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都去世了会怎样

妈妈和爸爸在一年内接连离世时，黄溪30岁。

黄溪说，爸爸在2022年春节离开，她以为解放了，感到很久未有的轻松。她去商场做了美甲、美容、健身，花了过去一年没敢花的很多钱。

摆脱了癌症家属的身份，黄溪过上了三天舒服的日子。

但她逐渐发现，时间并不是治疗心灵的药。与父母相处的细节，总会在不经意的瞬间涌来，记忆越来越沉重。有时候在路上开车，她会望着前方忍不住喊：爸爸，妈妈。

时间的流逝提醒她，自己是一个失去双亲的人，要孑然一人活在世上。

美国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李维写过一本名为《成年孤儿》的书，讲述的正是像黄溪一样，丧父丧母、失去亲人的成年人。

他在书里写：“成年丧亲，其实是极普遍的现象，那种失去归属的感觉，需要受重视、受疼惜，却往往被社会避而不谈。”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成年人成为孤儿不值得大惊小怪。

黄溪她们都还年轻，却过上了真正意义上一个人的生活。

这不是只有眼泪的故事。这是关于人怎么从孤独、哀伤、失去靠山的绝望中喘口气的故事。黄溪说，成为孤儿半年以来，她的感悟是：“我们要接受，人注定会和孤独、无常共处。”

这些情感都将化成身体的一部分，“人要学会共处”。

郑州人黄溪曾以为，父母会陪伴她很多年。

没有疾病的时候，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不同的房子，生活像两条平行线。父亲母亲有自己的小日子：钓鱼、煮饭、外出旅游。独生女黄溪则整天忙工作。

平静的生活在2021年3月被打破。父亲感到左腿疼痛，走路开始一瘸一拐。医生最初判断，可能是椎管狭窄，做个手术就能改善。

黄溪放下了悬着的心。在她认知里，这不是大问题。她清晰地记得，手术前，她开车送父母去医院，阳光洒落在车窗。到了停车场，父亲和母亲一起下了车。

两人有说有笑，还拥有健康的体魄。

但是，脊椎手术做完，父亲的腿依旧没好转。

随后的一个月，黄溪经历了大起大落。前往不同医院做检查时，医生给的说法都不一样，有人说是神经炎导致，有医生判断是脑胶质瘤。

判断为后者的医生越来越多。黄溪查了查，这是一种大脑和脊髓胶质细胞癌变产生的疾病，具有复发性高、死亡率高的特点。但这时，她仍觉得前方充满希望。

她为父亲办了住院手续。主治医生的说法也模棱两可。他对家属解释，这颗瘤长在了复杂的脑部运动神经附近，不好穿刺取样，目前只能依据影像学判断。

他接着抛出了问题：“要不要考虑手术？”

黄溪全家的第一反应，“做！”一颗瘤子就像定时炸弹，人随时可能被击穿。他们不想活得如此被动。

与医生多次接触后，她与母亲听出了其言外之意：手术风险大，不建议做。想做手术的只剩下父亲一人。

但最终，是否做手术的决定还是遂了本人的意。黄溪记得，她和母亲提出不做手术时，父亲心情呈肉眼可见的低落。他开始每晚睡不着觉，半夜跑到医院大楼门口坐着。他不甘心，想赌一把，全家人都看得出来。

再次与主治医生商量后，黄溪决定，支持爸爸，赌一次。

让她感到幸运的是，2021年5月，她等来了“手术成功”的消息。尽管医生加了后缀：由于瘤长在脑部很深的位置，未能完全清除。

但此刻，一家人已经满心欢喜地念想：“手术成功了，生活肯定要好了。”她把父亲接出了医院，顺便辞了过去不顺心的工作。

与黄溪相似，2016年，李克俭也是突如其来地接到坏消息：妈妈得了胃癌。

不同的是，医生直接宣布，是晚期。

李克俭在读高二，对于那时的他而言，离开母亲，等于他失去了世上所有的连结。

自他出生以来，相近的长辈接连离世，先是外婆外公、爷爷奶奶；亲生父亲也在他刚记事时，与母亲离婚。

8岁时，母亲将他从四川的老家接到工作地广东珠海，还顺便介绍了自己的新伴侣，一个让李克俭叫继父的澳门男人。李克俭很快意识到，这个男人不仅不帮他交学费，还会在房间里一包接一包地抽烟，常因琐事对母亲大呼小叫。

这样的家庭没给过他温存。活着的动力，李克俭说，过去一直是为了母亲。

但医生很快宣布，母亲第一次手术失败。恢复的可能性不大。

对着还抱有希望的母亲，他没忍心告诉真相。

他欺哄母亲道：“医生说手术挺成功的。你加油努力，快点好起来。”

手术出院后，黄溪的父亲像变了一个人。这是脑部手术过后的正常反应。切除瘤块的“动静”会影响脑部其余功能，人将变得暴躁、易怒，无法控制情绪。

父亲的左腿也未如意料中恢复。母亲开始变得低沉，经常把“我不想活了”挂在嘴边。

但这不代表希望的丧失。黄溪记得，父亲满心盼望着左腿的恢复，坚持找康复医院做复健治疗。

那段时间，她经常半夜接到母亲的电话。

“你父亲又摔跤了。”两人再一起把他往医院送。

持续的努力拗不过扎在身上的病。一个多月后，脑部切片检查结果出炉，父亲的病被确诊为脑胶质瘤三期，是恶性肿瘤。

医生给了更确切的判断：患者将慢慢失去运动神经知觉。左腿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左腿，右腿，再到全身。再严重些，他会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本就心情低落的母亲，被这个消息击垮了。

黄溪回忆，她那时打心底里觉得，母亲太脆弱了。对着母亲一遍遍打来的倾诉电话，她总说：“你要坚强，爸爸以前对你那么好，你不能什么都不管了。”

“你要坚强。”“你要坚强。”

母亲生命的末期，这是黄溪对她说得最多的话。

与黄溪相反，看着亲人沉睡的时间越来越长，李克俭有时候希望，“她永远不用醒过来”。

他觉得坚强的母亲生活得太苦了。两次婚姻都像被凿井似的，明明井里干涸得寸草不生，但是每一场婚姻都要再将她的养分汲取一遍。

他至今回想起两位“父亲”的往事，都与他们的冷漠有关。他刚从四川来珠海时，家里没钱，他也没有当地户口，亲生父亲却拒绝为他支付抚养费。

母亲为了让他能在公立学校上学，靠着借的钱和打工攒的钱，付了一套房的首付。两位父亲还是没给一点支持。

于是，在李克俭的印象里，母亲长年抑郁，没有朋友。直到后来整理遗物看到母亲的日记本时，他才发现母亲背负了自己未曾了解的、来自生活四面八方的苦楚。

她在日记里写，生活太无聊了，“沉闷、昏昏的、无精打采的”。

她早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肚子里“有一个硬硬的东西”。

“它好像很大，而且会动，有脉搏地跳动。”

“我不会去检查的。查出什么来，只会是沉重的包袱。”她无力面对疾病，只能用文字祈求，“上帝保佑我吧，别再有不幸给我”。

然而，现实不顾人情。确诊胃癌半年后，母亲在一天的清晨5时与世长辞。

李克俭正趴在病床前睡觉。与母亲做了告别后，他大哭了一场。母亲一生所有的爱与未尽的心愿，在那个早晨都消失了。

但他又觉得，辛劳的人解脱了。

黄溪的母亲是在夜里离世的。黄溪记不清具体时间。

只知道2021年8月22日的一大早，她接到住院的父亲电话，语气着急地让她回家看看。父亲的理由是，母亲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黄溪没有朝不好的方向想，“大概是老太太没注意看手机呢”。

但等她打开门，母亲已经倒在家中，猝然离世。

离世的伏笔是，她过去碎碎念时传递的那句“我不想活了”——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黄溪被这样的结局吓住了。她难以面对父亲，连续挂了他的电话。

当天，她大致安排了后续事宜。结束一切走到楼下时，她看到父亲在护工的帮助下，从医院赶到了小区。

坐着轮椅的父亲知晓了一切。

那天夜里，她收到了父亲的消息。他只发了两个字，“加油”。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谈论起母亲的死亡。从那以后，避而不谈。

李克俭也在母亲离世以后，陷入了沉默。他觉得人生充满虚无，过去活着是为了母亲，而现在生命了无意义。有的时候，他希望天降一场灾害或者意外，也让他离开。

沉默贯穿了大学四年。与同龄人谈起父母时，他会自动噤声。他担心尴尬，不希望给别人留下“可怜人”的印象。

连大学室友都忍不住问他：“怎么没听过你和父母打电话？”

李克俭还是敷衍了过去。

亲情的疏离早已让他习惯独处。苦涩的时光里，他开始琢磨朦胧诗，读顾城、北岛、舒婷，读在矿井下写诗的陈年喜。

磅礴的情感与诗意就像烫伤膏一样，短暂地抚平心中的虚无。

2021年下半年，关于母亲离世的问题一直围绕着黄溪。母亲为什么丢下自己不管？

疑问敲击着大脑，把她的心脏都抽紧了。还是没有答案。

父亲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过往去康复医院的热情全都消散了。

9月，癌症复发，他的左脑也长了一颗瘤子。医生给家属建议，别治了。

黄溪把父亲接回了家，目睹着每一天父亲的身子像瘪了的轮胎蔫下去。先是双腿不能动，再是连轮椅也坐不了。等到10月，河南秋风四起，父亲说不清楚话了。

黄溪觉得，他也不想活了。

她记得有一次，坐在床前陪着父亲，感觉到他想说话。黄溪于是先开了口说：“爸爸，不管怎么样，你要挺过这个年。你不能让我在一年之内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

父亲对她眨了眨眼。

他接着用尽了力气，从嘴边挤出一句话，“你要照顾好自己”。这是黄溪听到的父亲口里的最后一句话。

从那以后，他没力气张嘴，说不出话，无法吞咽食物，到最后只能吃流食。

黄溪还是没死心，找医生做靶向药测试，想化疗，医生说没用。

她托人把父亲送进了医院，由护工照顾。下班后，她会来到父亲的床边，在他耳边说“我爱你”。

她以为父亲可以一直这样，躺在医院里很长时间。

2022年大年初六，年快过完了。回家休息的黄溪收到了医院的通知，父亲辞世。

她没掉太多眼泪。在前往悼念的亲戚面前，她看上去坚强又独立，一脸淡定地说：“这样更好，我终于轻松了。”

时间似乎不是一种药。成为“孤儿”的半年，黄溪有了这样的领悟。

逐渐地，生活的各项细节在提醒着，她真正开启了一个人的生活。以前，她自认为是独立女性，18岁到法国留学，8年后回国创业。她和一个合伙人，把一间小工作室做到了月流水20万元的公司。

但父母离开后她才发现，很多事情自己不会干。她不会给车换保险，违章了不知道怎样交罚款。家里的净水器要换滤芯，她不会换，也不想学。

半年里，对父亲母亲的思念像捉摸不透的暴雨，时常袭来。

但黄溪说，经历过去一年的风波，她的性格变得平和，不再像过去一般急躁、容易焦虑。

“还有什么事情会比失去父母更糟的呢？”她总会这么想。每当想到这，她会勇敢地选择那条爱自己、遂自己心意的路。

比如，她又创业了。

如今回想起来，李克俭说，他感到幸运—母亲在他成年后才离世。

那年他已经18岁，在澳门念高三。在校方的帮助下，他的经历登上当地媒体。靠着一批好心人捐赠的3万元善款，李克俭有了大学四年的学费。

在最困窘的时期，身边的老师同学给予了他力量。他后来听说，得知他的母亲离世时，几乎全班同学都为此落泪。

送母亲火化的路上，正当他因为付不起殡仪馆的费用感到绝望时，校方出了这笔钱。

这是他长那么大，少有地体会到他人浓烈的情感。

身边人的温暖，改变了李克俭的人生轨迹。高考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师范专业，想做一名传递善意的火炬手。

再到后来，他有了亲密关系和好朋友。他慢慢变得开朗，具备了和别人开启关系的能力。

如今，他总回想起母亲说的话，“一切都是安排，人人都有自己的宿命”。

他逐渐理解，每个普通人都会有自己的伤疤，只是有些人隐藏得很好。他因此不再羞于打开自己，谈论两个父亲和自己的身世。

黄溪还处于无法向外人展露太多情绪的状态。晚上独自一人时，她要把客厅的灯打开，或者亮着电视。

但她逐渐和现实的郁结和解。

她说，比起期待永远平静、安宁的生活，孤独、悲伤、无常交杂的日子，才是人生常态。

“不要总想着走出来。我要学会和这些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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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受访者，部分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向治霖

新媒体编辑｜莫奈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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