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一位女作家的自白｜萨博·玛格达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二卷，为免费内容。

萨博的这部小说探讨了生存的技巧，探索了如何从沉默中寻找声音，探寻了本真性如何冲破各种虚伪的迷雾——不止是在艺术、文化等领域里，更是在真实生活过、真实离开过的人的生命中。 ——阿莉·史密斯

《门：一位女作家的自白》探索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之间的幽微关系。玛格杜什卡是一位作家，生活优渥，地位显赫。艾梅兰兹是一位农妇，勤劳而粗莽，似乎永不显老。她独自住在一间别人永远无法踏入的房里，她的门永远对他人锁着。她成了作家的管家，料理着作家的生活。时间赋予了她们默契，她们以各自的方式爱着对方，乃至于依赖对方，却似乎忘记了亲密关系的危险。在玛格杜什卡功成名就的那一天，艾梅兰兹的门也被打开了……

门

我很少做梦。即使做梦，通常也会从梦中惊醒，全身湿透。这种时候我便重新躺下，等待狂跳不止的心复归平静，沉思着黑夜中这种无法抵抗的神奇力量。我在童年或少年的时候，既不做好梦，也不做噩梦，但是衰老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将过去沉积物中已然变坚硬了的恐惧向我冲卷而来，之所以那么可怕，是因为它们要比我亲历它们的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感到压抑和悲凉，想来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没有尖叫着从梦中醒来。

我的梦境永远是一样的，分毫不差，回顾那些幻象，我总是梦到相同的内容。梦到我站在我们家门口的楼梯口，在一扇铁框架上嵌着防爆玻璃的门的里侧，试图打开门锁。外面街道上停着一辆救护车，透过玻璃窗看到医护人员闪闪发光的剪影扭曲地变大了，他们的脸不仅肿胀还泛着光晕。钥匙转动，但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我无法打开门，我必须让救护人员进入屋内，否则就会耽搁对病人的抢救。门锁纹丝不动，就像是被焊接到了铁框上一样，我大声呼叫，但是三层楼的居民谁也没有注意到我，事实上也不可能注意到我，因为我发现，我只是张口却说不出话来，就像鱼一样。梦境中的惊恐的顶点是我头脑中突然浮现的这个念头，我不仅无法打开门救人，而且还失声了。经常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自己的尖叫声吓醒，然后打开灯，努力控制自己醒来之后剧烈的喘息。在我们卧室里摆放的依旧是那些熟悉的家具，在我们的床头上挂着家族先人的肖像，他们身上穿着巴洛克或比德麦雅式风格的匈牙利传统服装，全是笔挺的高领和饰有荷叶边的外套。我全知全能的先人啊，他们一同见证了我多少次在晚上冲到楼下去给医疗人员和救护车开门，多少次默然地伫立在那里，静候沙沙作响的树叶声以及透过门缝传来的野猫叫声打破清晨街上的寂静，我无数次思忖，倘若我和钥匙的斗智斗勇失败了，最终也没能打开门，那又会怎样。

这些肖像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们也知道我宁愿忘记的事情根本不是梦境。有一次，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不是在睡眠时脑缺血的状态下，而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一扇门在我眼前打开，那扇门从来就不曾打开过，屋里的人守着自己的孤独和无助的痛楚，哪怕头上的屋顶在噼啪作响地燃烧。这个门锁只有我才有权利打开：那个转动钥匙的人，要比信任神还要信任我，在那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就是神：睿智、谨慎、善良、理性。可我们都错了：信赖我的那个人也错了，自视过高的我也错了。当然，现在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早已无从补救。所以穿着鞋底增厚的医用工鞋、戴着悲剧假面和急救人员制服帽的复仇三女神厄里倪厄斯啊，请你们经常光顾我的梦乡吧，手执双刃宝剑，围在我的床边。每天晚上我熄灯的时候，心里就静静地等候她们，并且盘算着，在入睡的耳畔突然响起门铃，把难以名状的恐惧卷进声音的旋涡，把我带到那扇从未开启的门前。

我的信仰不相信神父所说的那种个人忏悔，他们一遍遍地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应该被谴责，因为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违反戒律。我们这样就能获得宽恕，神既不需要我们做出解释，也不要求我们告诉详情。

现在我要做出解释，并告知详情。

神洞悉我的五脏六腑，所以这本书并不是写给他的；它也不是写给那些见证一切的亡灵的，在我惊醒和沉睡的每时每刻，他们都密切地注视着我。这本书是我写给大家的。我勇敢地活到了今天，我希望也能够这样死去，勇敢而坦诚，但前提条件是，我必须承认：是我杀死了艾梅兰兹。即便我原本是想救她，而不是毁灭她，那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合约

当我们第一次交谈时，我就想端详她的面容，但是出于不安，她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她像一尊雕塑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不像是出于小心谨慎，倒像是遭受了某种挫折。从她的额头上我感觉不到什么，当时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在她濒死的时候才看到她没戴头巾的样子，在那之前，她总是包着头巾出门，就像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或一位安息日的犹太女人，因为她们的信仰禁止她们裸露着额头靠近主。那时正值夏天，我们站在花园里，站在逐渐变紫的暮色下，没有理由做任何防护，根本就不需要。她格格不入地站在玫瑰花丛中。人们能够感觉到，假如我们生为植物，哪个人会是哪种花，而她显然不具备玫瑰的气质，那些胭脂红的花朵放浪地盛开，而且玫瑰也并非纯洁无瑕的花。我立刻感觉到，艾梅兰兹不是那样的花儿，虽然我对她还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总用头巾包住她的脑袋，投射下来的阴影正好遮住了她的眼睛，后来我发现她原来拥有一双蓝眼睛。我也想知道她头发的颜色，但头发总是遮着，仿佛头巾与她已合成了一体。我们初见的那个傍晚颇为重要，因为我们要共同决定彼此能否接受对方。我先生和我是几个星期前才搬来新家的，比起之前我能够独自打理的那套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这里明显要大得多。之前我能够独自打理，不需要帮忙，是因为我的职业生涯被冻结了十年，现在一切都刚重新起步，我要在这个新的地方成为一名全职作家，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无数的事情，要么伏在写字台前，要么被从家里叫去完成任务。因此当我跟这位缄默不语的老妇人面对面地站在这个花园里时，我清楚地知道，假如没有人帮我接管家务的话，我就不太可能出版我在被禁言的那些年里创作的作品，也不可能表达我想说的话。搬完了那些图书馆藏书似的书以及那些需要小心照料、摇摇晃晃的家具，我便开始寻找能够帮我做家务的人。我问遍了身边的熟人，最后还是一位老同学帮我们解决了难题。她告诉我们，她的一位亲戚曾经雇过一位老太太料理家务很多年，久到她都记不清时间了。她特别诚心诚意地推荐，只是希望这位老妇人能有时间为我们工作。老同学保证，这妇人绝不会吞云吐雾地抽烟，将整栋房子烧掉，也不会勾搭男人、不会手脚不干净。如果她喜欢我们的话，甚至会经常带来东西，因为她是一个狂热的礼物赠予者。她没有嫁过人，也没有孩子，只有一个侄子，还有一位警官会定期探望她，而且周围的人都很喜爱她。我那位老同学提到她时语调热情，充满敬重，还说艾梅兰兹是一位房屋管理员，差不多相当于公职人员。她希望这位老太太能接受我们，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赢得她的喜爱的话，她不会为了钱而接受这份工作。

不像是出于小心谨慎，倒像是遭受了某种挫折。

事情的开头并不怎么鼓舞人心。在我邀请艾梅兰兹找时间来我家进行简短的交谈时，她表现得不太热情。我在她当房屋管理员的那幢公寓楼的庭院里找到了她。她住得离我们非常近，近得以至于我从自家的阳台上就可以看到她的家。她正用式样陈旧的工具洗涤那些堆积如山的衣物；她把床上用品浸在一口大锅里煮，下面就是火焰，而她则手握一柄硕大的木勺，从本来就已经够折磨人的沸腾热气中捞着被单。火焰的光芒包围了她。她体格高大，骨感，虽然年纪很老，但是很强壮，不胖，肌肉发达，散发出的力量如同瓦尔基里一样；她头上包着头巾，看上去很像战士的头盔。我们约好时间，她上门来找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就站在这儿，站在这个暮色沉沉的花园之中。在我跟她交代要承担什么家务时，她只是一言不发地听着，我在跟她说话时心里暗想，过去我很难相信上世纪的作家怎么会在小说里将一个人比作湖泊。我感到羞愧，就像以前许多次那样，我为自己居然会质疑经典而感到羞愧。艾梅兰兹的脸色除了平静别无其他，波澜不惊得宛如清晨时刻的水面。我全然不知她如何看待我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因为她的表现显然在说，她既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钱。看起来，她能否接下这份工作，显得对我来说才更加重要。她的面孔隐在那条庄重头巾投下的阴影里，仿佛平静如镜的湖水，没有泄露任何信息。当她最终回应我的时候，也没抬起头来，可能我们需要以后再谈。因为她现在服务的一家人令人失望；男女主人都酗酒，他们成年的儿子也堕落了，不愿供养他们。所以她不会继续在他们家工作。假设有人可以为我们作证，并且对她保证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打架闹事或者会酗酒，那么我们或许还可以再谈谈。我吃惊地站在这里，这是有生以来我们第一次被要求出示能担保自己为人的证明。“我不洗任何人的脏衣服。”她说道。

她有着一副清亮、严肃的女高音嗓门。她肯定已在首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要不是我曾经受到语音学的训练，我都不会从她的元音中听出她来自外地。我问她是不是豪伊杜地区人，本以为她会为此感到高兴，但她只是点头表示承认，说她来自纳多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纳多里隔壁的小村庄——乔鲍杜尔。随后她马上岔开了话题，那方式表明她丝毫不想就此展开。就像其他很多我只在多年之后才弄明白的事情一样，她其实是感觉我的提问咄咄逼人，窥探隐私，而她并不愿意提起过去。艾梅兰兹从来没有学过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但她还是懂得比我多，我一有机会，就会返回昔日的村庄追寻逝去的岁月，追寻那些再也不可能重现的事物、曾经投在我脸上的老屋的阴影、那已经失去了的我过去的家。当然，我什么都没有找到，河流在哪里转弯呢？它裹挟着我的人生碎片席卷而去。艾梅兰兹比我更加睿智，明知不可能，仍会努力尝试，她是在为将来能为过去做些什么而积蓄力量，当然，她对这一切的理解一直深深隐藏在时间里。

在那天我就知道，当她第一次说出这两个地名：纳多里和乔鲍杜尔，她便不会旧事重提，出于某些原因，它们已经变成一种忌讳。算了，那我们就谈些现实的事情吧。我想，我们应该商量按小时付薪酬，这样对她来说会更有利。但是她并不急于做出决定，她说，等她了解了我们的情况，知道了我们的家到底有多邋遢、多凌乱，清楚了自己将承担多少工作之后，才能决定我们应该付多少钱给她。她还会向别人打听我们的情况——当然不会向我的那位老同学打听，想来她很可能会偏袒我的。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她都会告知我们。我怔怔地看着她平静地转过身，有那么一瞬间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位老太太真是稀奇古怪，如果她直接拒绝了我们或许对所有人都好。不过现在也为时未晚——我完全可以冲着她的背影嚷道，这件事情无效作废。但我没有叫嚷。

仅在一周之后，艾梅兰兹重新出现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止一次地在街上和她碰过面，但她只是跟我们打一个招呼便走开了，仿佛既不想匆忙间做决定，亦不想在尚未答应之前便把我们拒之门外。最后当她按响我们家门铃时，我一眼便注意到她是盛装而来。我立刻领会到她那身衣服的含义，不禁因自己身着露肩露背的夏日清凉连衣裙而局促不安地原地踏步。她穿着黑色的衣服，一身做工精细、布料柔软的长袖连衣裙以及一双系带的漆皮鞋。就如同我们还没有结束上次的对话一样，她宣布她会从第二天开始工作，并在本月月末前后告知她每月的酬劳将会是多少，说话时，她目光犀利地盯着我裸露的肩膀。让我高兴的是，我丈夫倒是可以免于这种谴责，即使在酷暑中他也没有改变战前在英国养成的习惯，依旧打好了领带、穿着西装坐在这里。他们两个打扮得那么庄重，站在我的身边，仿佛在给一群原始人做文明示范，其中也包括我，他们想以此引导我们注意自己的仪表，要符合人类的尊严。假如在这个地球上有某谁在某个时刻以某种形式与艾梅兰兹较为接近，那这个人便是我先生。自然而然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直到很久以后才真真正正地接近了对方。

当然，她对这一切的理解一直深深隐藏在时间里。

老妇人依次和我们握手，然而她跟我的肢体接触则是能避则避。若是我碰到她，她会立即拨开我的手指，像是驱赶一只苍蝇。那天傍晚她并没有开始工作，因为这样做并不合适，也很不礼貌。她只是来应聘的。临行前她这样和我先生告别：“祝愿主人晚安。”他怔怔地看着她。这个星球上，恐怕没有人比他更不切合这个美妙的词语了，但直到她逝世，她都是这样问候他。他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才适应了他的新称呼，并且能够做出回答了。

我们并没有达成正式的协议，既没有规定艾梅兰兹应该在我们的房子里工作多少个钟头，也没有具体规定她上门的时间。可以想象，有时候我们可能一整天都看不见她人影，然后到了晚上十一点她又会出现。她也不会进里面的房间，而是打扫厨房和食品储藏室，一直持续到凌晨才结束。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连续一天半都无法使用浴室，因为她会把毛毯浸泡在浴缸里洗涤。她的工作时间是和效率相匹配的，这位老妇人就像机器人一样。搬动笨重的家具时，她也毫不考虑自己。从她的力量和工作承受力来看，仿佛在她的体内住着一个令人惊骇的超级人类，在她根本没必要承担这么多活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显而易见，艾梅兰兹陶醉在她的劳动当中。她酷爱劳动，一旦闲下来，反而会感到手足无措。无论做什么，她都做得无可挑剔，另外，她几乎悄然无声地在公寓里面活动——既不显得亲近，也不好奇，而是避免不必要的交谈。她提的要求比我想象中更多，但她也给予了我们许多。若是我提到要招待客人，或是客人不期而至，她都会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我通常都会谢绝，因为我不想朋友们得知，我在自己的家中居然无名无姓。艾梅兰兹只给我先生找到了一个称呼，而我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夫人”。在她最终弄清我在她的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之前，在她判定我在她的关系网里到底是谁、该怎么称呼并可以开口称呼我之前，她不会以任何方式称呼我。当然在这一点上，她是对的，任何没有原由的定义都是有失偏颇的。

很遗憾，无论在哪个方面，艾梅兰兹都无可挑剔，可有时也令人难以接受。对我小心谨慎地赞赏她的话，她并不禁止，但是不希望我们经常地回应她，不需要我们夸奖她，她对自己的成就了然于心。她时常穿着一身灰色衣服，在节假日或是特殊场合再换成黑色的。为了保护她的裙子，她会系围裙，而且每天都会更换。她对纸巾非常不屑一顾，而偏向使用雪白的上了浆的亚麻手帕。当我发现原来她也有一些弱点时，我真的感到心情舒畅。譬如说，有时她会大半天都毫无原由地不理睬我，无论我怎么询问她，她就是缄口不语。而且我不可能注意不到，每当打雷或者闪电的时候，她都会对暴风雨很恐惧。无论手头在做什么活计，一旦雷阵雨快要降临，她就会停止干活，并且既不交代，也不解释就跑回家，躲在她的家里。“她毕竟上了年纪，”我跟我先生说道，“老太太，不可能没有狂躁症。”“她的这种恐惧既像是狂躁又不像，”他摇摇头说道，“肯定是因为什么事，只不过她觉得和我们无关罢了，究竟何时她才会跟我们透露一点她的实质性信息呢？”据我回忆，她从未透露过。艾梅兰兹不是一个话多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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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电影《门》（2012）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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