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朱元璋开创的大明王朝，

并不等于汉人噩运结束，

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

大开杀戒

大明统一华夏，汉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人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权，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

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汉人的命运太坏，他们这次所遇到的王朝开创者，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地合法大杀戮，完全采用七世纪武则天当政时期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

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皇帝跟有才干的大臣不能并存。

1380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朱元璋遂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

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1390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77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三年后，1393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大杀戮。“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

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二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杀戮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遭遇朱元璋的毒手。

然而，这两次大杀戮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杀人，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却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谪而死。

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温，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还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

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广洋贬谪，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

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赐死。

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

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教武士摔死阶下。

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得以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

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的就病死了。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

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

可以说，那是噤若寒蝉的一个时代，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

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据统计，明廷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

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全部破产。

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

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如果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千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

特务机构

朱元璋无止境的杀戮，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

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杀戮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应对。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与朱元璋相同，但刘邦只处决了少数的异姓王及个别将领。七世纪当皇帝的武则天的处境更为严重，也只个别打击。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

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然而，仅只杀戮功臣和官员，带给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

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十四世纪，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无与伦比的罪恶。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

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朱元璋开创了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我们先用下页表，说明明廷中刑事诉讼机构的地位和互相关系：

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

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

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

它们被认为“三法司”，是正规的司法系统。

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由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皇城治安司令部。

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十五世纪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十六世纪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

本已布满全国的特务，遂互相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之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

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

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对人性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

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

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

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性的图画。

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有幸不死的，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

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宰相制度消失

明朝建立之初，仿效前朝，中央政府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由中书省首长，担任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

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摆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

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资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手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

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

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

朱元璋在位时，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150件奏章，裁决400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

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

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

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一一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做出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

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们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做补充说明。

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益膨胀。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

我们可用下表显示明政府在十五世纪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

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40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40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

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大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15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

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们如何签注意见，他们只有照办。到了后来，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国人的不幸。

文字狱与八股文

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十四世纪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皇帝或讽刺朝廷，即构成刑责。

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

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举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

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当过反贼的往事。

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被处斩。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

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则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

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

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是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

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

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十五世纪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这种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

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而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要用孔子、孟子等圣人的口气说话，即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

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治理国家的官员。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50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

知识分子不再用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用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的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如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认为是读闲书，浪费光阴。

自此，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明王朝统治阶层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

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以挨廷杖为忠臣而自豪。

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十四世纪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巨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