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责备谁？——不平等加剧、工作机会消失与特朗普式仇恨政治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埃文·阿斯诺斯（Evan Osnos）：《荒野》
文｜Adam Hochschild
荒野
埃文·阿斯诺斯（Evan
Osnos）曾担任《纽约客》（New
Yorker）驻中国记者多年，他于2013年回到美国。在《荒野》（Wildland）一书中，他回顾了从那时起美国的变化，包括他作为记者报道的事件：包括两次总统竞选，以及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大厦入侵事件。他脑海中对于美国的印象与他在赴华工作之前住过的几个地方，还有他访问过的城镇交织在一起。其中包括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他童年的家），以及西弗吉尼亚州的克拉克斯堡（他的新闻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
他发现了一个“分裂的国家”，政治分歧和日益巨大的经济差距使得这个国家变得伤痕累累。在格林威治，这个对冲基金及其经理人的中心，一个大亨建了一座比泰姬陵还大的房子，另一位则建了一个能容纳25辆车的车库。在附近的住宅建筑工地上，“黄色的推土机正在为地下电影院、壁球馆和酒窖打洞”。
相比之下，在西弗吉尼亚州，人们饱受阿片类药物泛滥的摧残，山顶被煤矿公司切掉，饮用水被化学品泄漏所污染。每个人都认为污染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一个当地球队在轮滑比赛中，打出了一个“穿着渔网袜、戴着防毒面具的女人的标志”。当地人的预期寿命大幅下降，甚至“该州帮助贫困家庭支付葬礼费用的贫困丧葬基金也破产了”。
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公司，皮博迪能源公司（Peabody
Energy）巧妙地将该州和邻近的肯塔基州的十家工会矿井分拆为一家独立的公司。新公司承担了皮博迪公司对退休矿工的40%的医疗保健义务，但只持有其煤炭储备量的13%。它很快就申请了破产，抛弃了前矿工和他们的家庭。阿斯诺斯将这个混乱国家的两个角落联系起来，并在格林威治的一个有27个房间和两个游泳池的格鲁吉亚式庄园里找到了这，名投资者，他从这个残酷的，但严格来说是合法的交易中获利。
阿斯诺斯有一双善于观察细节的眼睛，他的书读起来很顺畅，几乎有点太顺畅了，就好像是刊登在《纽约客》上的一封长长的、有点漫无边际的“美国来信”。它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它们，比如为什么西弗吉尼亚州的人不会对格林威治的人感到更加反感？为什么他们的愤怒会指向别处？特朗普又如何巧妙地驾驭了这些愤怒？
恐怖统治
斯宾塞·阿克曼（Spencer
Ackerman）提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说《荒原》是一封悠闲的“信”，那么阿克曼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则是一首激情澎湃的哀歌。但它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不要把所有特朗普主义都归咎于特朗普。他的前任总统和竞争对手帮助他铺平了通往白宫的道路，也为数千万人的不满情绪提供了发泄的渠道。
阿克曼提醒我们，美国人总是急于指责外来者（outsider）。1995年，一枚巨大的卡车炸弹炸开了俄克拉何马城的一座联邦大楼，造成168人死亡，多人受伤。无数官员和记者，甚至包括伟大的芝加哥专栏作家迈克·洛伊克（Mike
Royko）本应先去了解情况，但他们却认为袭击者一定是极端宗教的恐怖分子。事实证明，袭击者是两个土生土长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 and）和特里·尼科尔斯（Terry Nichols）。
然后是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乔治·W·布什总统公开宣布了他的反恐战争。阿克曼表示，从那时起，两党开始合作声称美国民主的主要威胁是一个邪恶的、难以捉摸的外国阴谋分子网络。在每一步上，民主党都与布什串通一气。民主党参议员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提出了建立国土安全部的法案。奥巴马反对伊拉克战争，但宣称阿富汗战争是“必要的战争”。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担任参议员时支持两场战争，拒绝无条件谴责酷刑；而作为奥巴马的国务卿，她暗示自己是政府中的强硬派。她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一群退休将军对她表示支持。奥巴马加强了对基地组织的无人机战争，而这一项目是由布什时期管理该机构刑讯场所的同一名中情局官员所监督的。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在《恐怖统治》一书中列举了布什在9 / 11事件后做出的“铲除世界邪恶”的宏伟承诺，其中包括：展开中央情报局的酷刑行动、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对囚犯的羞辱、福克斯电视网在电视节目《24小时》中对残酷虐待进行美化。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激增，针对共和党政治家萨拉·佩林（Sarah Palin）口中“不是真正的美国公民”群体的袭击大量增加。2012年8月，在密尔沃基郊区的一座锡克教寺庙内，一名退伍军人开枪疯狂扫射，造成6人死亡，4人受伤，其中一人于2020年因伤势过重而亡。
阿克曼说：自2001年以来，这段令人遗憾的历史成为了政治的中心，这个国家已经做好了迎接特朗普的准备。与他的批评者不同，特朗普对反恐战争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识到，9/11时代的怪诞潜台词——将非白人视为来自敌对的外国文明的掠夺者，甚至是征服者，点燃了这一切。
他利用这种洞察力最终赢得了竞选。早在几年前，他就开始指控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是出生在肯尼亚的秘密穆斯林。正如阿克曼所言，“关于出生论的攻击也离不开反恐战争的影响。”
但是，即使在遭到诽谤后当选总统，奥巴马也几乎没有改变他继承的政策。奥巴马的国防部继续每年向当地警方分发价值5亿美元的剩余军事装备，强化了“外敌当前”的观念。现在回想起来，奥巴马曾表达过“骑虎难下”的不安，但阿克曼认为，他在2011年海豹突击队杀死奥萨马·本·拉登后没有宣布反恐战争正式结束，从而“浪费了可以结束9/11时代的最好机会”。但在这场改革运动的势头下，共和党人会无情地利用任何软弱的迹象；这场战争关乎巨额资金和众多人的职业生涯，结束这场战争将带来难以想象的政治风险，而谨慎的奥巴马未必愿意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
当然，特朗普进一步加剧了战争引发的恐惧，他把战争指向了离“家”更近的新目标：据称从墨西哥涌入格兰德河的“强奸犯”、 来自中美洲攫取工作机会，滥用福利的难民、“黑命攸关”的抗议者等等。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阿克曼在这个黑暗时代找到的少数几个讲真话的人之一，桑德斯说得最好——“从9/11之后围绕恐怖主义调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决定到将移民儿童关在我们南部边境的笼子里，前者最终导致了后者的出现”。
美国制造
然而，对穆斯林和外国人的妖魔化，并不是特朗普开展以种族为基础的仇恨政治的唯一前提。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美国经济的巨大变化。法拉赫·斯托克曼（Farah Stockman）的精彩作品《美国制造》（American Made）以此为主题进行了探讨。
这本书的优点之一是，斯托克曼会不时地分享一点自己的情况，但不会过多，以至于叙事变得以她为中心。作为两个跨种族通婚的大学教授的孩子，她发现：如果一个白人女服务员粗鲁地对待我们一家，我的母亲（她的一生经历了公开的种族主义），认为女服务员不赞成跨种族的夫妇。我父亲则认为这名服务员一定是在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后变得脾气暴躁。我一直在想哪个观点是对的。这就是我成为记者的原因，为了和女服务员交谈。
然而，斯托克曼很明智地看到，她在这里讲述的故事，以及她自己和她所写的人之间的差异与种族的关系并不密切——差异与阶级有关。
2016年大选几周后，一家大型滚珠轴承工厂准备关闭。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雷克斯诺（Rexnord）要搬到墨西哥，恶意解雇所有300名员工。我不允许！”特朗普推特的第一部分（对他来说是不寻常的）完全准确；但是第二部分却不那么准确，因为他最终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扭转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大量流向低工资国家的局面。斯托克曼的叙述生动、文笔优美，本书是她第一次为《纽约时报》所做报道的产物。她将目光投向了雷克斯诺公司的三名钢铁工人的生活。约翰·费尔特纳（John Feltner），一个白人男子；香农·穆尔卡西（Shannon Mulcahy），一个白人妇女；以及沃利·霍尔（Wally Hall），一个黑人男子。
对于自称是乡下人的约翰来说，在雷克斯诺公司工作意味着继承了家族引以为豪的工会传统，就像他的身为工厂工人的父亲和煤矿工人的祖父和曾祖父所做的那样。一份工会工作给了约翰所需的安全感，避免他再次面临曾经历过的破产，并使得他能梦想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他是当地的一名官员，他和妻子在工会大厅为儿子举行了婚礼的彩排晚宴。对在拖车公园长大的香农来说，在工厂工作是一个逃离虐待她的男人的机会，这份工作还能支付她残疾孙子的医疗费用。而对沃利来说，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在斯托克曼认识他一年后（她的这种报道需要极大的耐心），他才透露自己曾因贩毒而进过监狱。
他们三个人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也很喜欢自己精心制作的滚珠轴承“如何进入可伸缩体育场的屋顶或核潜艇”的虚构故事。香农对学会了她周围男人口中“任何女人都无法掌握”的技能感到尤为自豪。如果批量炉像地狱之门一样喷出火焰，她知道如何使它平静下来；如果自动淬火炉（就像一个年迈的选美皇后一样需要高度维护）在周期中停止，她知道如何哄好它，让它再次运作。她最喜欢的火炉是Tocco，当她把它放着太久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需要帮助的男朋友一样“崩溃”。
最终，男人们有时会向她寻求技术建议。
有迹象表明，在雷克斯诺公司的工作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工厂加速了生产轴承的产量，但“几乎所有的轴承都被运往仓库，而不是运给客户”。在劳资谈判中，该公司出人意料地迅速同意了一些工会的要求。尽管如此，将工厂迁往墨西哥的行动还是让人感到震惊。
斯托克曼注意到，该厂的黑人员工似乎没有像白人员工那样感到痛苦，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已经习惯不去对“安全和持久工作抱有太高期望”。工人们对培训接替者表现出了不同态度。由于担心要求支付遣散费会使工厂更快关闭，工会没有在与雷克斯诺公司的合同中对该费用提出强制性要求。该公司现在表示，只有那些愿意培训新员工的工人才会得到遣散费，并答应在剩余的几周内给他们提供加薪。
一些工人表示反对，表示将“确保工厂机器在运抵墨西哥时缺少必要的部件”，但其他工人不顾一切地挣到他们还能挣到的钱，同意进行培训。这本书中充满了这样的时刻，其中最令人心酸的时刻是热心的香农情不自禁地和那些来学习如何做她工作的墨西哥人成为了朋友：“塔迪欧，和她儿子同龄，看起来像个甜心。”他对“抢走”她的工作表示歉意。一些墨西哥人被送到印第安纳州接受培训时，显然没有意识到会是这种情况。香农和另一个墨西哥人里卡多比较了一下，他们意识到里卡多的薪水只有她的十六分之一。
就在香农心爱的炉子Tocco被装上一辆卡车，运往墨西哥的那天，碰巧发生了日食。她和里卡多在工厂外面：“转瞬间，阳光明媚的下午变成了黑夜。”
美国工业工人阶级以前也曾承受过压力，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例如，一个世纪以前，当绝大多数工人是白人男性时，他们面临着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军队中解放出来的400多万男性、移民以及向北迁移的美国黑人对有限工作岗位的竞争。移民和黑人成了替罪羊。结果之一就是1924年的移民法案，在接下来的40年里，该法案在很大程度上关上了美国的大门。另一个是自奴隶制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数百名美国黑人在1919年的“红色夏天”（Red Summer）中被杀害，而在1921年，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Tulsa），多达300人遭到杀害，当时白人暴徒烧毁了36个街区，包括一个名为“黑人华尔街”（Black Wall Street）的繁荣商业区。
拜登总统去年6月在塔尔萨大屠杀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上说："长期以来，我们允许狭隘的、不切实际的观点在美国不断恶化、传播。这种观点认为美国是一个零和游戏，只有一个赢家。如果你成功了，我就失败了。如果你领先，我就落后了。如果你找到了工作，我就失业了。”
相反，很多人都希望我们是一个整体：如果你出人头地，那么我也可以出人头地。但斯托克曼敏感的描述表明，对数百万美国人来说，世界并非如此。“这栋大楼里只有这么多工作机会，”一名白人工会负责人对雷克斯诺公司的第一批黑人工人发出警告，“如果你抢走了一个岗位，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儿子、女婿或侄子不能拥有它。”最重要的是，对于这些员工而言，大楼里的工作可能会突然消失。
工作岗位的消失，以及这些工人与格林威治的对冲基金百万富翁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带来了许多综合影响，也意味着美国梦的一个方面正式结束——“你会比你的父母挣得更多”的想法似乎破灭了。对于1940年出生的人而言，他们中的90%能比父母挣得更多；但今天，只有50%的人能实现这个期望。那些在雷克斯诺公司失去工作的人，就像大多数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一样意识到他们不是那50%的幸运儿。
这就是特朗普所说的“威胁情绪”，并且他出色地放大了这种情绪。正如斯托克曼所言，“特朗普就像钢铁工人一样，有一颗好胜的心。”当离雷克斯诺公司不远的开利公司（Carrier Corporation）也宣布计划将工作转移到墨西哥时，特朗普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次集会上“要求开利公司的员工说出自己的资历”。十年、十七年、十八年……特朗普对工人们说了他们想听的话：他们理应得到这份工作，因为他们是美国人。
当然，他无法保住大部分这样的岗位，也无法兑现“让煤炭回归！”的口号 （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煤炭产量急剧下降）或放弃吸纳就业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只是将该协定改了个名字）。但是，无论他的言辞多么具有欺骗性，它都“解决”了人们的深层恐惧。即使健康或法律问题让特朗普退出了政治舞台，他仍然为自己的模仿者指明了道路。
斯托克曼的三个研究对象都在努力寻找新工作。香农对工厂怀有梦想，在一次招聘会上遇到了几位老同事，但他们都对制造业岗位心存疑虑，担心另一家工厂也会迎来倒闭。最悲惨的命运降临到黑人沃利身上。他患有明显的心脏病，但他坚决拒绝去急诊室，因为他曾经因为阑尾切除术而被要求支付27000美元的费用。几天后，他不幸身亡。斯托克曼写道，在他的葬礼上，一位来自工厂的朋友“背诵了一段仪式经文，讲述死亡是一个伟大的均衡，让人感觉既贫穷又高贵”。然而，王子在胸痛的时候会去医院，王子当然是有健康保险的。
令人愤怒的问题再次出现。沃利失去了工作，又没有保险，他的朋友和家人能怪谁呢？香农认为，是雷克斯诺公司决定将工厂迁往墨西哥。但谁能承担最终的责任呢？他们会被起诉吗？近年来，这家工厂最初归一家英国企业集团所有，后来被卖给了私人股本公司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顺便一提，该公司与格林威治有关系。在那里长大的乔治·H·W·布什在担任总统后曾担任过凯雷集团的顾问。然后，凯雷把雷克斯诺卖给了另一家私人股本公司，后者利用雷克斯诺公司的资产作为杠杆借钱，然后又把它卖给了一组共同基金。“香农从未找到过股东的名单”，斯托克曼写道，“难怪有一段时间，她的脸书页面充斥着阴谋论”。
对任何一种法西斯运动来说，最危险的导火线是那些在经济上失去地位、节节败退的人们。当数百万德国人在大萧条中失去工作时，希特勒的支持率急剧上升；这也刺激了其他极右翼运动与独裁统治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兴起，此外还加强了墨索里尼对意大利的控制。在那时，美国人民很幸运，有一位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有力地应对危机的总统，但其他的那些声音仍然具有吸引力：据估计，数千万美国人听了“广播牧师”查尔斯·E·考夫林（Charles E. Coughlin）神父的狂言，他厌恶犹太人，崇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他于1935年被暗杀之前，路易斯安那州的胡伊·P·龙恩（Huey P. Long）开始蛊惑人心，从全国各地吸引追随者，并准备竞选白宫。
今天，斯托克曼所描绘的群体中就有着这种火药味：那些不可能再从制造业中获得体面工资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可能永远无法从其他行业获得同等的工资。对于那一半在经济上失去优势的美国人而言，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特朗普给了他们一些关键的东西：可以指责的人。约翰·费尔特纳（John Feltner），斯托克曼笔下的长期工会死忠，在两次选举中都投给了特朗普；有一天斯托克曼注意到，约翰的车库里有一面邦联旗。
约翰与和他类似的群体会听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这样的种族主义专家谈论白人的“伟大替代”（Great Replacement，该概念称白人有被非白人群体“取代”的危险）这并不让人意外。美国工人确实正在被替换：被墨西哥的塔迪欧和里卡多替换、被其他国家的低薪工人替换，或许最重要的是被机器所替换；此外，雷克斯诺公司40%的黑人工人也遭到了替换。
有办法解决这些困难吗？解决方法或许不会是完整、快速或容易的，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些措施：方便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再培训计划，一个更好的失业安全网，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的健康保险，增加对巨大财富的征税，重新谈判世界贸易规则（这些规则使得工作机会如此轻易地被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估计，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加上利息和退伍军人的护理费用，最终将花费超过8万亿美元。想象一下，如果这些钱被用于更好地教育美国人如何在快速自动化的经济下找到工作，并保护他们免受一些风险。美国的社会景观可能会截然不同。
然而，即使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僵化的政治体系也没有能力认真考虑这些项目，因为人口稀少、保守的农村州在选举人团和参议院中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并且扭曲了这个体系。更不用说，民主党几乎和共和党一样受企业游说者的影响。现在，随着火苗逐渐出现，特朗普、他的模仿者和强大的右翼媒体综合体正在将其煽动成火焰，越来越多的事情正在发生。在共和党控制的州，共和党人正试图压制少数族裔和穷人的投票，并把计票工作交给党派色彩浓厚的人来处理。如果我们不能扭转民主遭遇的“伟大替代”，那么前方的道路将像日食一样黑暗。
（翻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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