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导师斯坦·珀桑于两年前新冠病毒肆虐高峰期去世，享年九十一岁。如今疫情缓和，他的遗孀乔安将一场纪念晚宴安排在宾州中部的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斯坦以前的同事、学生、博士后从美国各地赶来参加。

斯坦·珀桑

晚宴过半，在乔安主持下，斯坦的子女致辞，然后轮到斯奈佩斯博士。他是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当时身材挺拔，如今快上九十岁了，驼背了，步伐缓慢了。不过，有一件轶事他讲得妙趣横生：

生物物理系被合并了。理学院院长诺利还不错，但有时做出错误的决定。对于斯坦和我来讲，一切不利于生物物理的决定都是坏决定，斯坦和我数次到院长办公室跟他交涉。

院长给我们发来备忘录，时间常常挑在星期五下午四点半左右。他的打算是，到了星期一早上，大家就会把这事忘掉。斯坦不忘。

有一次，斯坦到我办公室来，说：“这是一个很坏的决定，我们立即过去见院长，只有十分钟时间了，过后他们要走掉。”我们争来争去，院长不耐烦了，说：“做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啊，斯坦。要不你来当院长？”斯坦毫不犹疑地把手伸出去：“我接受！”我赶紧拽住他。

听到这里，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欢乐的笑声。

然后是我的师兄艾沙克致辞。他说：“我是斯坦的研究生。我来自印度，不认识校园里任何人，举目无亲。斯坦把我当成家人，待我如儿子。”

艾沙克讲了一件趣事：

我加入斯坦的实验室后不久，他开始跑步，并带着几个学生在校园跑。有一天，我走进米勒楼，我们的实验室在最上层六楼。电梯门打开，只见一群研究生跳了出来，领头的是斯坦。

我问：“你们在干什么？”其中一人手里拿着秒表，说：“我们要跑到楼上。”我大惑不解，事后才知道，他们要跑上帝国大厦。帝国大厦在纽约，有七十二层，纽约市刚开始一项竞赛，看谁最快跑上顶层。

纽约帝国大厦

斯坦和这群研究生在做模拟训练，从一楼沿着楼梯跑到六楼，掐下秒表，然后乘电梯下来，再沿着楼梯往上跑。他们完全不顾这样停下来再跑是否能模拟一口气跑上七十二层，乐此不疲。

听众席上又是一阵欢乐大笑。

纪念会没有肃穆的悼念，也没人正规地总结成就，不说他发表了哪些论文，培养了哪些研究生和博士后。这些资料都事先整理过，经乔安安排，贴在墙上。大家似乎都达成默契，要在轻松的气氛中怀念逝者。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艾沙克。我加入斯坦实验室那一年，艾沙克刚毕业离开，其后研究方向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在专业会议上没有碰上他，只在文献上知道他。如今，我们同席，一见如故。我不客气地请他介绍一些我不知道的往事。

“他们最终去跑上帝国大厦了吗？”我问艾沙克。

“没有，那种跑法怎么能模拟实跑！”

不过，锻炼身体的目的倒是达到了。到了我来时，斯坦还是常出去跑步，只是不再领着一群人。他终于活到高龄，看来危机感有正面的效果。

艾沙克给我讲更早的往事。斯坦成长于新泽西的一个农庄，先在海军服役，后来上大学，并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专业是生物物理。他曾经破译出一个遗传密码。这事我原不知道，听后肃然起敬。

遗传密码是写到分子生物学教科书上，世世代代的生物学学生都要学习的重要发现！他被生物物理系招来当助理教授，后来升到教授。

生物物理系不大，教授们很抱团，拥戴系主任，在小王国中自得其乐。可是，从行政管理上看，一个系太小了，便是浪费行政资源。因此，生物物理系便和生物化学系合并了。原生物物理系的教授对于新系主任不满意，对于理学院的许多做法也不满意，才有他们两人跑去和院长争论的事儿。这事发生于艾沙克入学之前，斯坦大概四十多岁。

等到我入学时，微生物学系也被合并进来了，成了一个大系，分子生物学成了统合各个学科的主流。斯坦在我入学前的那个暑假为系里创建了分子生物学专题讲座，这个讲座每年举行，延续至今。

他为系里开设了分子生物学课程，我们都去修。以前的争端不再提起，但艾沙克说斯坦还是对管理层不满意。原来斯坦和很多人一样，经历了职场的不顺，但他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起。他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和智者。

师生合影，前排左四为斯坦，后排右四为作者

我讲什么事呢？

我想起选修斯坦教授的分子生物学课程时，常去向他求教。他有求必应，常常拿起一张纸或一篇科研论文的拷贝件，高高举起来指着给我讲解，而不是放在桌子上。

他的个子比我矮了不止一个头，应该是为了让我看到，才这么做的。可是，纸面与地面平行而不是垂直，他仰视看见了，我平视却看不见。他一讲解，便靠到我身边。这个动作让我觉得他可亲可近，至今都觉得如此。

我如果一边讲这个故事，一边学着斯坦仰面举着纸张的模样，估计也会引来一阵笑声。但我总觉得有些不恭敬。

毕业典礼，斯坦与作者

我选择讲另一件事。

我想起了贴在我们研究生办公室墙上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倾心于睿智的老人，美丽的女孩，和所有限制性内切酶。”

我对这三样东西印象深刻，它们构成了分子生物学研究生的理想天堂。

睿智的老人自然是斯坦（虽然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从和他第一次谈话时就有这个印象，随着其后的日常接触而加深。

美丽的女孩对于整天沉浸在实验中的研究生来说，使得生活滋润，如浴春风。限制性内切酶是做分子生物学实验的重要工具，我们用它们来切割DNA，重组基因。

幸运的是，斯坦的几个研究生都享有这三样。

纸条贴在大卫座位后面的墙上。我一直以为纸条是大卫贴的，因为他三样都有了。他在斯坦指导下，如愿拿到了博士学位，如今是一家藤校的教授。美丽的女孩是芭芭拉，斯坦雇她当技术员，专门辅助大卫做研究。他们两人每天一起来实验室，一起离开，成双成对。

艾沙克告诉我，那张纸条是他写的，不是大卫写的。

艾沙克也有这三样东西。他的美丽女孩叫海卡，是系里的硕士研究生。

有一天，斯坦开车到机场去接新生海卡，带着艾沙克一起去，给了他认识海卡的先机。他们后来成为夫妇。

笔者婚礼，斯坦与作者夫妇

我也是在斯坦的实验室期间找到了未来的妻子。在我们的婚礼上，斯坦做了一个别样的致辞：

几个月前，我听有人说，认识取决于互动的质量。这句话指的是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认识的情形，也适用于一个分子与另一个分子相互作用的情形。当两个分子或两个人达到非常和谐的匹配时，会有许多接触点，每个接触点都很重要。

兰和维忠显然有很多重要的接触点。终生的友爱、分享和合作可以通过这些接触点而取得。分子和人都会随着时间变化，成长需要变化。成长会改变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点。需要保持不变的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倾听变化的信号，以便建立新的接触点。祝你们共同度过真正互相认识的一生。

斯坦特意把这些话写在纸上，在婚礼后交给我们。这张纸保存至今，想起斯坦时会拿出来看。它不仅仅是祝福，更是人生的指导。我读到关心，还读到智慧，一个有过经历的人用科学家的特殊语言写下的智慧。

斯坦给系里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开了一门分子生物学课程。他讲课的方式非常另类，每节课的前五分钟是我们听得懂的导言，其后便天马行空，一头钻进浩瀚宇宙的哪个角落，思路跳跃得让人跟不上。

他偶尔在黑板上画下几个狂草字，算是雪泥鸿爪。他指定了两本教科书，有时发个讲义，但很难找到他讲的是书上的哪一部分，或者跟讲义有什么关系。

那时我刚到美国，语言上有困难，对于他那信马由缰的授课方式，基本上没听懂。他留在黑板上的几个鸿爪，我视为珍宝，赶紧照样画下来，课后猜测是什么字，当成关键词猛查对教科书或讲义。问过几个同学，发现他们也听不懂。就这样，斯坦把那些美国同学的语言优势抹平了，就看课后谁愿意花工夫。

我至今没想明白斯坦为什么会那样奇葩地讲课。平时他和我讲课题，讲实验，从来条理清晰。他写论文，写科研资金申请，也是非常得体，否则论文怎能发表，科研资金怎能拿到？难道真的是为我抹平别人的语言优势？总之，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成绩是A。结果是好的，我毫无怨言。

虽然上他的课很费力，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另找一个教授当导师。原因是我感觉他很亲近。当然，我对于他的研究领域非常感兴趣，而且私下交流从来都很畅通无碍。

我在斯坦实验室做了五年研究，每周都有讨论交流，细节大多忘记了。只记得，他在两次重要关头为我把关。

第一次是刚开始选题，确定要建立疱疹病毒一个膜蛋白的突变体，第二次是建立一个能培养变异病毒的细胞株。我的课题是研究病毒膜蛋白的突变体，进而研究膜蛋白如何促进病毒感染细胞。这两样成功建立了，我的研究课题便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了。

如今回顾，我明白了斯坦是如何恰到好处地指导和帮助我。帮助太少了，任我毫无章法地乱试，平白浪费许多时间，学不到科学研究的真谛；帮助的太多了，等于代劳，对于研究生的成长绝对不利，即使侥幸取得了博士学位，今后也难胜任独立研究工作。斯坦所做的，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斯坦做得最多的是鼓励，对于我的些小进步都给予肯定。称赞分为“好”、“优秀”、“杰出”几等，“好”以上是“优秀”，“优秀”以上是“杰出”。斯坦给我的称赞在“优秀”这一级，直接跳过“好”。这种称赞对正在经受异国文化冲击的我来说，有正面的鼓励作用。可是，他给本领域最有名的科学家的称赞是“好”。后来我弄清楚了，他对我的称赞是导师对学生的称赞，不是对同行的称赞，我还没有达到让他当成同行的高度。

有一次，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实验，等拿到结果才告诉斯坦。那是个星期五下午，斯坦一把将我的数据拿去，回家闷头研究了一个周末，星期一回来宣布召开实验室会议，并亲自分析数据。平常没见过他替研究生分析数据的。从他过后的一些言谈，我觉得他很看重这个实验结果。他说应当找个合适的专业杂志发表，让病毒学以外的科学家也知道，后来也发表了。但是他没有为此表扬过我。

也许，这一次他把我当成同行看待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从称赞到不称赞，是一种进级，不称赞是最好的称赞。

聚会，后排左二为斯坦，后排右一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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