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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青年就业问题非常严峻，需要全社会的密切关注，因为青年，尤其是大学生，一向是最激进、最寻求变革的群体。高预期让他们难以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不快，他们急切的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现状。在分析青年群体时，我会引入预期这一关键变量，历史证明，“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并非事实，不满更多源于主观感受而非客观现实。处境最差的群体往往自我感觉良好，而处境较好的群体反而义愤填膺。
我观察到，青年群体内也存在很大差异，而决定这种差异的关键变量就是预期，预期越高的青年，对现状就越不满，参与社会运动的意愿就越高。我按照学历和预期将青年群体分为四类。
第一种是高中学历及以下的青年，他们处境最艰难，但预期最低，对现状基本满意，没有参与社会运动的意愿。这批青年大部分是农村户籍，家境贫寒，他们的工作大多是流水线工人，快递员，外卖员，搬运工，低端服务人员等体力劳动者。他们一周的工作时间大多超过40个小时，个别天数工作时间会超过10小时，他们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回到宿舍要么闷头大睡要么玩王者荣耀。他们工作辛苦，但工资不高，大多月收入在3000-6000元之间，只有极少数能超过1万。虽然工作时间长，工资不高，但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却很乐观，他们普遍认为5年后自己生活的会更好，并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自己还有机会实现阶层晋升，他们对社会现状大体满意，认为当下社会虽然贫富差距大但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同时他们非常崇拜马云、陈光标等白手起家的人物，认为他们能力强，有魄力。
这部分青年对自己的认知也很清晰，对自己人生的预期很低，他们大多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低层。他们认为，自己是考试的失败者，从中学时就被认为“没出息”，既然是“没出息”的失败者，低工资，高劳动强度都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因为他们没有太多文化，很难对宏大问题产生看法，他们只关注“工资多了还是少了”，对任何形而上的问题都缺乏兴趣。我在和一部分工人交流后还发现他们参与公共事件的意愿非常低，比如“孔乙己脱不下长衫”，虽然他们大多知道此事，但都没有参与讨论，他们不习惯评论或留言，更喜欢单纯的刷视频，同时他们对于大学生有很大偏见，认为他们好高骛远，缺乏社会经验，对后者有深深的蔑视。这些青年虽然处境很难，但因为预期太低，也没有能力讨论政治，所以除非他们的基本生计受到威胁，他们绝不会对稳定造成冲击。
第二类青年是大专生，他们的预期比第一类要高，但大多仍认为自己是高考的失败者，因此预期仍然偏低，他们大多会接受较为一般的工作，不排斥自由职业和中小企业。我和很多学者交流，都反映大专生的状况反而比本科生好，一个是学校会有定向培养，培养完后直接被需要的企业招走，预期比本科生要稳定，另外，大专生对于待遇没有过多要求，3000-5000就基本满意。这部分群体虽然有一定知识，也会制造舆情，但因为他们预期低，所以也没有太大威胁。第三类就是双非本科生、研究生，这部分群体的预期和现实差距很大，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是“精英”的一员，算是天之骄子，对工作有较高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学历过剩的背景下，很多单位歧视“双非”学生，导致他们的处境异常艰难。
双非大学生，尤其是其中的文科生，没有过硬的技术，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一些高端的岗位，又因为“双非”被排除在外，中小企业又因为待遇不行，996不入他们的法眼，导致他们要么成为自由职业者，要么成为在家二战考研考公的全职儿女。在未就业的大学生中，“双非”大学生的占比最高，显示这部分群体极度缺乏竞争力。
“双非”大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热情也很高，他们大都有一定的知识，是文艺青年，热衷评论，对现状极度不满加上知识储备，让他们很容易成为最激进的力量，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革命和动荡都是由边缘知识分子组成。“双非”大学生的处境与他们类似。
第四类就是985、211的高材生，在就业形势好的时期，他们往往是温和改良的力量，而非激进的变革群体，但一旦就业形势恶化，他们的思想也会激进化。这类群体对自身的预期是最高的，他们从小就是高考的优胜者，一直被家庭、学校、社会捧着，他们认为自己考上了名校，就应该出人头地，否则就是社会不公。
他们普遍认为，社会没有给予他们公正的待遇，他们对月薪的期待，1万只是及格线，2万以上才是“正常标准”，而现实中他们的平均月薪只有八九千。他们还经常会将自己和上一代的大学生对比，认为自己比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水平高的多，自己之所以怀才不遇是因为上一代人占据了大量财富，他们中的一些还极度厌恶企业家，认为他们都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尤其是那些学历不高的企业家。之前廉思团队就对青年对民营经济态度进行过调查，发现学历越高的群体，对民营企业家越不满，其中甚至有43%的受访者认为民营经济未来有一天会消亡，20%不认同民营经济发展越好，越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大学生对自我预期更高，更容易感知到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对“不公”的感受更多是主观的，没有客观标准。这种预期和现实的差距会比我们想象地更严重。比如昨天新锦成研究院就发了一份报告，发现大学生最期望进入的单位分别是国有企业、党政机关、教育单位、医疗单位等，只有21%的专科生，13%的本科生，6.5%的研究生期望自己进入体制外单位，大部分青年高度青睐体制内单位，学历越高，倾向越明显。
但我们知道，体制内能解决的工作岗位至多不超过15%，很多还是老少边穷地区，大学生不愿意去，大部分大学生最终还是要进入民营企业，甚至是中小企业工作，这种落差只会越来越大。大学生幻想进入体制内就可以躺平，衣食无忧，一辈子望到头，但体制内工作也很辛苦，公务员加班是常态，而且现在严格管理财政支出，公务员的隐形福利也远不如前，所以我观察到很多大学生进入体制仍然怨天尤人，对社会更加失望。大学生的预期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全中国也许只有不到5%的工作能让他们满意。这种不满已经反映在舆情领域，比如b站曾是最“红”的平台，现在却遍地阴阳怪气，央视的“孔乙己脱下长衫”也遭到大学生群嘲，大学生在遭遇挫折后，迅速转变了自己的立场。
（b站的评论区在过去一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谈及就业问题时，大部分人聚焦教育体系与市场的不匹配，提升职业教育，加强中考分流和大学缩招上，这些问题，我在之前的文章也讨论过多次，但还是那句话，不满是主观感受而非客观事实，预期不降下来，怎么改革，怎么调整都无济于事。美国大学生的比例高于中国，但美国大学生将自己视为普通人，社会上也不高看大学生，甚至因为“反智主义传统”而轻蔑有知识的人。美国大学生预期低，自然心态稳定。现在家庭、学校、社会给大学生的预期太高了，而且经常会许下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尤其是那些出身普通家庭的学子，家里、学校给了他们过多的期望，给他们许诺了过于美好的现实，一旦这些寒门子弟发现大学不能改变命运，很快就会对社会完全失望，沦为最激进的群体。社会必须告诉大学生，高考不能定终生，上了大学也不意味着鲤鱼跃龙门，大学生不意味着天之骄子、社会精英，大学只是学习的过程，不代表高人一等。观念的改变与教育体系的变革同等重要。如果大学生一直“活在自己想象中的世界里”，那么任何现实层面上的变革都将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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