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一样的开局，神经病一样的结局

崇祯九年（1636）初秋的一天，天气沉闷，旱雷聒耳，突然一道闪电从天而降，重重地砸在土坡上。

雷暴过后，周边的村民前往事发地察看，却见土坡开裂，形成了一个漆黑的大洞。几个大胆的村民还跑到洞里窥探一番，他们坚信，这座土坡是帝王的陵墓，称此地为“刘皇冢”。

到底是哪位帝王之陵，谜底直到三百多年后才揭开。

2003年春天，当广州大学城破土动工之际，这座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岛上的土坡，再次迎来了一批窥探它的人群。

经过发掘，土坡的“身份”被确定——原来，“刘皇冢”正是五代十国的“无冕之王”、南汉烈宗刘隐的德陵。

与此同时，在德陵东南800米处的大香山上，另一座大型墓葬也缓缓露出真貌：根据墓中留存的“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碑石判断，专家认定，这就是南汉开国皇帝刘龑的康陵。

随着这两座五代十国帝陵的发掘，一段埋藏在地底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

史书称刘隐、刘龑兄弟出身彭城刘氏，乃汉高祖刘邦之后，但据陈寅恪、藤田丰八等史学家考证，这兄弟俩很可能是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广州觅食的阿拉伯商人后裔。

这在兄弟俩的祖父刘安仁身上已有蛛丝马迹可寻。据史料记载，刘安仁以经商为生，常到南海（今广东广州）一带做生意，后举家迁往岭南。

自隋唐时代科举兴起，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就愈发明显。作为社会的末流，唐初的法律明令禁止商人子弟参加科举。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后，这一禁区才被彻底打破，经济上入不敷出的唐朝政府被迫向商人低头。至唐宪宗时，政府更是出台新规，允许有钱人“纳粟任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刘安仁得以花钱捐了个六品“潮州长史”，改写了家族命运。

刘安仁的儿子刘谦曾在岭南节度使韦宙手下当差，颇得这位唐朝“使相”的欢心。出身京兆韦氏的韦宙见刘谦一表人才，顾不上门不当户不对，愣是将侄女韦氏下嫁与他。

这宗婚事，堪称是刘谦一生做得最成功的事。正如清代学者梁廷枬所说：“古一姓之兴，固其祖若宗数世所积累，抑内助之贤，母范之正，有以成之。南汉据偏隅，渺乎莫可比数；然考所自起，实籍外家援引之力。韦后之归代祖（刘谦）也，排群议仅而后济，天所以启刘氏者，不可谓不厚。”

刘谦娶了韦氏女，倚仗夫人娘家的庇荫，官位犹如坐火箭般飞升。没几年就获任封州（今广东封开）刺史兼贺江镇遏使，成为具有实权的封疆大吏。

尽管岭南之于帝都长安而言，不过是个鞭长莫及的蛮荒之地，但封州地处珠江干流西江与一级之流贺江的交汇处，系岭南地区的水路交通要塞、兵家必争之地。如果经营得当，倚靠本部兵马控遏西江及贺江，刘谦还是有可能杀出重围，称霸一方。

因此，就任封州刺史以来，刘谦一直以“抚纳流亡，爱啬用度”作为地区发展方略，尽力聚拢民心，招募兵士，发展军备。

由于黄巢早年曾劫掠广州，岭南的社会一度遭到破坏，故当时唐朝在岭南的防御力量相对较弱。为了恢复岭南的秩序，朝廷出台了“轻税本镇以自给”的政策，授权地方刺史、军镇招兵买马，替中央政府维护区域局势太平。这项临时政策，实际上又给了刘谦扩张势力的机会。

针对当时北方名士因战乱南下的现象，刘谦开启礼贤下士的刘氏门风，力邀各路名士进入自己的幕府，从而替儿子们铺路，为以后家族称霸岭南打下基础。

乾宁元年（894），刘谦病故。临终前，他指定刘隐为接班人，并告诫诸子嗣：“今五岭盗贼方兴，吾有精甲犀械，尔勉建功，时哉不可失也！”显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旧颇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野望。

当时，刘隐不过二十出头。对于刘氏父业子承的权力格局，军中一些将校心生不满，打算趁权力交接之际，发动兵变。刘隐不愧是日后的一方枭雄，他初露锋芒，就把反对他的军中旧将通通捕杀。

主政封州期间，刘隐又与弟弟刘岩（即后来的刘龑）分工合作。内政上，他继续坐镇封州，执行父亲留下的招纳名士、安抚百姓的政策，对外扩张则委托刘岩代为操持。

藩镇割据和宦官当政是晚唐的两颗“毒瘤”，甚至连长安城内的皇帝都朝不保夕。在此情形下，地方官员但凡手里有点兵权，就敢对朝廷阳奉阴违，乃至效仿大型藩镇改旗易帜，建立自己的班底，听调不听宣。相较之下，刘隐要低调得多。史载，他在自己的地盘内，始终“萧规曹随”，执行其父生前定下的全套规矩，网罗有识之士。名相李德裕之孙李殷衡、宰相刘崇望之子刘浚、知制诰赵光裔等一群世家子弟及饱学之士，由此成为岭南刘氏的座上宾。

此外，刘隐也没有像其他同僚那样在朝廷面前“摆架子”，反倒是终其一生都在扮演一个忠于中原王朝、忠于帝室的臣子角色。史料记载，刘氏主政封州、岭南以来，一共向唐、后梁等中原王朝进贡过11次，其中5次是在刘隐主政期间完成。从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建立梁朝起，刘隐对后梁的朝贡基本保持一年一次。

这种深入骨髓的朝贡习惯，自然给了刘隐莫大的回报——他先后出任静海、清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大彭郡王、南平王、南海王，据有田林（今广西田林）、郴县（今湖南郴县）至濒南海的大片区域，成为事实上的岭南王。

但就在刘隐即将大展宏图之际，他的身体垮掉了。获封南海王那一年，911年，刘隐英年早逝，年仅38岁。岭南地区的军政大权交到了他的弟弟刘岩手上。

后梁贞明元年（915），刘岩上书朝廷，希望梁末帝朱友贞加封其为南越国王，却遭到否决。恼怒的刘岩遂声称岭南不再“远事伪庭”，终止了对中原的朝贡。同时，自立为南越王，并加紧筹备登基事宜。

两年后，917年，刘岩宣布立国“大越”，改广州为“兴王府”，定为国都。翌年，又将国号改为“汉”，史称南汉。

一般来说，皇帝登基之后就得抓紧时间给自己选址修陵，刘岩也不例外。

刘岩是个迷信的皇帝，热衷于占卜算卦。当皇帝后，他就以“皇矣汉祖，龚行天罚”之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龚。但有个高僧告诉他“灭刘氏者龚也”，他又马上改名为刘龑，取“飞龙在天”之意。

刘龑嫌旧广州城逼仄，便启动了古代广州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建设，将原先耸立于城南的番山和禺山凿低，利用多余的土方斩岸堙溪，将四周的地势填高。随后，他又令人在禺山之西开挖了一个人工大湖，名曰“仙湖”，使南汉国的兴王府形成背山面水的风水格局，寓意南汉国运昌隆。

大搞建设后的兴王府焕然一新。开挖的仙湖连通珠江，对日后广州城内的河道水网建设，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而挖出来的土方，则被军士们填埋至番山以东、禺山以南，使沿江滩涂地及江心洲面积进一步扩大，为广州未来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位于江心的小箍围成了当时广州城外的一处风水宝地，由此被善观天地的刘龑相中。

小箍围，也就是今天广州市番禺区珠江河段北边的小谷围岛。

自南北朝时代起，那里就建有规模宏大的资福寺和青泉禅院，佛教气息浓厚。当地百姓盛传，唐朝天祐年间（904-907），青泉禅院里一口重达千斤的大钟和九个小钟，曾深夜“飞”入资福寺内，颇具神话色彩。在刘龑康陵中发现的《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称刘龑“凝情释老”，意思是说他迷信佛家、道家学说多于儒学。因此有理由相信，小箍围浓厚的出世风气，促使他最后放弃追随父、祖归葬贺州，将哥哥的德陵和自己的康陵修建于此。

为使刘隐的德陵以及自己的康陵永享太平，刘龑不仅将整个小谷围岛规划成皇家陵园区，而且针对小谷围岛“缥缈如仙境”的自然风貌，将此岛定为南汉国的皇家后花园，在那里修筑昌华宫，供刘氏子弟享乐。

据清人梁廷枬记载，昌华宫规模宏大，奢靡至极，“建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悉聚珍宝实之”。其建筑之精美豪华，藏品之丰富珍贵，在当时可见一斑。

为了加强离宫及陵区附近的治安力量，刘龑还在昌华宫南北两侧各设一“亭”，打造军事防御体系，使南汉陵区及昌华宫即便在最紧急的状况下，依旧有机会向兴王府搬救兵，守住刘氏皇族的万年根脉。

然而，刘龑不会想到，他设立于此的南、北二亭，除了日后发展为两条自然村外，对小谷围岛上的昌华宫及帝陵并无保护作用。随着南汉国的轰然倒塌，德陵、康陵彻底成了“孤院荒坟”，世间仅余一段关于“刘皇冢”的传说而已。

随着考古人员对德陵、康陵发掘工作的开展，人们无不对这两座在历史上被盗发过多次的古墓深感惋惜。当地一些村民甚至认为，考古人员对古墓的发掘纯属白费力气，因为里面早已被盗一空。

就在考古专家也预感无功而返时，一次无意间的土层下刨，竟使此次发掘工作峰回路转。

原来，在德陵封门石下，考古专家无意发现了一批官窑青瓷罐和釉陶罐。这些瓷罐历经千年，仍胎质坚硬，釉色青中闪灰，晶莹透亮，属五代青瓷中的上品。

据推测，这批瓷罐大约是在德陵落锁，南汉皇室及文武百官祭拜后埋下的。

而更令人叫绝的是，在德陵发掘工作进入尾声之际，考古人员又发现了大量的琉璃残片及以琉璃为材质制成的琉璃器皿。

琉璃，也就是有色玻璃。这批有色玻璃据考证，全部产自中亚的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等地，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抵达广州的。

事实上，发展海丝贸易，正是刘龑在位期间为数不多的政绩之一。

刘龑在位期间，正值西亚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走向灭亡。国中的动荡，使得原本就依托海上自由贸易为生的商人更频繁地聚集于印度洋及番禺的各个主要港口，以谋取暴利。在此背景下，据广州以称王的南汉政权进入了历史的高光时刻。

史料记载，南汉继承了唐朝的市舶制度，在兴王府设立市舶使、押蕃使，负责接待往来的客商，以及统计、接收国际贸易带来的各项关税利润。南汉后主刘鋹迎奉禅宗云门宗创始人文偃真身入王宫供奉之时，“许群僚士庶、四海蕃商俱入内廷，各得观瞻”——由此可见外国商人在南汉的待遇跟官僚士人并无二致。

借助海外贸易的发展，史书称，南汉初年“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而国富，给南汉带来的变化亦肉眼可见。

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先生指出：“唐宋间广东户口布局，由原先人户密度居前的粤北韶、连二州，与沿海的广、潮、循、雷、恩诸州明显差异，入宋以后已大为缩小。”很显然，宋代广东沿海地区的人口增长，无疑是南汉时期海上自由贸易带来的移民红利。

有了钱，刘龑便能改革或创造制度。他先仿照唐朝官职架构，制定了一套完备的政治体系。随后在谋士杨洞潜、赵光裔等人的提议下，率先在十国中提出“武人不任刺史”概念。

武人不任刺史，这是一项创举。一来，可以降低藩镇割据引发的亡国风险；二来，可以防止粗鄙的武夫凭借个人喜好对百姓生活指手画脚。在那个武人至尊的时代，有功将领欺压地方百姓之事并不少见。

与“武人不任刺史”的口号相配套，刘龑在南汉境内“兴学校，倡教育，置选部，行贡举”，全面恢复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岭南地区有史以来第二位状元简文会由此脱颖而出，紧随其后，又涌现出梁嵩、陈偓等南汉名臣。

可惜这一切，只是昙花一现。在位后期，刘龑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对待越来越多从北方慕名而来的名士，他失去了从前礼贤下士的态度。他在骨子里还是耻辱于偏安岭南的现状，每次介绍自己时必抬出“世居咸秦”的说辞，企图打消外界对他的轻视。为了显现自己的无上权威，他效仿唐玄宗，过分地展现一位盛世之君的无所不能。他开始疏离士子、宠信宦官，并为治下的官员和百姓发明了割舌、支解、炮炙、烹蒸等种种酷刑，动辄虐杀臣属，以示君威。

刘龑的“突变”，的确恫吓住了一群南来避祸的士人。他们纷纷辞官，或隐于山林，或出走他处，由此导致南汉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化。

在疯狂展示自己奢暴面目的同时，刘龑还沉迷于“造人”——为了江山传承，生了一堆儿子。但这些儿子没有一个成才，气得刘龑临终前破口大骂：“奈何吾子孙不肖，后世如鼠入牛角，势当渐小尔！”

大有十五年（942），南汉高祖刘龑驾崩。尸骨未寒，他的第三子刘玢就召集梨园人士进宫大唱堂会，庆贺自己登基。短短一年时间，刘玢被其弟刘弘熙杀死。刘弘熙改名刘晟做了皇帝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全杀光。在血腥与杀戮间，曾经富强的南汉走向了末路。

公元971年，宋军兵临兴王府。兴王府连同小箍围岛上的昌华宫，在一场无名的大火中尽化为灰烬，唯独在岛上另一侧的“二陵”，侥幸躲过一劫。但在此后的历史中，南汉二陵屡遭盗发，直到2003年才由考古专家进行抢救发掘。

如今，南汉二陵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建起了专门的博物馆。假如你来到广州，去小谷围岛看南汉二陵，穿过一片密林，或许有某个时刻会恍惚历史时空的交叠，突然就想到了这么个句子：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