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斯经常被称为幸福画家，他的目标是给观看他作品的人们带来快乐。他的艺术正是我们在这个焦虑、黑暗的时代所需要的。正如他的传记作者阿拉贡所说：“马蒂斯的乐观主义是给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一份礼物。”去年3月，翘首期待的大展“马蒂斯的马蒂斯”因某种原因被取消。时隔一年多后，“马蒂斯的马蒂斯”于2023年7月15日至10月15日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展。此后，展览将于2023年11月4日至2024年2月18日巡展至上海UCCA Edge。本次展览是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于中国大陆的首次个展。280余件作品与藏品，完整呈现包括马蒂斯自学生时代开始，到成为野兽派的代表人物、直至后期的剪纸艺术，再到晚年旺斯礼拜堂设计在内的全部艺术创作生涯。
与另一位最伟大的现代画家巴勃罗·毕加索不同，亨利·马蒂斯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几乎不存在。
他在旺斯的最后几年的照片描绘了一位警惕的、留着胡须的绅士，戴着眼镜，像猫头鹰一样——也许他身上有一丝帕夏的味道，在一座充满华丽织物、植物、自由飞翔的鸟儿的漂亮房子里。还有年轻的模特。许多人都知道马蒂斯与“野兽派”有关，他曾经奇怪地宣称艺术应该像一把好的扶手椅。或许也记得，1908 年，他激发了“立体主义”一词的创造，以贬低一场使他对巴黎前卫艺术的主导影响黯然失色的运动，并且他喜欢通过拉小提琴来放松。
除了这些零碎的碎片之外，还有他的艺术，其辉煌在许多阶段得以维持和更新，直到艺术家于 1954 年去世：超自然的色彩、柔顺的线条、大胆而微妙、不断的惊喜。任何不喜欢它的人一定对快乐有很低的评价。而马蒂斯将自己的一切有趣的东西都融入到了他的作品中。
人们普遍认为马蒂斯是享乐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寻求快乐，而马蒂斯侍奉它，就像修道士侍奉上帝一样。他是一个自我克制的北方人，只为工作而活，而且是在长期的痛苦、反复的恐慌和周期性的崩溃中工作的。当毕加索继续前行时，他用智力和色情游戏的满足感来补偿自己。马蒂斯没有。他的艺术没有为自己保留任何东西。在一个意识形态盛行的时代，马蒂斯回避了所有的想法，也许除了一个：艺术是另一种方式的生活。马蒂斯来自法国北部荒凉地区，于 1869 年出生在外祖母的小屋里，在工业纺织中心博安长大。1889 年，他开始学习绘画，当时他是一名不快乐的律师助理，在因阑尾炎住院期间，母亲给了他一套颜料。其效果是颠覆性的。他后来说：“从我手里拿着那盒颜料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像一头野兽一样投入其中，扑向它所爱的事物。”
他有多认真？他的意思是要警告他的未婚妻阿梅莉·帕雷尔（Amélie Parayre），他于 1898 年与她结婚，当时他 28 岁，“我非常爱你，小姐；但我将永远更爱绘画。” 阿梅莉同意了。1902 年 5 月，一场大规模的金融丑闻亨伯特事件（Humbert Affair），让阿梅莉的父母陷入困境，成了这起事件的替罪羊，她的家人也受到了大批愤怒的欺诈受害者的威胁。艺术史学家指出：“他们的媒体审查，以及随后他的岳父被监禁，使艺术家亨利·马蒂斯成为直系七口之家的唯一收入来源。”
阿梅莉和后来的玛格丽特——马蒂斯于 1894 年与一名女店员生下的女儿，并与阿梅莉一起抚养长大——他们是马蒂斯作品中意志坚定的盟友，当他注意力不集中时，他们又是严厉的批评者。马蒂斯没有学过绘画；他只是拿起笔开始画。他在拥有手艺之前就拥有了风格，是通过在卢浮宫临摹画作并跟随大院士阿道夫·威廉·布格罗和其他人上课而获得的。
1901 年，马蒂斯 31 岁开始在巴黎举办画展，一年后，比他小 11 岁的毕加索从巴塞罗那抵达巴黎。（他们于 1906 年 4 月在格特鲁德·斯坦因的沙龙认识。）1905 年，在地中海小镇科利尤尔，马蒂斯与安德烈·德兰密切合作，将点彩和塞尚的绘画空间结构方式结合起来。一点一点地发展野兽派——与其说是看世界，不如说是用眼睛感受世界。1909 年，马蒂斯一家人——现在除了玛格丽特之外，还有两个儿子让和皮埃尔——住在巴黎荣军院的一座废弃的修道院里。马蒂斯在这里办了一所画室。
1905-06 年的《幸福的生活》（Le Bonheur de Vivre）证实了他的巨大恶名，这是一部支离破碎的幻想曲，似乎破坏了所有可能的绘画秩序和绘画技巧的规范，经常在公众中引起近乎骚乱的嘲笑。马蒂斯称这幅画为“我的阿卡狄亚（世外桃源）”，这奠定了他令人眼花缭乱的职业生涯的基调：平静的力量，或者也许是极度的平静。
他1907年创作的臀部巨大、蜿蜒的“蓝色裸体”甚至让毕加索感到不安，他抱怨道：“如果他想造一个女人，就让他造一个女人。如果他想设计，就让他设计。这是两者之间的事情。”像往常一样，毕加索（当时创作了《阿维尼翁的少女》，这是他自己对《幸福的生活》的不朽回击）注意到了一些事情：图案是马蒂斯绘画中的决定性元素，他对装饰织物的热情从他的童年开始。毕加索和马蒂斯在美学上截然不同。马蒂斯告诉他的学生，“一个人必须始终寻找线条的欲望，它希望进入哪里，又消失在哪里。”毕加索的线条没有欲望；这纯粹是意志。形式建立于毕加索，流动于马蒂斯。毕加索运用色彩。色彩通过马蒂斯进入世界，就像和声通过莫扎特进入世界一样。
当时巴黎的年轻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赞成毕加索的严谨分析，甚至在出版物上攻击马蒂斯，在公开场合冷落他。格特鲁德·斯坦因喜欢嘲笑他，据说，“她的法国厨师在晚餐时为马蒂斯先生提供煎蛋而不是煎蛋卷，因为，作为一个法国人，他会理解这表明少了一点尊重。”马蒂斯在艺术家中的亲密朋友大多是性格随和的小画家，比如阿尔伯特·马奎特。他喜怒无常的孤独使他陷入了令人眩晕的抑郁症。他后来回忆起 1910 年在西班牙经历的一次精神崩溃：“我的床摇晃着，喉咙里发出一声尖锐的哭声，我无法停止。”马蒂斯本人引发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争议。1908年，在一篇著名的《画家手记》中，他将自己的理想艺术描述为“对于每一个脑力劳动者、商人和文人来说，例如，对心灵产生舒缓、平静的影响，就像一把好的扶手椅，可以让身体放松，缓解身体疲劳。”艺术评论家Hilary Spurling在《未知的马蒂斯》的结尾写道，这个隐喻“从那时起对他造成的伤害比他可能选择的任何其他形象都要大”。并冒险说“这段话反映了它的反面——马蒂斯对暴力和破坏的熟悉，多年的羞辱、拒绝和暴露所加剧的人类苦难感——只有通过平静的力量和稳定的重量才能抵消这种痛苦。”
马蒂斯心目中的疲惫商人很可能不是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笔下的资产阶级市侩“巴比特”，而是俄罗斯纺织巨头和富有远见的收藏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舒金 (Sergei Ivanovich Shchukin)，他几乎是这位艺术家一些最伟大作品的联合制作人，他在 1910 年写信给马蒂斯， “公众反对你，但未来是你的。”
“Dance II”（1910年）和“Music”（1910年）是马蒂斯为舒库金位于莫斯科的住宅而创作的纹章式壁画，尺寸巨大，色彩浓郁，主要以红色、绿色和蓝色的小调为主。到1914年，舒库金的住宅已经收藏了三十七幅马蒂斯的画作 - “他总是挑选最好的，”艺术家说 - 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专门致力于现代艺术的博物馆。（后来列宁亲自没收了这些藏品，但允许舒金留在仆人宿舍里，担任看守和向导。他于 1936 年在巴黎去世。这些藏品现藏于艾尔米塔日博物馆和普希金博物馆。）马蒂斯的学生中有俄罗斯犹太人奥尔加·米尔森(Olga Meerson)，她曾在慕尼黑师从瓦西里·康定斯基，已经拥有优雅的风格，并在马蒂斯的指导下寻求重塑自己。她的才华与她对他的模仿一样明显，在一幅 1911 年的迷人肖像画中，他斜倚在格子床罩上，用有趣的眼神读书。
“她体现了他一生中在女性模特身上寻找的最深本能的骄傲、勇气和韧性。”她也是一个时代类型的“自力更生的单身女孩”的缩影，这是马蒂斯当年痴迷的主题。
马蒂斯 1911 年为米尔森创作的肖像画描绘了一位衣着古板的敏感女性，身上被“两条猛烈的黑色弧线——从脖子延伸到大腿，从腋窝延伸到臀部”所划破，这是一种没有解剖学合理性的残酷添加，无法做出任何解释。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几位马蒂斯专家都同意米尔森与画家的恋情。在1911年的一张照片中，几乎每个人都面对着镜头，除了米尔森，他盯着阿梅莉，而阿梅莉则小心翼翼地凝视着什么。阿梅莉的嫉妒和米尔森的专横相结合，导致马蒂斯非常不安地结束了联系。米尔森搬到了慕尼黑，在那里她与音乐家海因茨·普林斯海姆结婚。她从未履行过作为画家的承诺，于 1929 年在柏林自杀。但马蒂斯夫妇的婚姻并不是与任何浪漫关系的对手发生冲突，而是与这位艺术家日益增长的独立自主的意愿（无论多么不稳定）发生冲突。1913 年达到了高潮，阿梅莉为《马蒂斯夫人肖像》做模特坐了一百多次，这幅画作，以浸透的蓝色和绿色为主，描绘了一位别致而冷酷的女人在椅子上向前倾身，脸上是灰色的面具。（一位朋友的日记当时写道：“星期六和马蒂斯在一起。疯狂！哭泣！晚上他背诵主祷文！白天他和妻子吵架！”）这幅肖像画是他进入舒金收藏的最后的作品，引起马蒂斯“心悸、高血压和耳鸣”。这幅肖像记录了无数的情感，其中不排除温柔。多年后，他在给她的一封信中提到它，称它为“那幅让你哭泣的画，但你看起来如此美丽。“
与马蒂斯的生活可能“近乎难以忍受”，但忍受这种生活一直是阿梅莉的使命，多年来她一直在以工作室为中心的家庭里过着贫困的生活。削弱她角色的是安全感，舒金的赞助提供了这种安全感，还有伊西莱穆利诺的一栋郊区大房子，全家于 1909 年搬到那里，马蒂斯越来越缺席。1930 年，他旅行去了美国，在那里他对纽约感到兴奋，又去了塔希提岛，在那里他的忧郁性格引起了一位新朋友、德国电影制片人 F. W. Murnau 的评论：“这里很少有阴影，除了你之外，到处都是阳光。“马蒂斯继续依赖阿梅莉，但这还不够。她闷闷不乐地将家庭的日常领导权让给了玛格丽特。1913 年的肖像画是他为她创作的最后一幅画。
1939 年，阿梅莉试图解雇冷静、高效的年轻模特莉迪亚·德莱克托斯卡娅（Lydia Delectorskaya），这对夫妇最终分手。莉迪亚·德莱克托斯卡娅是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孤儿难民，被阿梅莉聘用后，越来越多地担任模特、助理和护士，为生病的主人服务。德莱克托斯卡娅对被放逐（除了其他悲伤之外，其中包括学习医学的雄心受挫）的反应是用手枪向自己的胸口开枪，但效果非常轻微。很快，这位艺术家和他的妻子合法分居，德莱克托斯卡娅又回来了。面对家人冰冷的怨恨，这位俄罗斯人表现得很冷漠，她这样评价马蒂斯：“他知道如何掌控别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对马蒂斯夫人来说也是这样。”
原则上，马蒂斯从未否认他那一代先锋派中大多数人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他会去妓院，尽管显然没有热情。1917 年在尼斯季节性逗留时，他住在酒店房间里画裸体或穿着后宫服装的模特。这让很多评论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确信马蒂斯在尼斯的几十年里沉迷于女性。
她们懒洋洋地躺在椅子或躺椅上，周围是鲜花、水果和华丽的织物。毫无疑问，这些图片具有色情性，弥漫着兴奋感。她们的性感从来不集中在胸部或大腿上，而是扩展到每一寸画布。这就是马蒂斯早期和晚期形式激进主义的特征：分散的能量、悬置的姿态。
也许紧张对他来说是如此珍贵，作为赋予他生命意义的引擎，以至于它的唯一结局可能是疲惫？据马蒂斯说，他甚至从未吃过用于静物画的新鲜食物，包括来自尼斯一家餐厅的牡蛎，这些牡蛎及时被归还给午餐人群。1914年的《科利尤尔的法式窗》是亨利·马蒂斯最接近完全抽象的作品。如果没有作品名，这幅画很难被看明白，因为三个简单的色带构成了一个大的黑色中心。心情是阴沉而平静的。
窗户是马蒂斯已经画过很多次的主题。当巴黎变得又冷又湿时，他就回到了在法国南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小镇科利尤尔租用的工作室。它的窗户俯瞰着小镇的港口。最著名的版本也许是第一个版本——1905 年的《打开的窗户》，它成为野兽派的标志性形象。它传达了马蒂斯在那个夏天第一次发现这座小镇和法国南部的阳光时所感受到的视觉兴奋。光引发了“野兽派”。
尽管如此，1914 年的落地窗与 1905 年的落地窗还是有很大不同，很难相信这是同一扇窗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它在马蒂斯的职业生涯中如此独特？图片的日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窗户没变，但世界变了。法国正处于战争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充满信心的情况下开始的，但当这幅图画被描绘出来时，已经很难抱有希望了。在巴黎郊区自己的房子被法国军官征用为军事总部后，马蒂斯不得不离开。他的野兽派同胞被征召入伍。马蒂斯虽然多次尝试入伍，但都被拒绝了，因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在科利尤尔，马蒂斯向西班牙立体派胡安·格里斯等难民艺术家开放了自己的家。年轻的贫困艺术家让马蒂斯想起了他自己早期作为艺术家的时光。1914 年的《科利尤尔的法式窗》并不是一个色彩缤纷有摇曳帆船的港口，而是一片漆黑。马蒂斯对“平衡、纯洁和宁静的艺术”的追求在这里徒劳无功。这是一位陷入战争黑暗世界的艺术家的存在主义宣言，是马蒂斯的《格尔尼卡》。二战期间，马蒂斯被孤立在尼斯和旺斯。他年事已高，患有心血管、肾脏和腹部疾病。1941 年，他接受了结肠造口术，一年后，他险些丧命。
与马蒂斯的大多数作品一样，《罗马尼亚衬衫》看似简单。女子若有所思地微笑，如花绽放。她的脸和黑发只是线条。当马蒂斯于 1939-40 年创作这幅画时，法国正因德国入侵之前的所谓假战争而陷入瘫痪。横向翻转，蓝、白、红画布是法国三色。通过这幅画，“马蒂斯给法国带来了幸福的震撼和一个神秘信息”。
《罗马尼亚衬衫》成为被占领法国的欢快吉祥物，即现代的蒙娜丽莎。战后电影制片人都很喜欢她。戈达尔将这幅画的明信片贴在《狂人皮埃罗》卧室的墙上。侯麦用她的海报装饰了《沙滩上的宝莲》 的房间。马蒂斯曾计划在战争开始时逃离，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我感觉自己正在开小差”，他写信给儿子皮埃尔。“如果所有有影响力的人都选择离开，法国还剩下什么？”
马蒂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自己的艺术不受政治影响——1916 年夏天，在凡尔登战役带来数百万伤亡时，他创作了令人回响的家庭田园诗《钢琴课》。但似乎无可否认的是，他至少是被动地声援抵抗运动，抵抗运动席卷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位女性——共产主义地下组织的打字员阿梅莉和信使的玛格丽特——他的儿子让参与了破坏活动。阿梅莉被判入狱六个月；玛格丽特受到盖世太保的酷刑，但在战争混乱的最后几个月里，她从一辆在前往德国战俘营的途中抛锚的运牛车逃脱了。艺术家对诗人和共产党领袖路易斯·阿拉贡的忠诚也对他有利，阿拉贡在逃亡期间与马蒂斯共度时光，后来成为他的传记作者，热情地描写了他。马蒂斯如此痴迷于审美情感，以至于他对生活的反应，如果不是困惑和心烦意乱的话，就像无意识的散文诗。他的生活习惯异常规律。他“早起，工作一整个上午，午餐后进行第二次工作，然后练习小提琴，吃一顿简单的晚餐（蔬菜汤、两个煮鸡蛋、沙拉和一杯酒）和早点睡觉。”这是1917 年他在尼斯的典型的一天。
他与儿子们相处融洽但尴尬，他在晚年意识到，他给他们带来了像他自己的父亲一样的恐吓压力，要求他们达到自己的标准。皮埃尔谈到《钢琴课》中的那个男孩时说，“是的，就是我，你不知道我有多么讨厌那些钢琴课。”唯一能引起马蒂斯注意的人就是玛格丽特。她嫁给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乔治·迪图伊特（Georges Duthuit），他是马蒂斯一生中最好的批评家。当杜图伊特对她不忠时，这位艺术家禁止他写关于他作品的文章。马蒂斯在描述 1945 年玛格丽特越狱后与他一起度过的两周时，最感人至深：“我在现实中亲眼目睹了她为我描述和表演的残暴场景。我不能说我是否还属于我自己。”
马蒂斯在 1941 年写给皮埃尔的信中，以悲伤而无情的自知之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代表了所有有动力的艺术家，他提到了他的朋友乔治·鲁奥 (Georges Rouault) 最近创作的一幅令人痛心的画作：“一个创作像这样的画作的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幸的生物，日夜受尽折磨。他在照片中释放了自己的热情，但也不顾自己对周围的人的热情。这是正常人永远无法理解的。他们想要享受艺术家的产品——就像人们享受牛奶一样——但他们无法忍受不便、泥土和苍蝇。”马蒂斯生命的最后十五年，大部分时间都是病人，是时间的额外礼物——他称之为“第二次生命”——在这段时间里，他决定在油画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发明并发展了一种新的艺术。
他的剪纸作品包括 1947 年的书《爵士乐》，以及与他在旺斯修道院教堂的总体设计相匹配的天主教法衣设计——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包括十七扇彩色玻璃窗和几幅近乎抽象的壁画，这是在一位最喜欢的前模特（已成为修女）和一位理想主义的年轻僧侣的帮助下安排的，他说：“我觉得哥特式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像马蒂斯。”
这个项目不仅令天主教统治阶层感到震惊，也让当时很大程度上受共产主义束缚的当代艺术界感到震惊。（据说毕加索经常建议马蒂斯装饰一家妓院。实际上，他提议建立一个水果和蔬菜市场，马蒂斯“自豪地反驳说，他的蔬菜比任何实际水果更绿，他的橙子更橙” ”）但马蒂斯的声望如此之高，再加上艺术家自己为该项目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因此该教堂于 1951 年在尼斯大主教主持的仪式上落成启用。修道院的修女们起初对这座教堂感到困惑，但后来逐渐喜欢上了它纯洁的宁静和绚丽的色彩。“从现在开始，愤怒或嘲笑的游客要求了解其含义时，会得到负责的修女的坚定回应：‘这意味着现代。’”
马蒂斯的剪纸实现了绘画和色彩的结合，这一直隐含在他的艺术中——常常，好像他的线条不是色彩的容器，而是其扩张产生的边缘，就像波浪在水面上留下的潮湿轮廓一样。颜色和形状有效地合二为一。在他的房子里，设施简单，生活用品丰富，他“从他的床上，行使统治权……模特和助理受到严密看守，与外界隔绝，或多或少被限制在工作场所内。”
毕加索在他的情人弗朗索瓦·吉洛的陪伴下，是一位受欢迎的常客。他们一边像老决斗者一样互相攻击，一边谈论艺术。毕加索认为马蒂斯是“哥哥”。马蒂斯认为他的对手是“孩子”。
当马蒂斯接受他最后一个伟大的委托——旺斯教堂时，他清空了自己的住所，这样他就可以用色彩鲜艳的剪纸覆盖墙壁，而不会分心。他悲伤地告别了在他的许多画作中都能看到的植物。他的珍稀鸽子被送到毕加索那里。后来那只和平鸽成为毕加索最著名和最受欢迎的图像之一。
1954 年 11 月马蒂斯去世时，正如法国人所说，毕加索陷入了désolé。他已经好几天无法画画了。作为对他失去的朋友和兄弟的最后致敬，毕加索画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像马蒂斯的画作。该系列展示了一扇打开的窗户，俯瞰着被鸽子包围的地中海。马蒂斯的鸽子。马蒂斯生活的特殊性和他的独特性之间的联系，是他作为一名艺术家的绝对现代性。关键的事实是他作为一名画家的自我发明，从根本上无处进入艺术史，就像是通过降落伞空投一样。
不像毕加索，他不断地拆除和重建继承的绘画语言，马蒂斯在突发奇想的东西上进行了创新——一种没有指导方针或保证的特权，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焦虑、自我怀疑的代价。“绘画有时让我快乐，但人们要为这些时刻付出代价。”“我的命运由两件事组成，一件事很好，另一件事非常痛苦，两者都无法融入可接受的平均水平。如果你告诉我我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真的不敢相信，因为我的力量来自于我几乎持续不断的自我怀疑。”“Creativity takes courage. ”
创造力需要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