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来人往攀枝花
导读
7月25日，36岁的山勇才抱着刚满月的幼女在医院办出生医学证明，准备去申请育儿补贴。
山勇才是四川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果乡彝族人，在现在的攀枝花，山勇才夫妇是政策鼓励的对象，他们生了3个娃，按照当地的补贴措施，可以每个月领取500元的育儿补贴。
他们生产所在的盐边县人民医院，最近一年接生孩子的数量仅为150个左右，绝大部分是一胎。七八年前二胎政策刚放开时这家医院每年接生孩子600-700个，当时很多“70后”抢生二胎。
2021年5月底全国开放了三孩政策，但在攀枝花当地政策效果不明显。
“这两年我们接生的二三胎越来越少，总新生儿数量也持续减少。”盐边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秦先芬告诉经济观察报，据她了解全市妇产科都呈现同样的趋势，预计2023年出生人口将继续下跌，按照目前的孕妇建档数推算今年全市出生人口或降至7000人以下。
攀枝花的主政者显然看到了严峻的人口形势，在2021年6月，该市成为中国国内率先推出育儿补贴的城市。
短期数据还看不出激励政策明显效果，人口下降趋势并未改变。2022年攀枝花全市出生人口7629人，同比下降9.52%。
作为西部最大的钢铁城，攀枝花本是一座由移民建造的城市，建城50多年后，它面临所有资源型城市共同的资源萎缩问题，也处在钢铁、煤炭去产能的第一线。过去由优势产业集聚人口的能力不断减弱。
如何吸引更多人口为这座城市的未来蓄能，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
造城
朱凤才还记得1972年刚到攀枝花时的场景：夜晚到达渡口大桥时，对面山坡上灯火通明，一派繁荣景象。天一亮，才发现全是依荒山而建的简陋席棚子。
这些席棚子是移民所建，人们响应“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
攀枝花地处横断山脉群山沟壑之中，雅砻江和金沙江在此汇聚，地势险峻、谷底干热，本不适于居住，在1964年之前，这里只有“七户人家一棵树”。
被确立为三线建设重镇后，攀枝花人口飞速膨胀，20年间，净迁入人口35万。移民们被调入攀钢集团、十九冶、攀煤集团等多家国有大型企业。朱凤才的妻子和四个孩子都跟着他来到了攀枝花定居。
朱凤才出生在1934年，辽宁鞍山人，原为鞍钢职工，到攀枝花支援建设时已经38岁，也是在他来到攀枝花的这一年，国务院正式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
对于已有4个孩子的朱凤才而言，计划生育带给自身的影响并不大，不过他记得在到达攀枝花前，他曾在西昌一农户家中住过一段时间，几年后当他再回到这户人家时，发现他们的房子已经被扒掉了，原因是超生了第三个孩子。朱凤才所在的攀钢集团，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从1973年的15.36%下降至1980年的8.78%。
朱凤才的4个孩子成年后都进入攀钢集团上班，孩子们成婚后均严格按照计划生育规定只生育了1个孩子。在攀枝花，许多家庭的情况都与朱凤才家相似。
现在，朱凤才这样的“攀一代”步入老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攀枝花60岁以上人口23.9万人，老龄化率达到19.76%，逼近中度老龄化门槛。
“攀一代”虽是外地人，不过年老后返回原籍的并不多。朱凤才曾有几个原鞍钢同事回到了辽宁鞍山，回乡后都不幸很快离世，消息传开，老人们得出结论“年老的身体已经不适应故乡气候”。
“攀二代”则是这个城市的中流砥柱，出生在或者很小就到了攀枝花，与这座城市同步成长，在年轻时就进入父母单位接班，是成家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一代人。他们大多常年居住在攀枝花，不过当问到他们老去时的选择，许多人会回答将随子女。
萎缩
攀枝花人口的萎缩是从“攀三代”开始。他们是“80后”“90后”，属于独生子女时代，当他们成年后，绝大部分去到了成都等大城市求学、工作。
朱凤才成年的孙辈都在外地，今年成婚的29岁外孙女明确告诉他现在不考虑生孩子，在成都买房的首付已花去了双方家庭100万元，小夫妻俩还得还剩下的100万房贷，经济压力过大。
一位在市税务局工作的“攀三代”提到，高中同学中包括他在内只有3个人留在了攀枝花。
他们的离开或许可以在户籍人口数据变动上有所显现，过去十年攀枝花户籍人口减少了4.95万，降幅4.43%。
在攀枝花城区里，西区是人口萎缩最明显的区域。过去十年西区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均减少了3万多人。
西区曾是攀枝花工业发展的能源引擎，攀煤集团所在地，为攀钢集团提供煤炭资源。上世纪90年代，西区成为四川省级个体私营经济试验区，不少民营煤矿涌现出来，大批煤矿老板和挖煤工人集聚。道路两旁人潮涌动，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招收了10多个班的学生。
服务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宁建平从盐边农村来到这里开了一家羊肉米线店，他回忆在前十多年里，店里每天要售出两百多斤米线。
西区的繁荣持续至2013年左右。
2012年8月，西区发生了一起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瓦斯爆炸，民营煤矿开始被集中整顿，民营企业陆续放弃投资。刘庆渝对这一现象感受很深，因大量客户离开攀枝花，她的酒窖倒闭了。
2016年，对煤矿的整改延伸至国企领域。攀枝花市政府响应国家政策，下发《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着力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
攀煤集团随即开始改革，大批工人买断工龄下岗。“攀二代”李风就是其中之一，2016年他的月工资只有一千元左右，他和妻子决定买断工龄。也正是这一年，全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李风妻子感到“政策来得太晚”，当时她已经40岁，不可能考虑生育二孩。
如今李风和妻子在西区农贸市场经营水果生意，而同批下岗的部分同事选择了离开。因去产能而离开攀枝花的人群没有具体数字，但确有一定规模。2017年2月，攀枝花市政协某学习活动组曾提了一份名为《国企改革政府应及时跟进避免出现“离攀潮”》的提案。
随着本区域人口大量流出，宁建平的生意逐渐惨淡，现在每天只能售出二十斤米线。
攀煤医院也变得门可罗雀，妇产科和儿科都仅剩一位医生，7月24日这一天儿科就诊患儿数为零。西区最大的医院——攀枝花第二人民医院24日当天妇产科病房内只有两名产妇。
补救
2016年开始的去产能行动带来的人口流失叠加“攀三代”离攀现象，让关心攀枝花城市发展的人开始思考一座资源型城市的未来。
2018年攀枝花市统计局官网发布了一篇名为“攀枝花市人口集聚能力比较分析与相关建议”的文章，这是目前能查到的攀枝花市官方较早“忧虑”人口增长潜力的公开文章。
该文提到，自2012年-2017年5年中常住人口仅增加了0.28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06%，与周边省内外市州相比，攀枝花无论在人口规模还是近5年平均增长率均处于最低水平。
该文认为，攀枝花处于产业升级动能转换进程中，易受环境保护、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影响，产业对人口集聚能力有限。
2018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这一年攀枝花出生人口同比下降6.87%。
2019年继续下跌，跌幅扩大至10.99%。
到了2020年，攀枝花人并没有因为疫情宅在家生孩子，出生人口跌幅是11.94%。新生儿数量比全面二孩政策前的2015年还少了16.4%。
2021年，攀枝花市在全国率先决定补贴二孩及以上家庭。
2021年6月12日，在全国放开三孩的十多天后，攀枝花市就出台了《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决定给6月12日后出生的二孩及以上本地户籍家庭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岁。
攀枝花市副市长许军峰曾公开表示，攀枝花出台育儿补贴政策是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的同时，结合了攀枝花财力状况、让三线建设者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回应群众养育成本较高呼声等因素下出台的。
据《攀枝花日报》2023年初报道，2021年攀枝花市兑现符合条件的650名新生儿育儿补贴金95万元，预计2022年享受育儿补贴金的家庭超过2000户，兑现育儿补贴金约1000万元。
除了育儿补贴外，攀枝花市还提出，对在本市乡镇卫生院及以上医疗保健机构分娩的攀枝花户籍产妇，提供住院分娩免费服务，符合医保报销外的资金纳入市级财政预算。在用人单位、产业园区等单独或联合设置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
在直接的人口政策之外，攀枝花谋求产业转型，先后提出要打造阳光康养产业、千亿级钒钛产业，希望借此吸引更多人口集聚在攀枝花。
成果
对每月能领取500元育儿补贴的山勇才家来说，确实减轻了育儿负担。山勇才家海拔较高，能种的经济作物有限，每年依靠核桃和花椒可收入1万-2.5万元。
山勇才妻子说，孩子的花销主要用于买奶粉和衣服，因主要吃母乳，买奶粉不多，一个月一个孩子总花销400多元。
不过，育儿补贴并非山勇才家决定生育三胎的原因。在有幼女之前，他俩育有两个男孩，希望儿女双全是山勇才夫妇决定生三胎的原因。
刚生下二胎的侯银林说，相比于父母，她的生育和养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她的父母曾为了生育一个男孩四处躲计生干部，一共生育了4个女孩，第4个孩子到10多岁才成功上户。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也并不十分重视，侯银林自己仅念至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
侯银林夫妇对孩子期望很高，借款进城买房，就是希望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成长环境。现在一孩两岁多，在城里生活每个月要花销近2000元。侯银林夫妻俩都是“90后”，在工厂内打工获取收入，年收入约10万元，在归还购房欠款外，养育两个孩子的负担已经很重，他们认为500元补贴能起到的作用很小。
对于攀枝花城区家庭，育儿补贴效果更难显现。一位年收入18万元左右的政府中层干部直言，没有二胎意愿。他认为如果家庭年收入达到30万才可以生二胎，50万元可以考虑生三胎。攀枝花市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是50009元。
2022年是攀枝花育儿补贴政策实施后第一年，该年出生人口7629人，同比下降9.52%。对此，攀枝花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育儿补贴政策实施时间较短，政策效果还难以显现。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成钢多次前往攀枝花调研，他认为攀枝花育儿补贴政策值得肯定，尽管相比于高企的育儿成本，3年1.8万的补贴杯水车薪，但应该看到影响人口的因素是多样的，“比如过去几年正处于新冠疫情期间，对人们的婚姻生育活动有直接影响”。
杨成钢表示，目前各地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还比较碎片化，未来应该更加系统化，从生殖健康、生育补贴、女性就业保障、托育产业发展、税收及住房贷款优惠等多方面着力。
对于攀枝花这样的资源型城市，除了出台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外，杨成钢认为当务之急是积极进行产业升级换代，由依靠资源和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向依赖技术和人口质量转型。
近年来，攀枝花出台了吸引先进技术人才落户攀枝花的政策，比如在《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中提到，对创新创业领军型人才（团队），给予50万-200万元人才专项种子资金支持。刘禹明是攀枝花引进的海绵钛产业高级技术人才，他所在企业目前已在攀枝花投资了近6亿元人民币，如果顺利开工可以吸收至少500人就业。
（文中李风、宁建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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