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发局主席李律仁最新发声！

李律仁：相较于“重返世界舞台”，我更倾向于说“香港从未离开”。可以说，香港一直都在世界舞台，只是有段时间，活动寥寥，舞台沉寂了下去。过去半年我们正式外出访问了三轮，附加一些零星的短期访问。合计起来：我们赴全球10个多国家，进行超过100次长时间会面。具体来看：金发局去年9月下旬去了新加坡和美国（包括西海岸和东海岸），10月金发局去了荷兰、德国、摩洛哥，11月去了瑞士、比利时、英国、法国。

整体的感受可归于下面三点。首先，老友重逢：好久没见，但又非常熟悉。香港政府、行业组织和私营部门从没有切断与世界的联系。只不过疫情之后，联系的方式从视频会议改为了线下见面，从线上“挥手”改为了线下“握手”，出访的感受是非常熟悉。

其次，世界对亚洲、对香港仍然很有兴趣。有时候，眼见为实，大家要亲眼所见，才能促进交流、建立信任。

第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欧洲和美国等面临严重的通胀问题，但亚洲很多市场对通胀并没有感觉，在中国甚至很多人到目前为止从没有通胀的体验；再加上俄乌冲突。这种环境下，投资者需要寻找可抵抗通胀的资产。尤其是欧洲的投资者，他们眺望“远东”，他们希望增加这里的布局。长期来看，他们会增加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布局。可能等中国经济、市场周期运行到一定的阶段他们便会入场。

投资决策既需要基于硬性的数据的判断也需要基于软性的人的判断。后者就需要面对面的沟通。随着越来越多人过来，他们会获取越来越多有助于他们做出科学合理决策的信息。

中国基金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绿色实力”。金发局在研究报告中提出了“自愿性碳市场”的构想。这是一个具前瞻性、雄心勃勃的构想。你能具体展开一下吗，这个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李律仁：金发局提出了在香港建设自愿性碳市场的概念。金发局的考量是：首先基于全球利益相关者认同的国际标准，现在很多项目产生碳信用；其次，利用技术方案优化碳的交易机制，解决运营挑战；第三，令标准制定方和注册方可在香港展开碳相关工作，吸引优质的碳项目和资产所有者来香港。第四，让更广泛的金融服务业和政府支持自愿性碳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五，培育优良的生态系统。

（备注：根据碳排放网，国际自愿碳市场有三大体系：其一，需要有审核签发体系以保证高质量的供给；其二，需要有备案注册体系，以防止重复买卖；其三，还需要有一个有流动性的、高度透明、有一定规模的、稳定的、有效的、国际统一的自愿碳交易市场，这就是碳交易所的重要意义。）

中国基金报：在香港设立自愿性碳市场目前面临哪些问题？

李律仁：首先，概念上碳是特殊的商品，它的交换价值是法律和政策赋予的。人们要买卖“碳信用”是为了满足监管要求，所以很大程度上，碳的交换价值与监管要求紧密相关。换言之，如果没有监管要求，碳的交易属性不存在，它便没有价值。所以，“碳”的价值来自于“强制性”。

这背后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碳的认证是政府行为，牵扯到很多认证要求。强制性的碳市场有政府支持，认证问题解决起来可能会快一点，但是自愿性碳市场面临挑战。其次，什么机构会买“碳”。机构买碳可能是为了满足排放需求。当然也有机构基于ESG的承诺来买碳。但更多的是基于政府要求。所以，碳的需求也是政府驱动的。

如果只有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的碳市场，全球的碳市场将是割裂的，自愿性碳市场起到了联通不同碳市场的作用。

中国基金报：香港距离建立一个成功的自愿性碳市场还有多远？

李律仁：这取决于怎么定义成功。如果成功的定义是，将自愿性碳市场做成和政府要求的强制性碳市场一样，短时期是做不到的。但如果成功的意思是，有一个拥有足够的流动性、足够的参与者的可观市场，这是有可能的。

中国基金报：家族办公室也是香港正在大力发展的领域。政府会资助成立香港的财富传承学院。从资产所有者的角度，他们最需要的知识和培训是什么？

李律仁：谈到家族办公室，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香港高素质的金融人才、法制基础。我们想提醒大家关注另一方面：香港的资产所有者。

香港有部分成熟的家族，经历了一到三代的财富传承。他们的经验对亚洲甚至世界其它地方的家族有很大的启发性。国内或者东南亚第一代的家族他们最需要什么？我认为对于这些家族来说，如何从创富到守富，从追求财富的高增长，到实现专业管理，这中间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

创富和守富对人的要求完全不同，例如创富时和守富时对风险管理的要求完全不同。守富不仅是投资的问题，还包括公司运营问题，家族内部协调问题。举例来说，二代或三代要参与家族科学性的财富规划。他们“守业”可能比父母创业还难。这需要有系统的教育、训练。我认为资产所有者最需要的不仅仅是投资方案。他们还需要一整套体系：帮他理顺心理和他们下一代的心理。

香港的最大优势包括但远远不限于金融人才。香港的财富传承经验也是稀缺的资源。香港的富二代、富三代如何与东南亚的富二代、富三代与内地的同僚分享经验，交流想法，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香港得天独厚的优势之一。

回到前面提到的财富传承学院，它培养专业人才，同时也连接金融人才、创富者和传承者。更重要的是，让创富、守富成功的人跟创业者跟传承者解释，“我知道你心里面担忧的是什么”。

中国基金报：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数据共享和数据治理。金发局在数据共享方面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从一个具体的小问题切入，数据分类应该怎么做才能为数据共享和治理奠定基础。

李律仁：有三个分类是需要留意的。

首先是地理上的分类，大湾区和其他区域城市的区分，严格来讲这是实验的手段而非本质上的分类，是为了方便观察和减少要处理的数据量。其次是，性质或行业上的分类，例如金融、商业、贸易地产数据。这部分的分类有一些用处。例如，商业上基于消费模式来判断某个人将进入特定的生命阶段，例如结婚升学，从而向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第三是处理上的分类。拥有数据和利用数据做各种事件之间有区别，拥有个人的数据和拥有模糊化的类型化的大数据是不一样的。

例如基于处理上的分类，一个可能的跨境数据治理解决方案是：所有的数据留在境内，但是可以容许香港或者其它地区的从业者远距离的做分析。监管可以明确分析的问题类型，也可以要求数据不能被拷贝拿走。在私营部门，部分公司已经做了一些实践。

例如部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客户有内地的也有其它地区的。他们就如何在境外处理内地的数据做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把内地的资料模糊化到猜不到这个人是在哪一个具体的地方的。境外可以在此基础上做一些分析。

回到我们前面的三种分类方式，地理上我们可以从大湾区开始。因为大湾区的数据量很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必须要解决数据共享的问题。第二，行业分类上，可以从金融数据开始，金融本身是高度数据化的行业，从这里来探索数据治理是合适的。第三就是从数据处理来讲，可以容许查阅（access）但是不允许转移、下载（download）；允许分析，但是不允许通过数据定位到具体信息（行为主体：人或者机构）。

从技术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事实上，私营部门已有成功实践。举例来说，一家美资机构设置其亚洲技术中心在中国内地的某个城市。疫情期间，很多员工要回老家。公司开发了远距离查阅数据的系统，让员工在老家可以做分析，但是不允许数据下载到本地，维持安全性。员工的数据处理过程全程留痕，公司可以查阅他做了哪些数据分析，为什么要做这些数据分析。

坦白说，数据治理方面监管部门的进展亟待推进，因为这不是一个可以绕开的问题。我们希望私营部门或者说“民间”做一些探索，有一些成功范例之后推广。从内地香港互联互通的诸多案例来说，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比较可行的方式。

中国基金报：香港投资管理公司也是大家颇为关注的话题。全球有很多政府投资机构，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对于香港来说，打造一个好的政府投资机构需要哪些条件。

李律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希望回到原点：政府投资机构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政府投资机构要达成的目标无非三类，一是追求长期回报；二是提供一些“好的外部性以引导行业发展”；三是与全球其它的主权投资人，政府养老基金交流展开合作。

第一重目标不应该是政府投资机构的主要目标，因为私营部门更适合达成这一重目标。很多人认为政府投资机构的主要功能是第二重目标。但香港政府已有不少举措致力于通过提供“好的外部性以引导行业发展”。此外，我也并不确定通过政府投资机构就一定能达成这一目标。对于这一重目标来说，政府投资机构是既不必要也不充分的举措。

现在剩下第三重目标：与全球的主权基金携手，与他们交朋友，共同投资，解决共同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香港的投资管理公司最应该着力的。

中国基金报：最后，我想再重复一下去年专访时的最后一个问题。香港这座城市对你来说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李律仁：简单说，之前我认为这是我的家。现在我感觉到这也是我的孩子的家，可以说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