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无法征服中国--从工业看敌后作战的意义

日本为什么打不赢二战----聊下日本对中国占领区的经济消化

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是两个最主要的法西斯国家，

他们共同的弱点就是都是小国，

其一是资本不够，其二是自然资源不够，其三是人力资源不够。

战争消耗的物资非常惊人，因此后方的大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自然资源和劳动力。

对于德日来说，要想战胜欧亚大陆的大国，由于本国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都严重不足，必须要大量的掠夺占领区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金，为自己的战争机器服务，否则战争资源枯竭，前线的士兵缺乏先进的武器弹药和补给，战争是必然失败的。

德国和日本在二战时期都很缺乏石油，因此很大的改变了战场的走向，印尼是当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这也是日军进军东南亚的重要原因。

而开采自然资源也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光靠日本德国本国的劳动力显然是严重不足的，必须要大量利用占领地区的劳动力资源。

1937年日本开始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空前提高，而日本本土极为缺乏战争需要的煤炭，石油和金属资源。

大家知道今天日本已经不产煤炭了，

但二战时期的日本可是煤炭生产大国，美国电影《坚不可摧》被日军俘虏的美军飞行员男主角，被送到日本本土时就和其他美军战俘一起被送去挖煤。

韩国2017年拍的电影《军舰岛》，宋仲基等韩国明星出演，其中就是朝鲜半岛劳工被送到这个岛上挖煤然后反抗的事情。这个岛非常小，连一平方公里都不到，但是日本人照样在这里挖煤，可见当年日本自然资源的急缺。

当然实际上根据日本方面的记录，岛上四千多名的劳工其实超过80%是中国人，朝鲜劳工只有600名左右。但在《军舰岛》这个电影中，我就没有发现中国劳工的影子，朝鲜劳工成了主角，所以电影这个东西啊，是很好的宣传工具。

说一个数据，1937年-1945年总共九年（包括1937年和1945年）的时间，日本本土的煤矿产量只有1942年低于中国（包括沦陷的东北，华北等地）的煤产量，其余年份都比中国高。

从1939年--1944年这六年，日本本土每年的煤产量都超过了5000万吨。

当然日本本土的煤炭资源毕竟有限，在二战之后伴随日本经济起飞继续开采，到今天已经基本枯竭了。

我们回到二战时期，为了支撑战争，实现日本民族主导大东亚共荣圈，当亚洲人上人的梦想，光是疯狂开采日本本土的资源是不够，如果说煤炭日本还能从本土开采，那金属资源日本本土就极度匮乏了，因此日本自然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湖北黄石的大冶铁矿，是著名的汉阳铁厂的铁矿石来源地，仅1939年至1945年被日本占领期间，“日铁”在大冶铁矿采出铁矿石便多达501万吨，其中运回日本413多万吨。

类似的还有海南岛的石碌铁矿，这是一个储量超过亿吨的富铁矿，1939年日本占领海南后就开始开发，日本人投入很大，当时投入超过2亿日元的投资，抗战期间实际铁矿石开采量不足70万吨，运到日本铁矿石有41万吨，

石碌铁矿由于是中国罕见的富铁矿，日本非常重视这个亿吨级富铁矿的开发，设计年产能为300万吨，安装了不少在当时属于日本最先进水平的矿山设备，征用了四万多名中国劳工，死亡率极高，尤其是第一批到达的3000余名中国劳工，在战争胜利后仅剩下300人左右。

矿1941年开工，由于该矿工程量大，除了矿山之外，还要配套建设东方发电所，八所港，几十公里的铁路等，完全建成时间较晚，且日本已经丧失制海权，同时严重缺乏船只运送，1944年10月后就再无铁矿石运出，因此最终仅累计运送了41万吨左右到日本。

而海南岛另一个矿田独铁矿由于运输条件好，尽管储量仅500万吨左右，日本却运送了200多万吨到日本。

而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加起来是中国煤铁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

日本要支撑战争必须要予以利用，为此日本先后针对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制定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华北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这里面东北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37-1941年，华北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38-1942年，

从时间上看，都是日本和中国全面开战的1937年及之后开始执行的。

这两个五年计划都是以资源型重工业为核心，用于开采和掠夺中国在煤炭和金属资源，同时建设配套的铁路和公路网络，同时重工业开发需要大量的日本人，而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普遍较为落后，因此还配套了都市新区建设。

这两个五年计划由于中国抵抗力量的不同，因此完成度有很大差异，

由于中国的抵抗力量在东北地区相对薄弱，华北的我军在开辟敌后根据地方面与敌人斗争激烈，暂时无力大规模支援东北地区的抵抗力量，东北抗联尽管奋勇抗战，但在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国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下抗联只能实现小规模的袭扰，而且抗联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吉林和黑龙江区域，而日本的资源重工业开发计划集中在辽宁省，因此无力对日本的开发计划进行大规模破坏，因此“满洲”五年计划大体上顺利完成，不仅如此还进行了第二期的五年计划，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

日本通过资源型重工业的建设，战争期间从东北开采了累计上亿吨煤炭以及产出了八九百万吨生铁，尤其是钢铁资源，对于极度缺乏金属的日本来说，可以说救命稻草。

而华北地区在煤炭资源上可以说是全球之冠，河北省也可以说是世界级的铁矿产地，2021年河北省的铁矿产量高达四亿吨，在中国排第一位，河北也因此在过去几十年也长期是中国第一钢铁大省。

日本1938-1942年的华北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除了侵吞华北原有的水泥，纺织，火柴，机车等中国民族工业之外，还准备开展如下计划：

一：交通业方面，扩充铁路、港湾与公路网；

二：矿产冶金方面，5年后将年产铁矿石300万吨，生铁100万吨，钢材50万吨；

年产煤炭3000万吨，煤炭液化能力达100万吨；

三：发电业方面，5年后拟增至火力发电41万千瓦，水力发电19万千瓦；

四：盐及化工业方面，5年后年产盐增至250万吨，纯碱14万吨，烧碱2.8万吨。

如果经济规模扩大，又要实现经济控制，则需要更多的日本人来中国工作，因此日伪在华北制定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和《大天津都市计划》等都市计划，

例如在北京西郊建设新市区，总面积65平方公里，35平方公里的绿地+30平方公里的主要用地，初期计划容纳日本人8万+中国人12万人，以容纳不断涌入中国的日本侨民。

这一套完整的计划对于中国是极为危险的，如果日本顺利完成华北产业开发计划，增加华北对日本的资源和经济输出，使得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收益上升，甚至变成正收益，这对尚在坚持抵抗的我国极为不利。

以发电能力为例，华北1938年的发电装机容量为16万千瓦，如果日本五年计划完成则将上升为60万千瓦，变成之前的四倍，日本掠夺华北自然资源的能力将大大提升。

这个五年计划最终日本并未能顺利完成，仅仅实现了其中一部分，其原因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

以发电能力为例子，1941年末，华北地区的总发电能力增至26.343万千瓦，虽然比1938年的16万千瓦增加不少，但远远未达到其目标。

以铁路为例子，破坏铁路等交通线是我军对日作战的主要内容之一，

1940年持续三个多月的百团大战，我军就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火车站37个，有的铁路无法彻底破坏，就把铁轨和枕木给扒掉，百团大战中大量动员民众参加破坏铁路，竟然扒掉了一百多万根枕木。

百团大战还把破坏了敌人控制的井陉煤矿，使其较长时间不能恢复生产作为主要战果。

实际上七七事变后，日本就开展对华北铁路的建设，对华北的铁路大规模的恢复、改造、接续和新建线路。而由于我军则发动群众不断的对华北铁路进行破坏，

1938年华北交通公司铁路营运里程为5020公里，

1939年为5258.5公里，1940年为5604公里，

在反复的敌我斗争中，至1941年6月，华北交通公司铁路运营路线仅仅增至6008.4公里，较1939年的5258.5公里增加14％，三四年的时间仅仅增加了八百多公里。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华北交通公司无力再建新线，只是临时建立一些支线加快国防资源的掠夺，到1943年运营路线为6117公里，仅比1941年增近百公里。

不仅如此由于日本后期维持和修复铁路的力量下降，在我国军民破坏下，在1944年后华北铁路运营路线开始下降，至1945年战争结束时，

伪华北交通公司管下天津、北平、张家口、济南、太原、开封、石门、徐州等八个区管理局，干支各线共长5728.556公里。

换言之，在我国军民的大规模破坏之下，华北地区的铁路，从1938-1945年仅仅增加了700多公里，而日本光是为了修复交通线一项，就不得不付出极高的经济成本，而《华北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也始终未能完成。

不仅是铁路，破坏华北地区的电网，煤矿等也是我军对日破袭作战的主要内容，

百团大战的主要战果中就有通过进攻作战，导致“井陉煤矿半年以上不能生产”，同时我抗日军民还大规模的破坏日本在华北的电力和通信网络，仅在百团大战中就破坏“电线杆10.9万余根，收电话线42.4万余公斤”

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不仅使得日本的华北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没有完成，而且配套日本移民的北京和天津都市建设计划也没有完成，

以北京市为例，随着日本占领华北地区，开始进行经济经营试图从占领区获得正经济收益，因此涌入华北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日本侨民数量猛增，北京的日本侨民数量，从1937年12月的2501人，迅猛的增加到了1942年的84587人，人口增加了三四十倍，

北平和天津如此大量的日本侨民涌入，催生了加快建设新区的需求。

但日本《北京都市计划大纲》中规划的西郊日本新城，到1945年也仅完成五分之一，只有部分日本侨民能够入住，到1945年，日本人在北京西郊新市区已经完成的如下：

第一期14.7平方公里的征地已经完成，

修建了90.8公里长的道路，铺设了20.739公里的水管，各种行道树种植了四万多株，

建成了供1万人使用的自来水设施，修建了一所医院，一个运动场，一个公园和一个邮局，另外在西郊还新建了飞机场。

同时在西郊新市区已经修建了各式房屋581栋，当然主要是给日本人居住的日式房屋，少数为中式。

经过八年的时间，日本规划的给日本侨民居住的北京新城计划也未能完成，后来梁思成的北京规划也延续了日本的这个思路，但最终被否定。

我看了相关的文章对此的看法，其中有观点认为否定梁思成方案，

是因为这种类似日本另建新城的规划带有强烈的日本殖民色彩，

即日本的城市规划是把资源用于集中建设北京新城主要供日本人居住，而大部分的中国人居住的老城则在规划之外不受重视，这种规划其实跟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建立的各种租界没什么不同，即城市中西方人居住的租界自来水，燃气，电车，酒吧，医院等一应俱全，而城市的华界则破落不堪，有身份的中国人都想往租界跑。

日本在中国规划的此类都市建设计划都是这个思路，伪满的国都新京也是这样，新京的20万日本人，包括日本商人，关东军军官和家属，日本官员和日本移民主要居住在新区，电力、煤气、供水、排水、电讯、绿化等近代化设施齐全，而中国人居住的旧区基本保持了沦陷前陈旧的面貌，基础设施简陋，居住环境拥挤不堪。

日本人居住的新区自来水普及率达99.9%，中国人居住的旧区不到30%，近代化煤气几乎全部集中在新区，全市煤气用户中，日本人煤气用户占99.3%，中国人煤气用户仅为0.7%。

日本还曾提出华北产业开发第二次五年计划，时间为（1942-1946年），不过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能实施。

日本的产业开发必然伴随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东北和华北两大产业计划的不同进展，直接大大影响了当时中国沦陷区的劳动力流动，

中国海量的劳动力资源也是日本用于战争的重要资源。

由于中原地区连续多年的军阀混战，闯关东是当时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典型，大量人口从华北尤其是山东等省份向东北地区流动，但九一八事变后，1932-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由于日本占领东北后希望消化并吞，限制东北地区的抗日活动，因此严格限制华北地区的中国人向东北地区的人员流动，实行审批制度，相比于20年代末每年高达100万人闯关东，这一时期闯关东运动规模大大减少，根据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数字减少到每年约40万人。显见此时因为中日尚未全面开战，日本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

而1937年华北沦陷之后，由于战争规模急剧扩大，日本对于自然资源，军事设施建设的需求猛增，日本需要大量的中国劳动力在矿山，工地，军事要塞工作，对于日本来说，既可以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又可以通过劳动过程中的高死亡率消灭中国青壮年男性人口。

日本在1937年华北沦陷后，开始有组织的从中国人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华北，输送劳动力到东北地区，蒙疆地区，华中地区和日本本土，从事自然资源开采和军事工程修建。

由于日本采取招工，诱骗和强迫等各种形式结合，有组织的向东北地区输送劳动力，导致1937年后华北向东北流动人口猛增，日本因此先后成立了“满洲劳工协会”和“华北劳工协会”来协调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劳工使用。

其中1937-1941年是华北劳工流出的最高峰期，每年近百万人从华北流出到东北地区，艰苦的劳动条件造成了较高的死亡率。

而1941年-1945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国力，财力，物力吃紧，导致劳工薪资待遇和工作条件进一步恶化，加上日本加强对华北的自然资源掠夺以及围困根据地的需要，导致华北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大幅上升，因此相比1937-1941年外出的华北劳动人数出现大幅下降，但尽管如此，日本仍通过各种方式有组织的输送了大约两三百万华北劳工。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8月的一篇文章，仅从1942年1月—1945年8月战争结束的三年间，日本就组织从华北向东亚各日占区输送了260多万人，其中向伪满输出235.4万人，伪蒙疆17.08万人，向华中日占区输送了5.916万人，向日本本土输送了近4万人。

1942年后输往其他地方华北劳工的强征行动由日本华北方面军管辖和指挥。

下图是日本方面统计的从中国征用到日本本土的劳工，总计41762人，由于在中国的收容所和运输过程中条件差，活着抵达日本的中国劳工最终仅有38355人。

在中国上了船的38935名劳工中，

来自华北的“行政供出”24050人，“训练生供出”10677人，特别供出1061人；

来自华中的自由募集1455人，特别供出682人；

来自东北的特别供出1020人。

这里面行政供出是指搞任务摊派到各个地区，由当地伪政权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要求各家各户出劳工；

训练生供出是指被俘虏的中国士兵，以及土匪，抗日分子等，经过“驯化”后可作为劳工；

特别供出指本来就是日伪管理下的中国劳工，通过调配工作地点的方式到日本劳动；

自由募集就是通过招工，但实际上是通过高薪等各种方式诱骗招工。

可以看出，接近4万人里面自由募集的仅有1400多人，其余都是日本通过强迫的方式募集，可见日本对于中国劳动力的使用。

而在伪满统治下的东北地区，则实行“地盘育成”“行政供出”“勤劳奉士”的制度大量使用东北地区的劳动力资源，

1：地盘育成是指伪满重点工矿企业周边农村，18-50岁的男性良民，每年需平均约4-6个月时间服劳役:，这是一个使用周边本地劳工的制度。

2：行政供出则是直接摊派到各个市，县，乡，村等行政单位需要出多少劳动力，伪满新京市长金名士（1940-1942年间担任新京即今天长春的市长）在战后接受审判时说：

“我在伪市长任内，在一九四一年供出劳工约一千五百人，在一九四二年供出劳工约两千四、五百人，都是到北满当时日寇所谓北边振兴工作。按照当时供出劳工的规定，劳工的工作期间是四个月，但是当地使用劳工的日寇军方或包工业者，每每藉口工程只剩尾巴，强行延期，致使供出的劳工都是多作一两个月。更因当时的劳作都是重劳动，而待遇又是极苛薄的，以及医疗的不够和没有，故供出的劳工每年的死亡率，约有百分之七”

3：勤劳奉士则面向的是伪满没有服兵役的年轻人，包括在校学生，要去义务劳动。

4：浮浪劳工，就是在伪满各个城市抓捕流浪者充当劳工，但实际上为了完成任务，很多被抓走的是有固定住所的居民，或者是从外地来谋生的人，反正这些外地人失踪了也无人知晓，日本在华北也同样大量抓捕“浮浪劳工”。

敌后抗战的伟大意义

今天这篇文章可能有些枯燥，但是我是想说敌后抗战的伟大意义，在于日本始终无法通过产业开发计划把人口稠密，自然资源丰富的华北地区变成正收益区域，相反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华北维持治安，而在东北地区，抗联的抵抗活动也造成了伪满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居高不下。

毕竟在抗战时期，中国从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全国仅剩下西南和西北地区，其中尤其以四川省成为最大的兵员和财政供出基地。

但不管是人口，工业还是农业，日本统治下区域都已经远大于中国的未沦陷区域。

也就是说，正面战场的国统区人口数量，物力，财力和工业能力都已经远不如日本占领下的沦陷区了，1937年-1941年我国除了有少量例如苏联航空队等外援外，就是独立抗击日本侵略，尤其是1938年10月之后，东北，华北，华东，武汉，广州都大部分精华国土都被占了，之所以还能坚持下去，

还因为日本需要投入大量成本维持沦陷区的“治安”，另外他们还需要投入大量成本才能把沦陷区进行整合消化，转化为日本的战争能力。

换言之，顽强的敌后作战使得日本必须投入人力财力资源，消耗日本的国力，同时也是因为顽强的敌后经济破袭作战，使得日本对沦陷区的产业开发计划无法顺利完成，难以从占领区通过开采自然资源和使用中国劳动力的方式获取大量经济收益，生产战争物资提高日本的战争能力，拖累日本的财政。

我觉得这点还和欧洲战场不一样，苏联面对德国的侵略，最大的两个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始终没有沦陷，关键的石油资源产地也没有沦陷，战线后方仍在本国控制下的工业能力和自然资源产地的比例都比中国大得多。

就拿中国来说，当时煤炭的两个主产地就是东北和华北，最大的两个工业城市是上海和天津，民族工业最聚集的地方是江浙沪地区，这些地方全部都沦陷了。

日本对东北的自然资源开发已经比较顺利，从海南，湖北的铁矿也运出不少铁矿石。

如果日本对华北的自然资源的五年计划再在1942年顺利完成，单看华北这个第一个计划，到1942就能给日本每年新增100万吨石油，100万吨生铁，50万吨钢的产量，华北地区还是当时中国棉花的主产地，很适合作为纺织业的原料。

如果1942年华北五年计划完成，电力容量从16万千瓦上升到60万千瓦，则日本可在华北拥有更大的工业产能，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生产战争所需的物资。

更不要说，日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五年计划。

如果沦陷区的自然资源开采，交通运输和资源加工重工业越来越多的运行起来，那么日本就能成功的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面积达到几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几亿人的沦陷区，会成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源泉，为日本提供源源不断的各种资源，可以把日本从一个小国变成一个大国，实现彻底的征服中国的目标。

而中国仅仅依靠国统区大后方以四川为主的几个省份，将难以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工业能力上与日本对抗，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日本甚至也不用冒着风险对英美开战了。

正是以华北为中心，包括东北，华东等沦陷区域在内的不屈敌后抗战，使得日本不仅不能从沦陷区获取海量正收益，反而要持续的付出成本，迟迟无法获得胜利，加上西方禁运，为了获取更多资源不得不铤而走险扩大战争，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

以上是今天的一些思考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