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中美关系缓和的最大障碍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北京之行，体现了试图将中美关系拉出针锋相对的“死亡循环”的新一轮外交努力。今年2月份的“气球门”事件打乱了规划好的行程，中国随后全面暂停与美方的外交接触。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高级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这样形容当前的局势：“我认为未来几个月应该能证明，美国与中国是否有可能建立有效、可预测且建设性的外交联系。”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可能在于华盛顿自己对中国的矛盾态度。

关于国会两党在对华问题上存在共识的传统观点一半是错误的。真正的共识在于，美国过去对中国抱持的看法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对华接触并没有带来美国人期待的“自由化”。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为富裕、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但国会领袖对布林肯访华之旅的抨击，尤其是共和党人指控国务卿先生显得“软弱”、“为中国共产党背书”表明，民主、共和两党对于美国真正期待的中美关系状态也没有明确共识。

华盛顿特区的狂热氛围体现了这一点，政客们有时会肆意轻率地争相“敲打中国”。背后反映的观念是，包容中国是不可能的。有时候，似乎华盛顿和北京的传统认识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假设，即美国与中国之间终有一战，最有可能围绕台湾爆发——而华盛顿的政策辩论主要是关于如何全力惩罚中国，并为战争做好准备。

比如，美国众议院一个委员会最近发布了政策建议，呼吁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多制裁，并要在台湾储存武器、制定联合作战计划等问题上全面整合美国军方与台当局军队。美国国会目前还有几十份待审提案，内容包括取消与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以打击中国金融实力；就新疆与香港问题，乃至气球事件施加更多制裁，并禁止中国公民购买美国土地。

白宫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美国进入2024年大选周期，目前有一个重夺叙事权的狭窄机会窗口，证明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增进美国利益。尽管面临不利的国内政治氛围，拜登总统似乎正积极尝试让美国人明白，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将不得不继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打交道。这意味着承认一个规模达18万亿美元的中国经济，一个与美国利益交织的重要市场，同时也是一个自信、成熟的拥核大国。拜登寻求建立一个能够定义并管控中美竞争的稳固框架，正如布林肯在北京所言，“继续探索在两国利益交汇的领域寻求合作的可能性。”

6月1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中右）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中左）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最近美国商界的重磅人士“排队”访华——比如埃隆·马斯克，摩根大通集团董事长杰米·戴蒙，通用汽车CEO玛丽·芭拉以及比尔·盖茨——暗示，对美国反华行径可能危及经济利益的担忧正构成旨在限制“去风险化”的反击。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之一英伟达的CEO黄仁勋，最近总结了美国企业界的担心，他表示，失去中国市场可能会对美国科技产业造成“巨大损失”，危及美国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中推动在国内新建半导体工厂的努力。

一方面是美国国会山反华议程可能带来的破坏性风险，另一方面是过于渴望接触中国的美国企业界，为了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拜登政府仍然致力于为中美关系找到共存基础，并组建一个框架来管控竞争，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以及寻找有共同利益的合作领域。

这也解释了美国政府新的流行词汇“去风险化”，它在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与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近期的讲话中取代了“脱钩”一词，也出现在七国集团一份反华口吻不同寻常地强烈的联合公报中。耶伦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中美经济全面分离对两国都有灾难性影响。

但拜登政府的政策存在着内部紧张。白宫掐断了中国获取高端人工智能技术、超级计算机芯片与芯片制造设备的渠道，且正在限制美国的对外科技投资。这对美国来说也许是有利的政策。但像耶伦四月的演讲那样告诉中国，美国此举并不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这种话语与现实的巨大鸿沟会导致北京怀疑美国试图避免陷入对抗的诚意。北京最近部分禁止了中国企业向美国美光公司购买芯片，这家公司已经在华经营多年，很有可能就是中国为表达不满作出的合乎分寸的回应。

通往相当稳定、建设性、足以应对冲击的中美关系之路会是什么样？它可能很像布林肯这次访华所开启的新一轮外交动作。首先，它需要两国避免无端引爆的事件或言论，清楚定义双方对竞争的要求与各自的红线，并不断调整本国的做法。迄今为止，华盛顿与北京似乎都倾向于根据对方假定野心的最坏情况的恐惧，而非现实，来采取行动。

比如，美国担心北京会取代自己在亚洲的地位，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并对中国推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耿耿于怀。美国也害怕人民币会取代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尽管这被认为极度不可能发生。在此之前，华盛顿的鹰派势力还因所谓“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银行而开始跳脚，后者被视作实现“去美元化”的媒介。

但是，在这些担心和双方能够管控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缺乏取代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意愿。美国也没有能力彻底孤立中国或制造政权更迭——经济脱钩对双方都意味着灾难。在高端芯片与芯片制造设备、电动车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采取战略性的“去风险”措施是有可能，甚至难以避免的——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完全脱钩。

中美双边贸易额在2022年达到创纪录的6900亿美元，这表明即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中美强劲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很可能会继续维持。由于中国主导了稀土矿产的开采与加工产业，进而主导了太阳能电池板组件与电动车电池等制造行业，假如美国不与中国开展某种程度的合作，那么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中在2035年前完成绿色转型的规划将很难如期实现。

作者认为，为了经济的绿色转型，美国不得不寻求在新能源领域与中国合作

一个可预测、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的执行原则应该是互惠互利。通过相互回应、可向国内交代且采取交易性质的行动，来缓和两国镜像式的狂热民族主义敌意。如今中美相互不信任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只有靠行动换行动、通过交易展现诚意才能逐步重建适度的信任。

这些初步举措将有助于为缓和情绪定调：重新开放在两国被关闭的领事馆，放宽签证要求，允许两国互派更多记者，进一步方便留学生交流、增设民航路线等等。中国则可以释放因出境签证禁令而滞留的美国人，重新考虑最近通过的《数据安全法》将外企尽职调查活动定性为犯罪的决定，以及相互减少在台海周边与中国南海的海空活动。目前来看，以上任何一条都不太可能实现——但可能性依然存在。比如，尽管双边关系处在冻结状态，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依然得以推进。

此外，应该避免如下的战略：在通过一系列可展示的步骤重建信任、为双边关系打造足够稳定的压舱石之前，建立新的交流机制，包括减少风险与加强战略性对话的新措施等努力都不会奏效。

为了减轻政治毒化氛围的影响，一些棘手的关切需要得到解决。美方清单中排在前列的就是结束中国在芬太尼贸易中的作用。这对北京来说并非一个成本高昂的问题，而且也会对美国的公众舆论产生正面影响，且向美国国会展示通过外交取得的成就。而拜登政府可能需要（至少暂时性地）取消此前对中国企业与官员的制裁。中国也可能会将这个问题与美国在台海问题、科技产业问题上的行动联系起来。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金融稳定，最直接的事项包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私营部门协调，管控非洲与其他低收入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这也是耶伦寻求访华的主要原因。全球的低收入国家必须在2023年内偿还350亿美元的债务，而其中35%是欠中国的债务。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在债务问题上的单方面行动阻碍了他们提供债务豁免的努力。

在乌克兰问题上，拜登政府正重新考虑如何看待中国的作用，如果双方能够实现合作，将会产生不小的政治影响。虽然美国拒绝了中国在2月份提出的关于乌克兰问题政治解决的12点主张立场文件，乌克兰总统弗罗基米尔·泽连斯基却积极地看待中方提出反对使用核武器、呼吁保障核电站安全并承诺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等主张。中国与乌克兰政府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对话管道。作为重要的贷款国，中国与西方合作而不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参与乌克兰的重建，应该成为中美对话所争取的方向。

中美其他潜在的重要议题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设立国际规则——涉及关键的道德原则，中国《人工智能白皮书（2022）》的表述与美国的主张有重叠之处。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共同规则，双方可能会陷入毫无底线的竞争。至于贸易问题，根据中美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签署的贸易协定完成采购指标，并澄清关于电动车、电池技术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贸易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在双方面临共同威胁的紧迫问题上合作：拥挤的近地轨道上的太空碎片，对当代通信基础设施关键组成部分的卫星构成威胁。当然，还有时刻萦绕着的气候变化问题。

实现中美关系的新平衡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总会存在一两个气球或者某次台海发生意外而“脱轨”的可能性。这将需要大胆的领导力，政治意愿与充满创造力的外交。克制表演式政治（比如拜登在布林肯刚刚结束访华后的失言），静悄悄地加强美国与台当局的经济军事合作可能会有帮助。但如果这些努力失败了，“死亡循环”将进一步恶化。结果是，可能需要一场类似古巴导弹危机程度的冲突甚至更严重的场景，双方才能进入新的清醒状态。

（原文于6月27日发布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原标题为“华盛顿所谓的对华共识是一种幻觉” Washington's Supposed Consensus on China Is an Illusion。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来源|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