扶持和关注。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崔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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