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解读经济的书籍浩如烟海,但大多是从宏观的角度作出分析,从城市视角出发的寥寥无几。纵观过去一百多年全球城市的兴衰浮沉,我们可以发现,影响一 个城市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但如果去繁就简,剥茧抽丝,最重要的
可以概括成三个。第一是地理,包括自然的地理区位,以及人造的能够改变区位条件的交通基础设施。它决定了一个城市的下限。 第二是政治,有没有在顶层设计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是不是政策洼地,拿到哪些优惠政策或财政倾斜,直接影响了一个城市的上限。 第三是人为。城市发力的方向,城市自身的作为,属于最复杂的一个变量。它决定了到底是“经济地理学”影响更大,还是“政治地理学”的作用更显著。 中国的省会城市们,几乎都能放在我刚说的这个大框架里考量。而几个因素当中,地理可能最为根本,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大家可以想想看,上海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我觉得至少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长江。 正是有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上海的经济腹地无比之辽阔,可往上游纵贯三千公里,串联起苏州、南京、武汉、长沙、重庆、成都等中国主流城市群。 这些人口动不动就一两千万的特大城市超大城市,都将长江出海口的上海,当做货物和资金的集散中心,以上海为跳板融入全球贸易体系。 上海进而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航运中心,而航运中心的进一步就是贸易中心,贸易中心的进一步就是金融中心。
长江出海口的地理位置,可谓一举奠定了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首都的基础。 同样是母亲河,1855年的六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带着吞噬一切的力量夺大清河入渤海,出海口从此由江苏变成了山东东营,这是黄河历史上第六次大改道。 如果说,当年的长江也改过道,比如从苏北盐城出海。那么,今天中国最大的都市恐怕就不是上海,而是盐城了。 那么,同样都是大江大河的出海口,为什么珠江下游的广州深圳香港,没有成为全国第一大经济中心,而是比上海弱一些呢? 这里头有一个原因,就是广深港通过内河航运所能触达的经济腹地,跟上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长期以来,广深港的经济腹地相当有限。沿着西江往广西走,由于百色水利枢纽、河池龙滩水利枢纽没有过船设施,珠江到那里就断航了。往北,北江、东江到了韶关河源也结束了,无法翻越南岭出省。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经水路运输所连接到经济腹地,实际上只覆盖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无法延伸至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和江西,因此,大湾区与这些省市的货物流动,经常要选择陆路运输,成本相对较高,阻碍了双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广深港的水运经济腹地最远不到1000公里,大概是上海的三分之一,这成了大湾区几个核心城市发展的最大短板之一。
而且,广深港上游的那些城市,放中国的经济版图来看基本没有多少分量,像梧州,南宁,柳州,清远这些,跟上海背后的经济巨人们完全无法等量齐观,这也是拖累了广深港的发展步伐。 2022年8月,广西平陆运河在钦州正式开工,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以此为标志,中国蛰伏许久的新基建潮“运河热”,真的要落地了。 跟粤港澳大湾区相关的运河有两条,叫湘桂运河、赣粤运河。目前正在研究论证,最快的话“十四五”期间或能开工。这两条运河同样会改写很多内陆省市区的出口、加工贸易格局。 湘桂运河相当于现代版的“灵渠”,串联起湖南和广西,再沿着西江而下既可到广深港。浙赣粤大运河全长约2000公里,北起京杭大运河的起点杭州,穿过浙赣两省最后也会汇入珠江口。 所以,这两条运河一旦落地,将历史性地连通起长江、珠江两大水系,让广深港的经济腹地一下子扩大好几倍。虽然所行驶船舶达不到长江经济带的吨位,会限制航道价值的发挥,但广深港的腹地范围终于比肩上海了。 以后西南、华中片区的货物,如果要出口到东南亚、欧洲、中东等地,从珠江出海要比走长江更短,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成本。 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城市经过广深港走向外循环,给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们带来更多资金流、人流、信息流的集聚,进一步提升广深港航运中心的地位。 一句话,珠江航运的容量正处于大扩张的前夜,深圳争夺全国经济中心又多了一件利器。 上世纪80年代,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相继成为经济特区,四十年的穿壁引光,栉风沐雨,只有深圳杀出重围,成为一个几乎比肩北京上海的庞然大物,而其他城市最多就是“小而美” 。原因并不复杂,几大经济特区当中,唯独深圳的对岸有一个香港。通过陆路接壤深港形成了一小时生活圈,从而无缝接受到香港的产业转移、技术移植、金融扶持。 直至1997年,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所创造的GDP,仍能占比内地18%的超高份额。在这样一个超级城市的辐射带动下,深圳想不腾飞都很难。只要深圳不瞎折腾,一线城市早晚会手到擒来。 厦门对台湾,珠海对澳门,汕头对东南亚,都没有这样的区位优势。“对岸”的经济体,要么相隔十万八千里,要么产业单一体量太小,辐射作用都比较弱。 很多时候,地理区位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终极宿命。以至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拉采尔(Ratzel)提出了“地理决定论”。 义乌、合肥可以算一个。前者身处山区没有港口没有航运条件,却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后者从爹不疼娘不爱的中国最大县城,摇身一变成为中国霸都。不过,它们也是在第三个人为因素中,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且最后得到了政策的加持。 在《中国城市大角逐》这本书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地理”的巨大影响力。 广西的落伍,在于它是一个“假”的沿海省份;海南长不大,一直以一个市的体量扮演一个省的身份,跟它作为孤悬海外的岛屿经济体脱不开关系;同样是火车拖来的城市,郑州相比石家庄最大的幸运在于,“河南全省深居内陆的劣势”…… 为了突破地理屏障,有的城市也会修建一系列高等级交通基础设施,用这种方式人为改变自身的“地理条件”。 成都通过欧亚大陆桥的建设,正在变成一个“沿海城市”,摆脱对上海的附庸。福州做梦都在想着台海通道,希冀从中国的交通末梢,变成东亚的十字路口。
在第二个因素政治中,这几年中国最彰显的关键词,可能要算是内循环。 这个关系中国百年国运的历史抉择,对全国一盘棋的影响立竿见影,深刻反映到一个个具体城市的命运以及战略方向。 可能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最大的一个命门其实是农业。 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天然落后于工业部门。因为农作物的收成,除了集合人类的劳动和智慧之外,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气候与时间,这是人类无法去除掉的影响因子。 农业的生长周期是固定的,几乎不可更改的。在热带,水稻可以种三季,温带地区种两季,并不会因为大规模机械的运用,化肥工艺的提升,而变成五季、十季,让亩产值得到几何式的增长。 制造业就不一样了。工业体系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能尽可能地排除大自然的干扰。因此,新工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能够出现颠覆性的效果。 19世纪40年代,一个女工一天只能缝制一件衬衣,缝纫机发明之后,她一天可以缝纫11件。1914年一战开打时,福特公司组装一辆T型车要14个小时,十年之后每10秒就能有一台走下生产线。 而且,工业技术的改进、生产流程的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下去,永不停息。 所以,这两种产业的特性会共同导致一个结果——农业人口难以致富,工业产能容易过剩。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曾面临过的问题。 中国也是这样。不过相比美国,中国中西部的农业人口面临着更艰巨的致富难度。因为我们人多地少,要推广机械化、规模化耕作,困难较大。 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天然滞后于工业,很多中西部农村地区在过去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并没有分享到大国崛起的时代红利,产生了大量低收入人口。 之前官方曾提到,“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这六亿月收入不足一千元的人,相当大比例就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中。 然而,受地缘政治影响,传统的全球格局即“拉美资源、中国制造、欧美消费”三角关系也变得没有以前稳定,出口难免有些影响。 因此,跨越胡焕庸线去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就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紧迫得多。 只有中西部的人均收入上去了,中国才有更大的底气构建出以国内循环为主的新格局,进而为后期的大国崛起,提供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经济四级的成渝经济圈横空出世,大量财政转移撒到了四川,重庆的头上;中央往昆明体内打入三个楔子,推动昆明走向东南亚的经济首都;西部地区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至少将延续三十年以上…… 随着中西部的崛起,中国就有可能将全球产业链的三级分工体系“内部化”,从“拉美资源、中国制造、欧美消费”变成“中西部资源和制造,东部消费”,以此重塑全球的经济地理空间。 作为全中国最繁华最富裕的地区,东部一定是内循环极其重要的支点。 过去,北京作为大国心脏,几乎不怎么参与最高层级的对外开放实验。但在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北京也开始披挂上阵,承担起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性使命——中国第一个以服务贸易、数字经济为核心主题的自贸区。 此时此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了微妙的变化,让上海成为香港的B计划,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可能会把上海打造成下一个香港。 海南自贸港横空出世,她不是向上打造经济增长极,而是向下探索对外开放禁区的深度,为“再造一个中国”做好准备。 在《中国城市大角逐》里,你将看到内循环是如何重塑中国省会城市/直辖市的。
除了影响到区域经济之外,内循环还会影响到地方上的产业经济。 这几年中国上上下下大力扶持新能源汽车,除了疯狂补贴之外,还出台层出不穷的产业政策来引导,这并不单单是想要抓住一个新赛道那么简单。 除了产业自身的朝阳属性之外,新能源汽车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对于消解美元霸权的作用。2018年,中国汽车保有量2.4亿辆,一年要吃掉的石油消费占总盘子40%,也就是2.6亿吨,占比中国进口原油4.62亿吨的56%。 如果电动车能够全部替代掉传统燃油车,我们理论上可以省掉一半的进口,对外依存度从70%下滑到50%,提高内循环的底气。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国就构建起了美元—石油体系,跟欧佩克做石油交易,必须以美元结算,这是双方的协议,而非欧佩克成员并没有这个强制性的规定。 所以,在剩下的2亿吨进口中,中国如果能拿人民币到俄罗斯、巴西等非欧佩克成员购买一亿多吨,就能满足国内的大部分需求了(2020年,两国出口中国石油1.25亿吨),从而摆脱了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 此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经济体,才有如此庞大的石油进口量。好些国家一旦迎来电动车时代,可能都不需要进口了,其自产石油量就能撑起本国工业体系。到那时候,“美元-石油”的体系就会逐步走下神坛。 当然了,美元—石油交易的减小,并不代表美元就不再是国际上硬通货了。只要美国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还是全球第一,美元就永远都会是最值钱的国际化货币。但不可否认,新能源汽车对于传统燃油车的颠覆,一定程度上会消解美元霸权。 在这样一个历史性进程中,宁德时代、蔚来、比亚迪等产业链上的角色,都是加速传统国际政治秩序重新洗牌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2021年5月4日,香港商界发生了回归以来最大的变故。 福布斯实时富豪榜显示,宁德时代董事局主席曾毓群身家达 345 亿美元,超越李嘉诚成为香港首富。自香港经济豪门化后,传统财阀从未被局外人颠覆过,曾毓群创造了历史。 宁德时代于2011年创立,相比李嘉诚的长和系以及马云的阿里帝国,简直是初出茅庐的后辈。但短短十年时间,它就超过了诸多央企,A股市值排名全国第13名,逼近万亿。江湖大名“宁王”。 新旧势力的更迭,像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的预言:今天这个时代,谁押注中国的内循环、谁沉下心来搞制造业,谁就能获得丰厚的馈赠。曾毓群踩中了国运的脉搏,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自然会受到这个时代给予的最大反馈。 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城市产业布局的选择也随之而动。 在《中国城市大角逐》里,我们会看到济南历史性的北跨,以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抓手,展现出了成为中国氢都和新能源汽车重镇的野心,试图从大明湖时代走向黄河时代。 尽管步履蹒跚,长春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决心没有变。此举的胜败,直接关系到这个汽车之都是否真的会成为下一个底特律。 内循环犹如一盏灯,正指引着省会城市们走向一片未知的海洋。 不是低欲望社会的东京,不是财阀集聚阶层固化的首尔,也不是什么房价宇宙第一的北上广深。 在已公开数据的城市当中,中国一座三线城市——湖北襄阳问鼎榜首。 这座目标直指“万亿工业强市”的湖北第二大市,男性初婚平均年纪达到了惊人的35.23岁,女性则为33.96岁。比东京,比首尔,比所有亚洲内卷之都还要晚。在大家的认知中,结婚年龄与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成正相关,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结婚年龄越晚。但是襄阳直接打破了这个自然规律。
不仅如此,2021年安徽全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
河南平顶山,2021年初婚登记平均年龄男士29.4岁,女士29.3岁
湖南岳阳,2021年初婚登记平均年龄男性29.2岁,女性26.3岁;
浙江温州,2021年初婚登记平均年龄男性29.1岁,女性26.7岁
真是万万没想到,晚婚潮已经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了三四线城市了。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少子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过去以人口增长为核心要素的投资驱动模式,房地产拉动经济模式已不可持续了。我们的经济逻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而各个城市发力的方向和作为,就决定了自身是力挽狂澜,还是会被困难所击倒。 比方说,刘易斯拐点是否会加剧东北进一步的困顿,从而影响到哈尔滨的副省级地位,以及沈阳成为下一个国家中心城市的时间? 又比方说,像合肥赌上一切成为很多企业的地方合伙人,凭空造出液晶显示面板、集成电路等产业。深圳广州将风投模式运用的炉火纯青,演绎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不同篇章。这些城市的主动出击,真的可以绕开人口变化的障碍吗? - 为什么说沈阳作为共和国的装备部有很大的概率会成为下一个国家中心城市?他的强悍真的远超你的想象吗?
- 为什么海南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政策红利,海口却一直长不大?孤岛经济真的是一个魔咒吗?
- 平陆运河作为千年之后的又一条世纪运河,它到底会给哪里带来什么样的变局?
- 为什么昆明是东南亚的经济首都,为什么武汉很难成为东方芝加哥?
- 为什么哈尔滨经济这么弱,还没有离开副省级城市的行列?
今天给大家推荐新书《中国城市大角逐》,这是国内罕有的一本全景式扫描中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经济通俗读物。未来我们应该去哪里奋斗,去哪里安居,去哪里养老,这本书里都有答案,在《中国城市大角逐》里你可以探索到众多省会城市的前世与未来,以及窥探到那些被隐藏起来的真相和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