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告死亡，一切都结束了

在古装影视剧中，人们经常把手放到对方鼻前，试探是否存在呼吸，以此来判断“眼前这个人是不是死了”。这种方式虽然看起来有些草率，但并非没有依据。

在临床上，要确认一个人的死亡，需要结合三个方面：心跳、呼吸停止，以及瞳孔反射消失。

不过，世界上的死亡标准并不统一。有的以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为准；也有的认为，“大脑死亡”的那一刻，人就死了。

也就是说，“人在哪一刻死掉”这个问题，并不只有一种答案。

最近的一次具有猛烈冲击力的死亡感受，来自大人物的悲剧。

7月8日，安倍晋三在奈良街头演讲时，胸部中枪。据媒体当天上午的报道，安倍在上救护车时还有意识，不久“心肺功能停止”——顾名思义，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但未经医生确认，这种情况并不能直接宣告死亡。

安倍转院后，院方一度考虑给安倍安装人工心肺；如果成功的话，安倍“复活”不是没有可能。但事不遂愿，当天下午，安倍被宣布死亡。

安倍胸部中枪后，“心肺功能停止”这种情况，类似心脏病引起的“心脏骤停”。出现心脏骤停后，需要马上进行心肺复苏，如果抢救失败，才会宣告临床死亡。

在医学上，死亡并不是一个“瞬时动作”。脑死亡时，可能还存在心跳；没有心跳的几分钟内，大脑还可能活着。临床死亡，一般指心跳和呼吸停止；而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是指心脏停搏24小时后，人体细胞全部死亡。

目前，中国法律层面认可的死亡判定方式还是“心死亡”。但随着器官移植手术技术的发展，医学界更倾向于将“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标准。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永久性地丧失，他的生命才宣告结束。

如今，美国、英国、德国、印度等十余个国家，已立法将“脑死亡”确定为死亡标准。比利时、韩国等虽然尚未有正式的法律条文承认这个标准，但也已经开始在临床实践中使用“脑死亡”的概念。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无锡人民医院江苏省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也曾建议，加快中国的“脑死亡”立法。

以美国为例，除了器官捐赠等特殊情况外，临床医生在确定患者“脑死亡”后不久，就会结束对患者的治疗，多年如此。

不过，2013年的一桩案件，让这项法律受到了挑战。

那年，黑人小女孩贾西·麦克马什（Jahi McMath）才13岁。她在一次复杂的口咽手术后，出现了出血性并发症，并于同年12月12日被宣布“脑死亡”，还收到了死亡证明。

她的母亲不接受这个结论，请求医生继续维持对贾西的治疗，但被医院拒绝了，后者认为这只是白白耗费医疗资源。

此后不久，贾西被从加州转移到新泽西州，作为一个昏迷的病人继续“存活”了四年半，最终于2018年6月18日死于腹部并发症。

令人惊讶的是，她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初潮等青春期现象。家庭录像显示，她还对一些指令做出了反应。

2015年3月，贾西的家人对奥克兰儿童医院和为贾西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提起了渎职诉讼。他们表示，贾西之前并非死了，而是重度残疾。2018年6月22日签发的一份死亡证明显示，贾西最终的死因是与肝衰竭相关的大量出血。

这个案例中，到底该以“脑死亡”还是“心死亡”，抑或两者都死亡，作为判断死亡的标准？这个问题让美国医生也莫衷一是。

另一方面，“脑死亡”标准的伦理问题，也一直是人们难以克服的障碍：一个还有体温的人，要让他（她）的亲人怎么接受已经死了呢？

关于“脑死亡”，还存在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脑死亡就等同于植物人，但两者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脑死亡者一般需要仪器来维持心跳和呼吸，而植物人一般有正常的心肺功能；脑死亡患者一般处于深昏迷状态，所有神经反射不存在，而植物人往往有部分脑神经功能，个别患者甚至可能会苏醒。

植物人（PVS）可自然地呼吸，周期性地清醒和睡眠，可以消化、排便、生长和发育。不过，这种状态下的人体已经完全丧失了认知能力，只保留一些本能性的神经反射，和进行物质及能量的代谢。

植物人要借助外界的辅助措施活下去并不难，但由于意识已经丧失，患者的生命权常常引发争议。

1990年2月25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特丽·夏沃（Terri Schiavo）心脏突然停跳，并由于长时间缺氧，大脑严重受损。在昏迷了两个半月后，她被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1998年，特丽的丈夫向法院提出，请求终止特丽的生命。但特丽的父母不同意，他们认为特丽依然有意识。从2001年4月24日，特丽第一次被移除生命支持系统，到她最终在2005年3月31日死亡，这起案件一共在佛州法院上诉了14次，引起了人们对于生物伦理学、生命权、安乐死的一系列争论。

在此之前，1975年的一桩事件，还直接导致了美国的“死亡权”运动。

1975年4月15日，21岁的克伦·安·昆兰在一次聚会上喝了酒并服用了镇静剂，后来因缺氧陷入昏迷状态，最终成为了植物人。

她的父母觉得，延长生命对她来说是更大的伤害。于是，父亲昆兰向法院申请成为她的法定监护人，并请求移除克伦的呼吸器。但法院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克伦的死亡，违背法律和道德。

昆兰的律师反驳说，移除呼吸器只是“允许克伦自然死亡”。最后，昆兰夫妇获胜，并被指定为女儿的法定监护人。1976年，克伦被摘下呼吸器，直到1985年因肺炎去世。

这个案件的关键点之一，是患者（以及监护人）是否有权拒绝或中断治疗。而死亡权的观点是，人类有权结束生命或自愿安乐死。

目前，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十余个国家已经将安乐死合法化。不过，不同国家对安乐死的理解有所差别。在英国，安乐死被定义为“为了结束生命而进行的蓄意干预，以减轻痛苦”；在荷兰和比利时，安乐死则是让“医生应患者要求终止生命”。

可惜，不论是脑死亡者还是昏迷中的植物人，都已无法做出任何选择。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吴阳煜

新媒体编辑｜莫   奈

排版 | 文   月

南风窗新媒体 出品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欢迎分享至 朋友圈

投稿、投简历：[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