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中国史上最令人惋惜的变革

一提起王安石，那些熟悉的句子不免萦绕心头：《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元日》中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梅花》中的“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在语文课本里，王安石是留下诸多脍炙人口诗词的文人，但“文人”这一身份可谓只是他的诸多“副业”之一。

北宋仁宗之时，为治水患王安石亲自上场，营建了为百姓所称道的“荆公堤”与“荆公塘”，做了一回“水利工程师”；

他的变法措施从今天看来，就是用全套的现代经济制度改造近千年前积贫积弱的王朝；

晚年郁郁不得志时，王安石则办过教育，于金陵城中隐居讲学、治学，形成了“荆公新学”的主要内容。

王安石正是个会写诗，会搞经济，会治学育人，会做官为民的“综合型人才”，历史上也留下了独属于王安石的光辉瞬间。

他不贪不腐，不讲排场，生活节俭，一件衣服能穿很多年，尽管性格执拗，但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他清廉高洁，富有才智，无论是个人操守还是才华都得到了新旧两党的肯定。

更让人惊讶的是，王安石变法的很多政策具有非常现代的意义，跟现代国家制度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

黄仁宇说，王安石距离古人远，距离现代人近。

梁启超说得更直接，他认为，王安石更像一个从现代穿越到宋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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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古今褒贬不一。

南宋高宗曾直言：“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自王安石变法失败到晚清，对王安石及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始终以全盘否定为主，认为王安石“祸国殃民”，而王安石变法则是北宋亡国的主要原因，就连王安石所创“荆公新学”也被理学斥为邪说异端。

这一状况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

诚如列宁所言：“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更多放在了它相对于前人变法而言，具有何等的超前性。

这种超前的变法思想，放到今天仍有其借鉴价值。

可以说，自从王安石变法之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只剩下一个非常没有出息的保守目标，那就是尽力维持稳定，对内严密控制，避免滋生不安的因素，求得暂时平缓，而罔顾社会发展的活力。

于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一种官场哲学，被老油条式的官僚们奉为圭臬。没有革新机制的国家，逐渐衰落，或被侵略，或被推翻，王朝更替，无辜百姓陷入悲惨的境地。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张择端

那么，王安石变法到底为何会失败？

站在今天回溯“王安石变法”，可以从后来人的视角总结出太多失败经验，诸如王安石个人性格缺陷、用人问题、神宗动摇……

宋神宗时，郑侠上流民图，神宗变法决心动摇，王安石变法受到致命打击。图为明朝画家周臣所绘《流民图》（局部），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然而，年轻的皇帝与胸有大志的臣子惺惺相惜，专制权力使得政令得以被贯彻执行，变法经过调研和试点推广……改革并非一无是处、毫无可行性。

王安石在鄞县的治理，摸索出了一套富国强民、变法图强的措施，之后才将经验推广到全国，图为鄞县王安石庙。

归根结底，王安石虽然是个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杰出政治家，始终无力跨越“权力专制”政体下的魔咒。

在这个环境下，正如文彦博对宋神宗所说，皇帝和士大夫共治。显然，推行新法还得依靠既有的官僚体系，这相当于让既得利益集团革自己的命，这也就注定了“上面本意是好的，下面执行歪了”。

以王安石最看重的青苗法为例，本意是用小额贷款帮农民度过困难时期，并由此增加国家收入，看似两全其美，但在执行过程中的强行摊派和权势者冒领现象，反而加剧了农民苦难。

皇帝作为特权阶级的代表，就算有心做出一番改变，聚拢到的人也注定参差不齐，理想情况自然是用德才兼备的人，然而二者往往不可得兼。

王安石便设想先用人以才，等到变法卓有成效，再用老成正直的官员，至于变法形式，也不可能总是恰到好处，只要瑕不掩瑜即可，所谓矫枉必须过正，而这些都有脱离正轨的风险，反过来又成为变法被批判的劣迹。

王安石曾作诗“江海清明上下兼，碧天遥见一毫纤。此时只欲浮云尽，窟穴何妨有兔蟾”，“窟穴何妨有兔蟾”可见他在用人方面的态度。

变法不可避免会出现失误和违法行为，而王安石“从大局出发”，为了变法推进不得不力保变法派人员。王安石也设想过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然而没有人给他时间。

于是我们看到，王安石本身不贪不腐败、不讲排场、生活节俭，他并不是是非不分的人，但是在等级社会的束缚和他的用人方针影响下，仍然不可避免地提拔了“小人”。

可是追根溯源，王安石也不得已，“君子”不为所用，还要激烈批评；“小人”不能长久，有时片面追求“绩效”，一味向上负责……

封建专制造成了一个生产媚言、制作谎言和传播谎言的环境，而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因素，那就是宋神宗的帝王之术，即刻意在群臣党派间进行平衡，有时甚至故意制造矛盾，这也就为朋党倾轧埋下了种子。

于是，用“魔法”无法打败“魔法”，王安石变法反而导致了权力专制的加剧和滥用，严重败坏了北宋的文人敢言之风，官僚队伍的变质又使变法失去本意，成为权力斗争的口号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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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一场基于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良好愿望的宏大改革最终走到了初衷的反面？

为何在变法者眼中本为 “利民”的政策却一步步地蜕变为 “害民”的恶政？

为何一位清廉高洁、富有才智的治国能臣会在后世士大夫的口中成为北宋败亡的“罪魁祸首“？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极具转折性及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从政治、 经济、军事到教育、风俗、人心；

从中央、各部、州府、县镇到乡村，变法深入到了国家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阶层和群体，本书全景式地展现了新法推行过程中遇到的悖论、陷阱与困境，非常独到地分析了各类利益群体的反应和行为，深入剖析了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普遍性。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如何重新认识王安石变法？

作者对这场声势浩大的 “变法”进行了具有现代意涵的解读。

分析变法涉及的人的问题、制度问题与政策环境的问题，探究变法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效果及其反馈，解读变法政策失效的原因及后果，非常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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