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王涌：我的导师江平

1994年秋天我有幸认识江平先生，之后1996年至1999年，我在江平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我常感慨，为什么一个偶然机缘会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一生的道路？

1994年春暖花开，金陵城里梧桐飘絮，我陪父母去太湖游玩几天。回宁当天，南京大学法学院正举办辩论赛，次日我即上场比赛，被评为最佳辩手。

我很兴奋，但尚不知此事对于我的真正意义——这是我认识江平先生的机缘的开始。如果在太湖再多滞留一天，我与江平先生的师生之缘可能就在冥冥中湮没了。

1994年夏天，我代表南京大学参加“长虹杯”全国大学生电视辩论赛。

在半决赛，对阵中山大学，辩“提倡购买国货利大于弊”，现场直播，在场上我自感败局已定，但最后评判时，评委主席英若诚先生在其他评委评成四比四平时，犹豫片刻，“钦点”南京大学。

感谢英若诚先生的“一念之差”，否则，我也不会见到江平先生。

9月7日，在北京电视台演播厅，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决赛，辩“不破不立——不立不破”，江平先生担任评委主席。

他的点评气势磅礴，他说：

今天的辩题要求的是一个思想家的水平，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我们所有的大学生更多一点哲人的气质。

我们获得了冠军，赛后，静冰引我见到江平先生，先生面带笑容，表态欢迎我报考他的博士生。

1995年5月，为了向江平先生证明自己的学术潜力，我着手写一篇论文。

我沉浸在南京大学图书馆里，馆里保存着民国时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图书，那些英美法学书刊尘封已久，打开泛黄的书页，飘出幽幽的霉味。

我阅读了美国庞德教授关于社会法学的著述，之后，又住在江苏省军区政治部院内的一座破旧的小楼里，小楼曾是国民党党部的会议楼，也许庞德教授1946年访华时也来过这里。

图 | 罗斯科·庞德，美国美国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之一，“社会学法学”运动的奠基人

我挥毫写作，听着窗外梅雨霏霏，历时十天，写成了「社会法学与当代中国法的理念与实践」一文。

1995年6月16日下午3点，我在北京拜访江平先生，呈上了拙文。

没有想到，江先生最近感兴趣的问题也是“法律与社会”，他将于8月1日至4日在东京参加国际法社会学会第31次年会，并代表中国组做大会基调发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论中国现今法律观念之变化》。

我心想：“我这篇论文写得真合时宜啊！”显然，江平先生是欣赏我的文章的，因为他说：“我可以将你这篇文章推荐给《中国法学》。”

可是，我很憨厚地说：“我已经向其他杂志投稿了。” ——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回答！之后，我追悔莫及。江平先生微笑地看着我，点点头。

我的论文最终在《中外法学》1996年第1期发表，但编辑为节省版面，删除了论文的全部注释，就像褫去了一个秀才的衣衫。

会谈最后，我还向先生征求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他说你就写一人公司吧，我欣然从命。

虽然已经得到江先生的欢迎，但是，在临考的前夜，我依然紧张。

我住在冶金研究院招待所，睡前，拿出在南京大学小卖部买的一只蓝色小闹钟，夜里，听着闹钟滴答滴答地响，我失眠了。我怪罪于闹钟，但这闹钟是机械钟，不是电子钟，无法关闭。

于是，我起来用柜子里的另一床被子将闹钟包裹起来，塞到柜子里，但依然能听见闹钟在被窝里的呻吟。我第一次感受到可怕的失眠，差点哭了。

1996年8月30日，我到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报到，当晚，即拜见先生，一见面，我就闹了笑话。

先生拿出一份英文报纸给我看，这是1996年7月11日的《纽约时报》，上面有驻北京首席记者泰勒 PATRICK E. TYLER 采写的报道「中国再掀严打」，引用了江平先生在采访中说的话：“虽然中国领导人不认为这次严打是一场运动，但是，仍然有运动的味道，因为党在后面集中指挥，并且波及全国。第一次严打开始于1984年，但这次严打的背景不同，是由于改革中经济与社会政策出现问题，引发民众不满，可能导致社会动乱，所以，要确保社会的稳定。”

文章最后说：“江平先生质疑，依靠死刑维稳是否会有效果？”

虽是英文，但仍然可以读出江平先生说话的锐利风格。

著名的呼格吉勒图冤案就发生在这段时间，江平先生接受采访时，呼格吉勒图已经被枪毙了。

那时江平先生也不知道所批评的运动式严打中有一个冤死者叫呼格吉勒图，也没有想到19年后，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会请求他写一篇墓志铭。

2015年3月22日，江平教授为重葬的呼格吉勒图撰写了墓志铭，全文如下：

呼格吉勒图，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生。十八岁时，厄难倏降，蒙冤而死。

 一九九六年四月九日夜，一女子被害身亡。呼格报案，被疑为凶手，后不堪厉刑而屈招，被判死刑。六月十日，毙。

呼格负罪名而草葬于野，父母忍辱十年，哀状不可言。二零零五年十月，命案真凶现身，呼格之冤方显于天下，令华夏震惊，然案牍尘封无所动。又逾九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呼格无罪。

优良的司法，乃国民之福。呼格其生也短，其命也悲，惜无此福，然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权柄者，应重证据，不臆断，重人权，不擅权，不为一时政治之权宜而弃法治与公正。

 今重葬呼格，意在求之，以慰冤魂。

 特立此碑。

现在，读这段碑文，再读19年前《纽约时报》采访江平先生的报道，那个时代又真切地呈现在眼前。

图 | 江平先生一行人在呼格吉勒图墓前献花

那天晚上，在老师家中我读完《纽约时报》的采访报道，我以为江平先生只会俄文，不会英文，就说：“我译成中文给你看吧！”先生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他“愤怒地”拒绝了。

遇见先生发火，最初，我会战栗三日，后来，心理素质逐渐强大，因为江平先生心性淳厚，他发火，虽然爆发力有点可怕，但如晴空干雷，虚张声势，毫无杀伤力。

最严重的一次发火是，1997年12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迁址浦东，江平先生委托我与远忠发贺电，我们却拖延了一天，差点误事。

先生在电话里声如洪钟，说：“难得请你们办一件事，都办不好！”从此我们接受教训，办事雷厉风行。

关于英文，江平先生早年在崇德中学学习时，就受到纯美国式的英语训练，英语的底子很好，打成右派后，在延庆还一度讲授英文。他在美国访问，均用英语直接讲课。

1998年纽约大学库恩教授还请江平先生给朝鲜的官员讲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他用英语讲，由译员翻译成朝鲜语。先生告诉我：“看来朝鲜也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了。”现在看来，那是错觉。

如何提升外语水平是我苦思冥想的问题。我经常担任博士论文答辩秘书，每次论文答辩后，在贵友酒家的午餐会就成为向各位前辈请教问题的良机。

我问及外语学习的秘籍，江平先生说，当年他在北京体育分会工作时，为了引进苏联的“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开始自学俄文，粗学了语法后，就靠查字典，硬译俄文资料。

谢怀栻先生则说，他在大学三年级时，他的导师梅仲协先生就要求他们在粗通德语语法时，就直接读德文原版的《德国民法典》，德语就这样学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用一本《联共布党史》自学俄文。

图 | 谢怀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民法学家，被誉为“中国民法三杰”之一

两位先生的学法都是非常规的，学无定法，令我深受启发。

其实，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曾学过俄语，但半途而废，因为团中央要选派优秀学生去苏联留学，1988年当时的苏联团中央第一书记来校访问，他在璀璨的阳光下，神采奕奕地走在红地毯上，那年我20岁，在队伍中，手捧鲜花，高呼“欢迎”，但时隔两年，苏联就解体了。

那时，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校长的名声如山一般伟大，但我做梦也未想到，七年后，我会跟随他学习法律。

我跟随江平先生读博，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北京向阳机械厂职工维权。

1996年12月21日，集体所有制企业北京向阳机械厂职工代表向江平先生求助，控诉北京市服装公司非法平调该企业的资产。江平先生指定我担任向阳机械厂法律顾问，协助职工诉讼维权。

我从无诉讼经验，第一次写诉状，先生就指导我：

证据一定清楚地列在诉状中，侵权损害赔偿一定要有精确的计算方法，不要想当然！

他亲自出马，去法院为职工利益呼吁，每个法官都认识他，热情问候：“江校长！”但法院是一台冰冷的机器，最终拒绝立案。

那已是1997年春，邓小平溘然长逝，天灰地暗，我们在去一中院的路上，可以看见哀沉的八宝山公墓和天空中日全食的异象。

职工不服气，江平先生也不服气，他说：“欺人太甚，必须战斗到底！”于是，战斗又持续一年。

1998年春，行政诉讼救济途径露出曙光，向阳机械厂诉北京市工商局案终于在丰台区人民法院立案。

1998年6月28日开庭时，江平先生受美国大使馆的邀请，出席克林顿总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会，无法出庭，所以，我独自出庭。

场下是向阳机械厂50名职工代表，他们像爱戴江平先生一样，也爱戴我，给予我热烈的掌声。那天，我体验到，做一个英雄的感觉真好！

我们得到四万元的报酬和两件红叶牌衬衫，师生一人一半，我还得到一只BP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挣到一千元以上的钱。

当年在南京大学读硕士时，批改自学考试试卷，五天只有三百元。此刻，我忽然有了告别“屌丝”年代的激动感觉。

我买了一台二手的笔记本电脑，晚上在台灯下，边读书，边在笔记本电脑上做笔记，感受到无边的幸福与满足。

法大校园内经常有上访者，即使冬天，大雪覆地，也会见到他们的身影。一次，我在民法教研室，一对农村的夫妇进门就双膝下跪，求见江平先生，令我不知所措。

而寄给江平先生的申诉信更是不计其数，我帮助回信，看得越多，心情越加灰暗，心想：就是做一个维权英雄，又能解决多少人的问题呢？

读博的第一年课程也很紧张。1996年9月12日下午， 江平先生与杨振山先生为我们讲授第一堂民商法课：“民法是私法”。

江先生讲课，思路清晰，信息丰富。他常穿一身黑色大衣，戴一顶灯芯绒礼帽，气度不凡。两个学期，先生带着我们几乎将重要的民商法立法草案都讨论到了。

在江平先生身旁，还有参加各式各样会议的机会，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1996年11月，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与上海证券交易所邀请江平先生参加企业债券发行与上市研讨会，但他无法参加，先生推荐我写一篇关于企业债券发行的信用问题的论文，在会议上发言。我在图书馆苦干一周，闭门造车写了一篇论文。

11月21日上午8：30，我骑车匆匆赶到西苑饭店参加会议，西苑饭店洋人极多，置身其中宛若异国，会议在四楼鸿运厅。我第一次见到厉以宁先生和董辅礽先生。

厉以宁先生在演讲中说：下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应在房地产。住房郊区化还可以推动轿车业的发展。他设计了一个房地产、消费者和银行三者之间的按揭贷款模式。我听了，觉得真新奇。 

图 | 厉以宁，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董辅礽先生则说：国家之所以现在要大力发展证券市场，主要意图在于分解银行的压力，现在居民存款已达5万亿元，银行又不能尽数贷出，以免引起通货膨胀。所以，只能通过证券市场，让居民直接承担投资风险，以减轻银行压力。我心想：原来有这样一个可怕的秘密！

11月22日上午，我做发言“论我国企业债券发行的法律制度”，发言是成功的，资料翔实，分析透彻，语言清晰。会后，许多同志把我当成专家，同我探讨问题。

其实，我心里明白，对于企业债券，我一无实践经验，二无系统研究，我只是一个资料整理员而已。

不过，我不能露了马脚，也拿着红酒杯，站在大厅里，与他们煞有介事地探讨了半天。会后，向江老师汇报，他听了，哈哈大笑。

当然，在我记忆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是——

1996年12月16日，晨曦初露，全体民商法硕士生和博士生乘专车前往国防大学同心楼参加“《民法通则》实施十周年理论与实务研讨会”。

开幕式上，马原、张耕、江平、王胜明依次发言，中午，硕士生和博士生在一起用餐，相互介绍，散步聊天。

下午江平先生做《民法通则的起草和目前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的报告，他说：

我国属大陆法系，近似德国，但一些单行法如证券、信托、期货等则采英美法特别是美国模式，所以，存在一个两大法系适当融合的问题。

听了他的报告，我开始思索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法系的融合需要元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持，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会上，我感到，老一辈的民法学家十分珍爱「民法通则」，因为这是他们的心血的结晶，大会仪式虽然简朴，但是，充盈着欢快与和睦。虽然「民法通则」的缺陷客观存在，但不可否认，她是一代民法学家的伟大成就。

年轻学者随学问研究的深入，底气增加，对「民法通则」的批判逐渐深入，此乃好事，但一位师兄走了极端，他将博士论文选题拟定为：「中国民法的破产与重整」，令江平先生勃然大怒。

客观地说，老一辈法学家的学问难以归入一种流派，如果要冠一个称号，应该是“问题主义”法学派，他们用智慧解决中国走向法治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江平先生的思想的力量来自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他有浪漫主义情怀，他有“法治天下”的梦想，但他也有现实主义的冷静。

江平先生的文风是直接揭示问题本质，言简意赅，没有废话。我曾经逐字校对他的一篇文稿《我国民商事立法的宏观思考》，深有体会。

1997年3月，江平先生修改我起草的关于证券犯罪立法的评论，拟联名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他建议去掉最后一部分“几点思考和设想”，他说：“有些想法不成熟，要慎重；有些想法是空话，没有用。”

短短几句话启示我：写文章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不是猎奇和沽名。

江平先生演讲的巅峰之作，在我看来，应是他关于律师的系列讲座，形象生动，角度极佳，典故频发，恣意汪洋。

我不在演讲现场，当我在《中国律师》杂志上读到他的演讲记录，我总在想：“我何时能修炼到先生那样的境界啊！”

江平先生不喜琐碎的概念思辨，但我的博士论文《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却是纯粹概念思辨性的。

王涌/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

初稿的前言有一句话：

关于本书的意义，从表面上看，本书的主题离中国法治的现实很远，但实际上它又离中国的法治现实很近，因为法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言语与概念的技术，而关于这种技术的探讨正是本书的工作。

江平老师审读时，对这句话表示反对！

他说："法治怎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言语与概念的技术呢？"

先生说得也对，但我没有修改，我有我的理解。

台湾大学王泽鉴先生与江平先生惺惺相惜，他评价江平先生：

有一种异乎常人的宏观思维，可能不是很关心细节，但是他总是用宏观的视野向前看，并提出独特的架构和理念。

此评价相当中肯。

图 | 2017年4月18日，江平在北京家中与王泽鉴探讨民法总则及民法典

1997年暮春，王泽鉴先生和赖源河先生来访，是一次盛会。

4月26日晚，我与远忠在宿舍做“欢迎台湾著名法学家王泽鉴、赖源河先生！”的横幅，我的美术字特长有了用场，一个字一个字地画剪。

4月29日上午，王泽鉴先生做讲座“台湾民法的理论、方法和社会变迁”，中午在贵友酒家午餐，王泽鉴先生被大陆学生簇拥，饭也没有吃好；下午，赖源河讲 “台湾公司法证券法概况”.

4月30日上午，王文杰博士论文答辩，江平先生主持，我担任秘书；下午，王泽鉴、赖源河同大陆法学家座谈会。

我有全程的录音，一直珍藏至今。

常有人问江先生是如何带博士生的。他总是慈祥地说：“我是放鸭式的带法”，并美其名曰“Laisser Faire 放任主义 ”。

其实，在他门下，“鸭子们”是相当紧张的。

我自入学后，时间节奏骤然加快，不断地接受一个个机会，迎接一个个挑战，难以喘息，有时精疲力竭，欲哭无泪，不知何日是尽头。

直到今天，节奏依然如故，身不由己。

江平先生为学生创造机会，让学生直面挑战，这就是他带学生的方法。

当然，也有休闲的时光。

江平先生酷爱足球，1997年9月13日我去先生家看中国—伊朗足球比赛，令人伤心落泪，上半场中国2∶0领先，下半场却被连灌4球。

第二天，我们一起出差去温州，同坐出租车后排，我穿着短裤，露出大腿，他拍了拍我的大腿，吓了我一跳。

他说：“怎么这么粗？”我说：“我是足球后卫，在中学踢了六年足球”。他说：“我踢前锋，难怪大腿没有这么粗！”我也笑着摸了一下江先生的大腿，估计，这一生就这一次机会，“冒犯”先生一下。

2012年夏天，8月10日意大利 “TIM超级杯”尤文图斯队V.那不勒斯队比赛在鸟巢国家体育场举行，我有两张票，邀请先生去看，他想了半天，谢辞了，遗憾地说：“现在脚不方便，不能多走路了，就在家中看电视直播吧！”

我想起1995年秋，我陪他登中山陵，392级石阶，8个平台，73米落差，从山底牌坊出发，他毫不费力登至山腰祭堂。

时隔二十年，岁月不饶人啊!

今年夏天，我从西班牙给江平先生带了一件梅西亲笔签字的10号球衣，他一眼就认出是梅西的球衣，非常高兴，他也是别人的粉丝。

我也已过不惑之年，生活稳定，按部就班，光阴如飞，不留痕迹，但每每回想起初识江平先生的那段时光，依然如梦如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