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本 | 创新企业怎样跨越“死亡谷”？

制造业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把制造业边界人为地设定为“加工业”，已经不能概括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其全过程的当今制造业的内涵。从设计到原型机生产，再到实际加工、组装、性能测试以及最终产品的包装、营销和售后服务，都属于现代制造业的范围。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渗透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推动制造业技术持续突破、融合、加速应用，引发制造业发展理念和技术体系的重大变革。当前，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趋势明显，大量投入资源和过度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只有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权。

《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一书作者彼得·蒂尔曾感叹：大家期望这个世界发生很多的“从0到1”，比如能源便宜得根本不用计量、能到月球上度假等。然而，从20世纪到现在，除了计算机和通信大幅度发展外，其他期望大都落空了。“我们想要一辆会飞的汽车，但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注：推特（Twitter）等新媒体以140个字符为限，不过会飞的车已经进入产业界视野了。］

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有目共睹，蒂尔这段话想说明的是，对高科技项目的期待是那么多、那么理想，它们的落地应用却是那么难、那么稀缺。资本往往也对高科技项目抱持谨慎态度，大投资、高风险、长周期，“死亡谷”是创业者和投资人都必须跨越的鸿沟。那么，怎样的技术生态和创投生态才有助于创新企业跨越“死亡谷”呢？

第一步当然是看科研投入水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在逐年增加。一项统计表明，2000—2010年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增加了6倍；另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科技基础研究的投入也以每年百分之十几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首次超过2万亿元，规模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双方总量差距逐渐缩小。投入的增加带来了产出的增加，2020年中国国际顶尖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达到世界第二。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2022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根据引用次数来计算排名前1% 的论文数量，美国和中国占据头两席，2018—2020年的顶尖论文数量已经难分伯仲（由于很多论文都是多个国家的作者联合撰写，若按平均分配，美国仍略微占优，若按一种被称作“分数计数”的方法衡量，中国胜过美国）。尽管中国在重大的科学发现以及突破性的技术方面还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科研项目数量上已经颇为可观。专利申请数量方面，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不过专利的实用率还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上至政府、下至企业和百姓都意识到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因而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

高科技创新最关键的环节是原始创新，只有建立很高的科技壁垒，才能有别于一般创新。市场最需要具有原创性的、有高技术壁垒的研发项目，没有原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就缺失了源头。

第二步是看科技成果的转化率。科技成果的转化率相当低，依旧是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跨越“死亡谷”是创新创业领域至为关键的一个阶段。一项高科技的创新从研究到开发，再到技术转让和产品上市，需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还要通过商业化才能实现市场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创造发明其实在早期就已经“死掉了”，还有一些好不容易走到了产品阶段，却由于不能被市场或消费者接受而最终“死亡”。“死亡谷”在整个高科技创新领域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在中国尤为严重，毕竟高科技产业是一个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行业。中国未来的发展动力，依靠的绝不仅仅是消费和服务，更主要的是需要原创性的高科技产出。

一般来说，一项科研成果最后能够进入市场，要经过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形成科学的假说，并对这个假说进行验证，包括形成新的概念。新概念形成后，要有一系列技术的研发和突破，这就是第二阶段，即技术开发。第三阶段是要产生所谓的样品，形成一个有用的实物。但样品不等于产品，只有在解决了大规模生产及一系列技术问题后，样品才能够变成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这是第四阶段。第五阶段是从产品变为商品，即该产品必须具有一定的市场接受度。在这一整个链条上，资本和人才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两个要素。

科研成果转化的第一大难题是缺乏早期研发投资。国家对于科研的资金投入相当大，但政府资金往往投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概念和技术层面。当进入样品阶段后，风险资本、社会资本才会进入。再之后，当样本顺利变成产品进入市场后，就是企业和金融市场为这个研发项目买单了。请注意，整个过程缺少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完成技术开发后到做出样品，形成一个可用的实物，即对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这部分研发的投资相当少。政府关注的是科技基础和产业共性技术研究，不是天使投资也不是风险投资，不可能盲目投入；而风险投资又觉得这部分研发为时尚早，也不愿意投资。这一阶段需要从根本上突破项目的工艺、材料、专用设备配置等重大问题，有的还要通过小试甚至中试，进行良品率测试等，需要承担很大风险。这一环节的投资主体应该是企业，但其对企业的前瞻眼光和资金实力有很高的要求。

第二大难题是人才团队配置的缺陷。目前的状况是，中国的科研人才比较专一化，科学家和工程师不太具备市场观念或对企业生产认识不足，而在市场上做产品的企业界人士又缺乏对科研的了解。所以在这当中需要一座桥梁，不光是物质的桥梁，更是人才的桥梁。企业需要有行政执行、运营、金融财务、项目管理、法律等各方面的人才，只有通过这种人才的桥梁，才能够把一个科学发现、一项技术突破有效地连接到产品开发这个环节中去。

第三大难题是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只有具有市场观念和企业家精神的科研人才，才能研发出最终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和商品。《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一书的作者之一索尔·辛格解读道，全球公认的高科技创新企业，比如脸书、苹果、领英等，都有其独特的创新文化，创新活动大大增强了创新教育意识。

通过科技创新进入世界科技前沿，需要大量高水平的创造力和人才，对人才和创新的质量要求也明显高于模仿创新时期。它需要以开放的思维，打破原有的发展路径依赖，从以引进为主升级到以自主研发为主，从追随战略逐步转向领先战略。这就要求创新主体必须具备确定战略方向的远见卓识，能够进行长期研发的巨大投资，拥有可以分担风险、分享收益的合作伙伴以及进行根本性自主创新的高超水平和复杂技能，因此以市场嗅觉敏锐、行动快速的企业为主体的国际合作创新，才是中国制造业技术结构优化、创新升级的根本途径。

企业在创造社会经济财富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是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为了应对快速而激烈的竞争，满足不断变化和提升的消费者需求，企业必须探索创新的方法。从商业模式的调整和优化，到收购技术和积累知识，再到自主研发创造新产品，大量的企业创新汇成社会创造的洪流，自下而上地喷涌出来，构成国家强大的基本动力，推动中国成为未来全球性的创新引领者。

在中国产业技术创新舞台上，企业扮演着“关键先生”的角色。这些企业多种多样，既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民营企业，也有涉及高铁、航天、特高压等领域的国有企业，还有类似大疆、百度这种以“海归”作为主要动力推动发展的民营创新企业，以及西门子、IBM 等跨国公司。多种主体在各自不同的行业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合力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它们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同时也采用了多种方式，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在不同阶段形成不同的研发组合。此前30多年是以技术转移为主导的消化、吸收过程，当前和未来则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同时也有联合创新和共同创造的过程，总体呈现出不断演变的组合特点。

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两个最关键的切入点：一是全社会以企业为“出题人”，加强多学科综合的技术科学研究，并以此为目标优化科技研发与创新过程；二是以生产性和创新性活动为落脚点，强化高质量投资。

政府在制定和促进创新政策上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能够自上而下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进程。政府在营造科技创新环境、制定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可以把创新体系中的各种参与者聚在一起，通过确定框架性条件和建设服务于研究的公共基础设施（如技术交易市场）来为企业服务，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标准，衔接各种需求，促进自主创新市场的发展，如通过制定严格的准入机制或环境标准来增强自主创新的竞争力。此外，政府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有助于许多后发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追赶。

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也是资源配置的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有形之手合理而科学的力量不可或缺。例如，韩国政府持续不断推动资金、技术和人才向三星等企业集聚。正是依靠政府的扶持，韩国企业才能完成芯片等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在冲击存储芯片的产业竞争中大获全胜。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系列激进支持政策，为特斯拉提供了萌芽生长的丰沃土壤。2009年，初创时期的特斯拉获得美国能源部4.65亿美元低息贷款，得以度过了资金最紧张的阶段。此外，美国消费者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可享受7500美元的税收抵扣，美国政府为此每年减少了2.84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近些年的异军突起，相关产业政策的出台和不断完善也是功不可没。

哈佛商学院企业管理教授加里·皮萨诺和该院技术运营管理教授威利·史在其合著的《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中，提出了“产业公地”的概念。他们认为，“产业公地”是由各种专有技术、产业运作能力和专业化技能的网络交织构成的，这些能力和要素嵌入劳动者、竞争者、供应商、消费者、合作型研发项目以及研发高校，可以向多个产业部门提供支持。他们回顾美国19世纪中后期（南北战争之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崛起历程，发现美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受惠于同期构建“产业公地”的努力，比如19世纪下半期纷纷创立的研发型高等院校，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国防工业及科研体系，“冷战”期间为了应对与苏联的竞争而在军工领域投入的巨额政府拨款（计算机和互联网正是美国“军转民”的杰作）。而当美国转变发展思路，进入“去制造业”阶段后，中国等其他国家不仅承接了制造业产能，还通过对研发和教育的投资，效仿美国构建起了自己的“产业公地”。

随着市场环境的日益复杂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许多企业由于缺失共性技术，难以迈过核心技术这道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的发挥以及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引导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支撑，显然是政府保障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的另一项重要职能。

中国作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央政府在国家安全、发展共识、宏观经济稳定、全国统一市场、全国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则是经营好地域范围内的各种资源，如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服务企业。

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潜能取决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进步程度。而特定政策体系的完善程度，产品和要素市场发育状态以及发展权利的开放和保护程度，都会直接制约或促进特定阶段经济增长潜能的释放。

（以上内容摘自《中国制造：民族复兴的澎湃力量》）

《中国制造：民族复兴的澎湃力量》

作者：曾纯/苗圩

出版时间：2023年2月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扫码了解现代制造业的创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