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世彤：走少有人走的路，看不一样的风景

*本文作者桓世彤系盖茨基金会健康创新与合作高级项目官

1998年，我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与结核病作斗争。我当过医生，做过公共卫生官员，在15年前加入盖茨基金会。回顾过去20多年的职业生涯，看似转折多变，实则峰回路转，一直围绕着结核病防治这个主轴。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我不仅收获了良师益友，还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都让我感恩当初自己的选择。

在医学院毕业后，我选择留在北京从事传染病相关的工作。其中，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治疗结核病。起初，我觉得这个病太简单了，病因明确、检测容易、治疗只需要服用四种药……但20多年过去，回头看，如果能有机会跟当年的自己对话，我肯定会说，“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在大众眼中，结核病是一个已然远去的疾病，而这样的“轻敌”，让有着很强传染性的结核病，一直危险地隐藏在每一个角落。全球有超过20亿人携带结核菌，其中10%的人最终会罹患结核病，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并进行规范治疗，1个结核病人可能在一年内传染10～15人。

结核病这个“定时炸弹”无时不刻威胁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只能对它无可奈何。

当医生的时候，我曾目睹老病人一年又一年地出现在诊室。因为发现不及时，治疗不当等原因，一些病人甚至发展成耐药结核病。当时，耐药结核病的治愈率还不到50%。那时候我们很怕病人不来复诊，一方面这有可能意味着他放弃治疗，而这会让更多人面临被感染的风险；另外一种情况则可能是患者积重难返，离开了人世。不论是哪一种，作为医生我们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转去做公共卫生官员的时候，我从全局看到了更多有待解决的痛点，比如，如何才能缩短长达一周的检测时间，让患者尽快得到治疗？比如，如何才能缩短疗程，让病人治愈的过程不再以年计算？再比如，对那些负担不起治疗费用的患者，我们又能提供怎样的帮助？

面对结核病这个与人类缠斗千年，至今仍威胁数亿人生命的传染病，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带着很多的问题和期待，我加入了盖茨基金会。在当初的招聘启示上最吸引我的是，盖茨基金会的目标是开发一个创新的疾病防控模式，希望运用新的工具和方法来系统解决结核病的问题。

一晃15年过去，当初的目标成为了现实。现在，在我们项目覆盖的3个省，耐药结核病的诊断时间从过去的三个月缩短到了两个小时；治疗方案也从每天需要服用十几种不同的药物，且疗程长达两年，变为只需要六个月的治疗；治愈率也从不足50%提高到了超过85%。此外，病人的门诊治疗费用也纳入医保报销，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这个防治模型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赞扬和推荐。

记得在去项目点儿探访的时候，我在宁夏遇到了一个家庭里的三个耐药结核病人，分别是母亲、女儿和侄女。这位母亲在我们的项目启动之前被确诊为耐药结核病。确诊后，为了看病，全家四处举债。在西部的农村地区，整个家庭负债达到了5万元人民币，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压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我们很快在筛查中发现，由于母亲的治疗期非常长，两个女孩也已经被感染了，同样患有耐药结核病。这对整个家庭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因为这个家庭无法再借到下一个5万来解决这个问题。

幸运的是，由于我们项目的推进，她们得到了几乎免费的治疗——通过医疗费用的减免和民政的补助，这个家庭需要负担的医疗费用基本为零。而且通过治愈她们，我们不单单挽救一个家庭免于支离破碎，也保护了整个社区，阻止了结核病的进一步传播。

回顾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我时常会想起基金会CEO马克·苏斯曼的一句话：“当我们看一年的工作时，我们往往会高估我们的成果；但如果我们看十年的工作，我们往往会低估可能取得的成果。”我想，结核病项目就是最好的证明。

2008年项目开始时，中国每年新发的结核病病例为130万；到2022年，中国每年新发的结核病病例下降到了80万。这意味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每年使得50万人避免受到结核病的困扰，并为这50万个家庭提供了更好的保护。

■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中国结核病估算发病率由2000年的107/10万降低到2021年的55/10万。

职业选择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回想我当年毕业时经历的挫折以及心理的起伏，可能和现在的许多同学是一样的。当一名传染病医生并不是我的第一选择，但在当时，这是让我能够留在北京的唯一选择。但在真正从事了这个职业后，我发现我可以帮助到最弱势、最需要帮助的人，能解决他们的困难，这种成就感让我得到了很快的成长，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能力，能够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

因此，如果要给年轻朋友们一些建议，我想说，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山峰，在开始寻找工作时，可以选择一些其他人少走的道路，选择一些一开始看起来并不那么光鲜的道路。我相信只要努力，每一条路都可以带你登上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