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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灼的“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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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文汇报》2009年3月14日第8版

转自:《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如涉版权请联系编辑微信@wiish89

哲学园鸣谢



[导读]日前,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正式公布,“双一流”再度引发舆论热议。事实上,围绕建设“一流大学”话题,中国知识界的讨论从未停歇,其核心议题在于:什么是一流大学?怎样建立一流大学评价体系?建设一流大学应如何扬弃以往大学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本文虽是旧作,却在众多讨论中颇具代表性,陈平原教授以全球化视野立文,分析了一流大学建设的问题和中国大学教育的短板,提出了当代中国所应倡立的大学之道。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国人都说,全球化时代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一定要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否则我们将被日渐边缘化。面对如此宏论,我“欣然同意”。只是如何落实,实在心里没底。比如,什么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如何“发出”这声音,还有这“声音”是否美妙,都没把握。不提别的,单说“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感觉上便是危机四伏。


在西方,大学已经定型了,路该怎么走,大致已经确定;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发言,但说了基本上等于白说。而中国却不一样。有那么多读书人都愿意暂时搁置自己的专业,争相谈论大学问题。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学问题还在自己努力的范围内,今天的“百家争鸣”,也许会影响到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


至于我个人,既研究过去百年的“大学史”,也关注“当代中国大学”。我心目中的“当代中国大学”,是着眼于邓小平南巡以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之后,这15年中国大学所走过的路。我曾用了十个“关键词”来观察、描述、阐释这15年的中国大学。那就是:大学百年、大学排名、大学合并、大学分等、大学扩招、大学城、大学私立、北大改革、大学评估和大学故事。


具体的我不想多说,就说一句:此前一千年,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后一千年,大学将继续展现其非凡魅力,只是表现形式可能会有很大变化。至于中国大学,仍在转型过程中,更是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勇敢面对。


“世界一流”的焦虑


在科技及文化领域,中国人有好几个梦。比如,奥运金牌第一,获得诺贝尔奖,还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倾全国之力,在北京举办一次“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第一个梦想已经实现了;第二个呢,不管是文学还是物理、化学、经济学,还没有一个持中国护照的学者或文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不过,这是迟早的事;而且,我以为不会太遥远。相对来说,建设一所能体现一国学术文化整体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反而有点“悬”。


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最时尚的词,莫过于“世界一流”,可见国人的视野和胸襟确实大有长进。提及“中国大学”,不能绕开两个数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在21世纪,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国大学,这自然是大好事。可国家毕竟财力有限,这目标也太宏大了点。于是,政府做了调整,重点支持北大、清华等“985”工程大学。此后,我们开始以欧美的一流大学为追赶目标。


其实,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上世纪二十年代转而学美国,五十年代学苏联,八十年代以后又回过头来学美国。现在,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几乎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要说别的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固步自封;现在,反过来,一切惟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这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


我常说,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因为我们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我们首先要明白自己所处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再说,“大学”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见的数字(科研经费、获奖数目、名家大师、校园面积、师生比例等)外,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了好多话,有的被严厉批判,有的则得到广泛赞许,下面这一句,倒被不断“传抄”——“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这么说,并非否认中国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我只是不喜欢人家整天拿“世界一流”说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标来办学。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我认定,大学排行榜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因为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当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字时,也必定会扭曲办学方向。


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因为好大学必须有个性,但它的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而好的大学将因此而下降。这就好像辩论比赛。裁判称,按照规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平均。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创见。当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转向,变得日渐随和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固执己见,可那就有可能成为“烈士”了。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其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大学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其实,所有理想型的论述,在实际操作中都将打折扣。所谓“非此即彼”或“不全宁无”,只适合于纸上谈兵。今天中国,不仅仅是“开放”与“保守”之争,在“接轨”与“闭关”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第四条路可供选择。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外有排行压力,内有部门管理,中国大学自由发展的空间正日趋缩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连标榜“独立”与“创新”的大学,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教学优先”的失落


我之所以对各式排行榜心存忌惮,很大程度基于我对大学功能的理解。在我看来,大学不同于研究院。即便是研究型大学,“教书育人”依旧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有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共产主义新人”,都要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关注的是心智,而非专业技能。而所谓的“心智”或“精神”,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


自从有了“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加上各种“排行榜”的诱惑与催逼,大学校长及教授们明显地重科研而轻教学。理由很简单,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的好坏,无法量化,不直接牵涉排名。不管是对教师的鉴定,还是对大学的评估,都是“对科研很实,对教学则很虚”。其实,当老师的都知道,在大学里教好书,获得学生们的衷心拥戴,很不容易。我这里所指的不是课堂效果,因为那取决于专业、课程、听众以及教师的口才等;我觉得更重要的方面是老师用心教书,对学生负责,以及真正落实教学目标。


今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其原因是,这在各种评鉴中都很难体现出来。这是一个很糟的结果。我甚至认为,高悬“世界一流”目标,对那些实力不够的大学来说,有时不啻是个灾难。这很可能使得学校好高骛远,挪用那些本该属于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资源,投向那个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世界一流”幻境。结果呢,连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学都搞砸了。


这让我想起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大家都在怀念炮火纷飞中联大师生的“笳吹弦诵”。毫无疑问,这个生存在战争年代的大学,“生产”了很多著名人物,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还有众多“两弹一星”的元勋。但请大家注意,联大校友中,理科方面的著名人物绝大多数都留过洋。事实上,西南联大最大的“学术成就”,是成功的本科教育。


现在大家谈西南联大,有点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学术水平。杨振宁、何炳棣都再三说,西南联大的学生到美国念研究院,比美国最好的大学一点都不差。这话有道理,但必须加注。当年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和美国著名大学之间,是有较大落差的。但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学生,与美国学生的差距并不大,原因是什么?第一,大学经费有限,无力发展研究院,西南联大9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总数不超过100人,还没有今天一个院系一年培养的多;第二,因当时学校实验设备等教学硬件实在太差,教授们没有能力从事专深研究(我说的是理工科)。因此,无论校方和教授们,全都专注于本科教学。根据我翻查的很多史料,包括当年的各种教材、教师薪水表、图书馆资料、仪器设备,还有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等,确认西南联大的学术环境实在很糟糕。可另一方面,当一所大学的所有著名教授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里面,这个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水平一定高。


如今回过头来看日渐成为神话的西南联大,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包括吴大猷教授如何发现李政道,扶上马再送一程。根据杨振宁回忆:“当时,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李政道则称:“他们看见有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养的。”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理解是,除了教书育人的共同理念,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大学没有能力大规模发展研究生教育,没条件强调学术成果。但这一缺陷,反而成全了西南联大的本科教学。


而今天,所有的中国大学,稍微有点样子的,都在拼命发展研究院,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说好听点,大家都在努力迈向“研究型大学”;说得再透彻点,那就是教授们都在拼自己的业绩。


本科教学不受重视,这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在大学里教书,只有论文或著作才能体现教师的学术水平,至于教学方面的要求则是很虚很虚。每次晋升职称,因教学好而被评上、或因教学不好而被卡住的,极少极少。加上很多不太自信的大学,会把每年发表多少论文作为一个硬杠杆,那就更促使老师们不愿意在本科教学上用心了。


所谓“教学”与“科研”可以互相扶持,且相得益彰,我认为,那是一种“理想状态”,缺乏实验数据的支持。确实有既长讲课又擅科研的,但即便是如此完美的教授,其备课、讲课及辅导学生,同样会影响科研工作——毕竟,我们一天都只有24小时。而更多的教师则是学有偏胜,或长于教学,或长于著述。假如我们认定,大学的核心任务是“教书育人”,那么,如何让长于教学的教师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硬逼着他/她们去写那些不太管用的论文,是个亟需解决的难题。在我看来,大学教师的“育人”,不仅是义务,也是一种成果——只不过因其难以量化,不被今天的各种评估体系承认。


“提奖学术”的困境 


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人文学者来说有时甚至还坏事。为什么?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再拷贝到人文学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最大危机,很可能还不是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在大学中地位急剧下降,而是被教育主管部门按照工科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大学——尤其是“985”工程大学,可利用的资源会越来越多;可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很穷,但有很多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供你潜心读书做学问——那是最近三十年中国学术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可现在不一样了,大学教师诱惑很多,要求大家都“安贫乐道”,很不现实。以后大家收入还会逐渐增加,但工作会越来越忙,可能忙得四脚朝天。我们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但不一定非“随风起舞”不可。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单说“支持”而不讲“责任”,那不公平;我只是希望这种压力,不是具体的论文指标,而是一种“氛围”以及无言的督促。现在都主张“奖励学术”,可如果缺乏合适的评价标准,奖励不当,反而徒增许多困扰。因此,我们必须逐步摸索,建立一套相对合理的考核与评价体系。


去年初,我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及中国的学术著作出版那么多,但绝大部分都是半成品。我所说的“半成品”,意思就是作品立意好,作者也下了工夫,但火候未到,还没打磨好,就急匆匆出来了。之所以“精品不精”,主要原因是打磨不够,背后因素则是市场的诱惑,以及教育部的评奖机制,剥夺了学者们本该有的从容、淡定和自信。


以我的观察,最近三十年,好的人文学方面的著作,大体上有三个特征:第一,个人撰写;第二,长期经营;第三,基本上没有资助。我对人文学领域的大兵团作战,不太以为然。动辄四五十人,真的能“强强联合”吗?我怀疑其实际效果。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人文学者来说,不是最关键的,有时甚至还坏事。为什么?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再拷贝到人文学。延伸到社会科学,还有道理;最不适应这套管理机制的,是人文学。


现在提“奖励学术”,都说要以课题为主,尤其是有关国计民生、人多势众的“重大课题”。我不太同意这一思路。如果是奖励人文学,我主张“以人为本”,而不以工程、计划为管理目标。原因是,人文学的研究,大都靠学者的学术感觉以及长期积累,逐渐摸索,最后才走出来的。还没开工,就得拿出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你只能瞎编。如此一来,培养出一批擅长填表的专家,学问做不好,表却填得很漂亮。而且,我们还以项目多少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我建议政府改变现有的这套评价体制。


外面传说,北大有一个规定,两个人同样评教授,一个人有课题,一个人没课题,如果成果一样,那就应该给那没课题的。因为,没有政府的经费支持,还和你做得一样好,可见他的学术水平更高。这属于美好的误会,北大其实没那么“另类”。最近学校开会,还在提醒我们尽量争取课题。只不过,北大的教授们,确实不太愿意申请各种各样的课题,越有名的教授越是如此。我觉得,管理部门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好学者不愿意做课题?


我的建议是,允许学者不做课题,但出了成果摆在那里,请专家鉴定,真好的话,值多少钱,10万、20万、50万,你给我,我继续做研究,至于怎么做,我自己决定。在国外,也有这种情况,奖励你科研经费,后面的活,你自己做。这样的话,什么时候发论文,什么时候出书,我来把握。现在的状况是:按工程进度,一年或三年,必须结项。做不出来,你也必须硬撑,送上一堆夹生饭。对人文学者来说,每天忙着填表,不是好事情。恕我直言,今天的中国大学很有钱,但学术环境及整体氛围不如80年代。


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学术月刊》2007年11期)中,我曾谈及,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最大危机,很可能还不是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在大学中地位急剧下降,而是被教育主管部门按照工科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经过这么一番“积极扶持”,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钱多了,气顺了,路也好走了。可没有悠闲,没有沉思,没有诗意与想象力,对于人文学来说,这绝对是致命的。原本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如今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实在有点可惜。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但在一个生机勃勃而又显得粗糙平庸的时代,谈论“精神超越”或“压在纸背的心情”,似乎有点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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