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理老师的自白：我是学校的“免责声明” | 人间

心理老师是家长和学校都不待见的岗位——家长觉得心理老师事儿多，专业性不足，学校觉得心理老师活儿少，因此要划归德育处，帮其他科室干杂活。此种情况下，要是学生还反着来，那工作真就无法开展了。

“选高不选中，选小不选中”是心理健康界的铁律——初中的心理老师是最难干的，老师们都亲切地称青春期心理巨变的孩子们为“猴”。我去年刚上研究生时，师兄师姐们就一致建议我实习时最好是去小学，“虽然都是不好干的活，但小学生普遍对老师还怀有崇拜感”。

今年2月新学期开学，学院分配实习，我幸运地被分去了和我们大学合作的小学。与我同级的庄雅琴则不幸被分到了对口初中。在师兄师姐惨痛经历的“恐吓”下，我俩约定，实习结束时仍要保持对心理学的基本热情。

身处新一线城市，我去的那所小学谈不上区里的第一，但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他们开会的时候总是强调“育人育心”，这让我宽心了许多。不过在临行的酒局上，实习过的同学提醒我：“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是‘让家长觉得孩子心理健康’。”

第一天上班，我在校门口就碰见一位穿校服的女生，打着腮红，嘴唇涂得鲜亮。这种妆容看起来很老气，但却让我有种熟悉的感觉——在我小学时，“迎宾岗”上的学生也总是如此，大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装扮孩子，让孩子们的脸看起来违和又好笑。

那个女生见到我，迅速地向我鞠了一躬：“老师好！”我有些恍惚，向后看了看，确认没人后，笨拙地点点头，也向她问好。

孩子们在操场上撒欢，挑战耳膜的尖叫不时地从花坛深处传来。我整了整衣服，从书包里掏出通行证，向门口的保安示意。

保安却皱了皱眉：“你是来干什么的？”

“实习的老师，这是通行证。”

“你把口罩戴好，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证，你给里面的老师打电话。”

一张通行证如果不能在保安那里获取通行的权力，我实在想不到把它挂在我的脖子上还有什么用。随后，我的名字被一个稚嫩的童声读出来，我低下头，一个小男孩正指着我的通行证，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

教务处罗主任从楼里火急火燎地跑出来，向我挥手，她叫我“李老师”。

“叫我小李就好了。”我赶紧回。

“李老师，我们小学就缺一位心理老师，你来得太及时了。”罗主任看起来有四十几岁，下巴上有一颗痣，眼睛虽小却很有神，她身材不是很高，讲话时目光偶尔和我对到一起，总像是在确认什么。

“李老师”这个称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将拇指搭在书包带上，一副要大展拳脚的样子，自信满满地答：“您放心，我争取为咱们学校小学生的心理状况做出一些改变。”

我被分到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同时也是学校的心理活动室。这里落满了灰，靠门的那面墙放了一张行军床。罗主任迅速找人将杂物清理了下，我将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拉开窗帘，刚好能看见操场上的学生。

操场上的小学生与我十几年前上小学时的状态很相似。男生们不规则地散落在操场上，相互追逐，女生则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有的围坐在地上，有的弯腰在花坛里捡什么东西。偶尔有一群女生追着一个男生跑，一边跑一边起哄，那男生便躲进楼道，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不用想也知道，他随后会躲进男厕所，隔着门帘大声叫嚣——我小时候就是那样子的。

但现在的孩子们和我小时候也有区别，他们口中的词汇和网络高度相关——老六，渣男，海王，下头，坤坤……一句话里能传递信息的词汇很少，有时甚至只是一些“热梗”的堆砌，就能引起一阵爆笑，就好像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连接”——我抛出一句流行语，你就要以笑声回应，直到一方用尽自己的流行语储备。

趁没人的空当，罗主任推门进来，坐到我面前：“李老师，最近有一个事挺着急的，想让你帮帮忙。五年级组的男生在班级里传阅女性的不雅图片，四个班主任都气疯了，有的男生还把女生的生理用品掏出来扔到地上羞辱人家。都是女老师，管理起来也不太方便。”

青春期、性教育……相关的名词在我的脑中接连出现，从学校里出来的人总是会不自觉地将问题分类，再按照标签找到对应的解决办法。我虽然能意识到这种做法很幼稚，但我却没有能力改变。

“确实有研究说孩子的青春期提前到了五六年级，由于网络的发达和营养的提升……”我说。

“这些我们一线的老师比你清楚，我们需要一些解决办法。”罗主任的打断使我措手不及，我很想给她一个方案，但在这样的交流中我很难说得出口。

“班主任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学生们互相检举，连收买带吓唬，最后揪出来一个源头，叫张亮，我希望你能和他约谈一下。”

见罗主任雷厉风行，我只能答应下来。

下午一点半左右，一个寸头的小男生敲开了心理活动室的门。我和他一同坐在沙发上，他很紧张，看起来很担心自己受到什么严重的惩罚。

我灵机一动，拍拍他的肩膀说道：“张亮，他们都说是从你这传出来的？”

他点点头。

“我不信，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一般来说，小学生的检举总是为了脱罪，这种事情的传播源不可能只有一个人，为了让他卸下防备，我决定和他站在一边。

张亮眼睛放了光，抬起头和我解释：“他们都不是我的朋友，老师逼他们说一个名字，他们就说是我传的。”

“那你是不是很委屈？”

“嗯。只有小孟是我的朋友，他没有说谎。不是从我这传的。”他打开了话匣子。

“那你看了什么，和我说说。没啥事，不会有惩罚的，相信我。”

“就是上微机课的时候，陈东铭搜女主播的视频，我在旁边看了两眼，他们就说是从我这里传出来的。”

“是这种吗？”为了了解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了“女主播”三个字，画面里是一位性感的女性穿着黑丝和制服在跳舞。

“差不多。”他点点头。

“那你觉得好看吗？”我问。

“不好看。”他回答。

“为什么？”

“她穿了黑丝。”

“那我们应该怎样做？”

“制止她。”张亮毫不犹豫地回答，似乎在期待我的认可。

说实话，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答——会依据自己的审美而去干涉女性的穿着。

于是，我选了大部分心理老师都不会做的事情——我又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女性穿搭”，各式各样的图片都跳了出来。

“你觉得这些女生穿着哪个比较好看？”我推了推电脑，让屏幕更好地朝向他。

张亮指了指一位穿校服的女生。

“校服，短裙，JK，黑丝，都是女生可以选择的一种装束，就像我们男生打球时会穿短裤，有时会选择西装，而有时候穿皮鞋或是球鞋，这些都是不同的选择，都是美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好看，我们也不会选择它们是不是？”我指了指他脚上穿的帆布鞋。

张亮思考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那我们要学会欣赏女性不同的美，就像我们穿漂亮衣服的时候也希望别人夸奖我们对不对？”

“嗯。”他先是点了点头，随后补了一句，“但我觉得刚才的女主播穿黑丝是为了吸引眼球。”

“有可能，但那不是全部的女性呀。”我继续引导下去，“那我们还要制止穿黑丝的女生吗？”

“要。”

“那你觉得女生可以要求你不穿这双鞋吗？”

张亮摇摇头。

“这是一样的事情，都是一种穿着的选择，你觉得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那你觉得陈东铭为什么会看这个视频？”

“他想看她的隐私部位。”张亮回答得十分直接。

“如果我们不带着这种目的，我们可以大方地欣赏女生不同的美。把老师今天和你说的话，分享给班里其他的同学，这样才能更好地尊重异性。”

这是我第一次和学生谈话，张亮因为没有受到惩罚而开心，他小心翼翼地关上咨询室的门时，和我说了“谢谢”。至于我说的内容，我不知道他听进去了多少。我自认做了一次成功的访谈，上来就抓住了张亮对被检举这件事的不满，以此作为突破口找到他的深层问题。

那时的我，全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来临。

当天傍晚，临近放学，张亮的班主任秦老师和罗主任一起找到我，对我处理张亮这件事的方式及结果表示不满。

“我们要的结果是停止传阅这种带有性暗示的视频，我觉得你的谈话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秦老师将手撑在桌子上，逐句地阅读谈话记录——我和学生访谈的问题和流程会在访谈日志上记录。

“停止这种传播要靠进一步的性教育，仅仅是我的制止是不够的，越强调越好奇，这种行为会更加严重。”我回答。

“你这样和孩子谈完，他回去就在班里说，自己和心理老师一起看了这种视频，到时候你更难处理。”罗主任的话总是很雄辩，让人难以反驳。

“我们学校过一阵子会派一批研究生来上心理健康课，到时候可以做整个五年级、六年级组的性教育，这个时期产生对身体的好奇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性教育很有必要……”我说。

“不可能。”罗主任没有丝毫犹豫，打断我继续说，“在整个城市，你不可能在任何一所小学听到‘性’这个词，我们出不了这个头。”

见我语塞，罗主任乘胜追击，说我还是太年轻，想问题太少，她让我“把理论上的正确带到现实生活里来”，让我再思考一下以后的工作方式。随后，两个人大步流星地离开我的办公室，像是打了一场胜仗。

一周后，二十几名心理学在读研究生被派到这里，对小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囊括六个年级，为期七周。我在这里实习，负责两方对接。课前，班主任们从班级叫出几名学生，他们在走廊里排成长队，大概有十几个孩子，五年级六年级居多，垂头丧气地前往一间教室。张亮也走在队列里，他认出了我，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这些孩子太闹了，不适合心理健康课，别把你们同学吓着。”秦老师向我解释道。

我看着他们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队列里不时传来这样的声音：

“心理健康课有什么好上的，不上就不上。”

“可是老师领着做游戏诶。”

“游戏我们自己也能玩，不用他们。”

……

这些孩子的背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也许他们才是心理健康课本来的对象。

回到办公室，我浏览着同学们准备的课件：“神奇的记忆”“学会表达情绪”“学习的方法”“什么是心理课”……给同学送去录课的设备后，我又返回那间关着张亮他们的教室。老师们都在顶楼开会，这些被特殊对待的孩子没有秦老师说的那样吵闹，他们三五成群地聚成几堆。高年级的同学凑在一起吐槽老师，低年级的同学在桌子上玩着什么小玩具。

见我走进来，他们在我身边围成一团。

“老师，张亮说你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你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胖胖的男孩在我肩膀上打了一拳。

“没有‘哪边’这回事，老师们都是希望你们能更开心。”我回答。

“老师，什么是心理健康课呀？”张亮问。

“就是以做游戏的形式，向大家介绍一下心理学的知识。”

“我知道，我知道，心理学就是猜你心里在想什么，现在我们在想啥，小李老师都一清二楚。”一个女孩从外围钻到内圈。

“老师，你猜我们在想什么？”

“不不不，心理学不是这样子的。”我连忙解释。

“我们在想，是不是自己心理不健康，所以才不能上这个‘心理健康’课。”

孩子们的问题总是让我不知所措，我只好扯谎说：“你们的课程由我单独负责。”

他们很高兴，连在墙角弹笔的低年级学生也围过来，等着听我讲些什么。

我将房间的灯打开，才发现这间教室并不用于上课，多媒体功能是坏的，我只好拿起粉笔，用最原始的方式在黑板上写下五个字：“心理健康课”。我从没想过自己的第一节课会以这样的形式呈现，我将自己还没设计好的课程雏形拿出来，和他们分享我对心理学的理解。

“老师，我们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一位同学打断了我。

“这个问题也是老师一直在面对的，每一步都要考试，每一次都要竞争，这是我们避不开的事情，但老师这一次想和你们说点不一样的。”我坐在讲台边上，方便他们将我围住。

“我想说的是，大家可以试着去培养一个持久的爱好，因为总有一天你们不再面临现在这样的压力，你们需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继续学下去。如果没有选到喜欢的，或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么在未来就要为了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去和别人竞争。由于不喜欢，自然做不好，失败又会让我们否定自己。以后的工作也会和你选择的专业相关，那么这一生可能都在从事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一个持久的爱好能够帮你保持对生活的热情。”

我念经般的发言让坐在后面的女孩昏昏欲睡，但仍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我，在我说完后，他开了口：“老师，那你喜欢心理学吗？”

“喜欢，我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人。”我回答得毫不含糊。

孩子们燃起了热情，纷纷讲述自己的爱好：唱歌，做实验，踢足球……还有人分享家里亲戚朋友的例子，谁的小舅做了足球教练，谁的姐姐当了美术老师。坐在讲台上的我成了听众，我耐心地听完每一个故事，遇到腼腆的孩子，就站起身凑得跟他更近一些。

下课铃响了，一位老师推开教室的门，见我坐在讲台上，便和我打招呼：“小李老师，不好意思，楼上在开教研会，这帮孩子就没人管了，还得你来带。”

“没事的，他们都很可爱。”

“他们都是差生，有问题的孩子，这不是今天你们学校的领导也来了，放在班里不好看。”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丝毫没有避讳。

我摆手示意她不要说下去，但她并未领会：“这都是屡教不改的，你得让他们知道错在哪，有赏有罚才合理。”

孩子从我们两个之间穿过，朝那个老师做了个鬼脸。

平日里，我主要负责孩子的心理咨询、学校公众号的运营、学生处老师的杂活以及解决他们眼中一切和“心理”相关的事情。在这个小学待得越久，我越发觉，这里的老师们对心理学好奇又恐惧。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总会要我分享些心理学知识，打听我研究的方向以及所在课题组的方向。如果我说的心理学知识与他们期待的不同，他们就想要逃离，一旦我露了怯，他们就会让我见识一下他们眼中的心理学。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21世纪最神秘的一句开场白，它能让一切观点沾染上学术的气息，同时也让这些观点不容辩驳。

很多老师都爱与我讨论“原生家庭”的问题。我说：“这些是孩子行为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之所以‘原生家庭’理论这样出圈，是因为人们需要为自己出格的行为找到开脱和借口，‘正是因为我受了怎样的影响，所以我无法从生活的泥沼中逃脱’。人的认知能力呈阶梯式上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喜欢看一些积极的故事，后来我们意识到那是无用的鸡汤，就转而去相信那些晦涩艰深的理论。因为人的认知容易两极分化，现在关注点是时候回到积极心理学上了……”

听我这一通解释后，这些老师认为我学得并不到家，不能下一些笃定的、神秘莫测的论断。我只能笑笑，努力扒饭。

在我入职两周左右时，心理活动室的门被一位年轻女老师推开了。我本以为她是来交流班里学生的问题，她却径直地走进来，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

“我想和你聊一下，可以吗？”她的语气略带恳求，我才注意到她的脸色很差，头发油油地垂下来，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她叫杨雨，是一位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这是她在这里工作的第二个年头，之前她是在辅导机构上班，公司倒闭后才来了这个小学。

杨雨向我讲述了在这里当老师的压力——和外界想象的轻松悠闲不一样，作为小学老师，他们依然逃不开“科研”任务的折磨。杨雨说自己本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但学校整体的氛围很卷，她只好拿出写本科论文的架势，没日没夜地写项目书。还有，学生的家长也让人头疼，他们不喜欢任课的数学老师，就想要抱团将老师挤走，她作为班主任，夹在中间很难做。

此外，学校隔三差五举办“校本（以校为本）活动”，比如把学生的美术作品按年级组分开展览，“其实，这些美术作品大部分都是出自家长之手”。作为老师，杨雨得负责和家长沟通，收集作品，整理文稿。学校还和社会展开了多方合作，每次有什么开幕式都需要带孩子排练节目、表演节目。作为新入职的老师，杨雨对这些事疲于应付：“我真的像一只鼓满了废气的气球，随时都会爆开。”

学校的工作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她没时间、更没耐心陪自己孩子。“老师，尤其是班主任，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她说着说着哭了出来，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又补充道：“你是孩子们的心理老师，应该也不管老师的事，说完这些我就已经很开心了，谢谢你。”

我拦住了她，同她聊了一整节课。这并不能称之为杨雨做的心理咨询，倒像是对我的现实教育。

“不是你该干的活儿你就不能推了吗？你一语文老师老掺和学校的事干啥，你把班主任辞了比啥都强。”杨雨的老公总是用这些话回应她的崩溃。

“他以为小学老师的世界简单而纯粹，几句话就能改变领导的安排。他就不明白小学的领导和他公司的领导都是一样难缠。”杨雨和我分享他对老公的不满。

“你说，既然老师、家长和孩子都嫌麻烦，为什么这个模式还运转了这么久？”我对此产生好奇。

“因为看上去好看——孩子在其中得到了锻炼，家、校在其中进行了配合。说到底这是一种‘免责’的思维——做了就比没做先进，有就比没有好，完全不管效果。另外，社会对于老师天然存在着某些敌意，他们看不惯老师闲下来，即使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让老师‘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杨雨的话里充满黑色幽默。

“真正缺失的教育又没有得到展开。”我说。

杨雨点点头：“有时候我觉得你是对的，比如你提到的性教育。这时期孩子对身体产生好奇是无法控制的，因为他们在发生改变，身边人也在发生改变，不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而指责孩子的行为是不当的。”

“是的，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有一批研究生去设计课程了。”

“但你没有理解的一点是：这些学校行政系统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改变’什么，而是‘维持’什么。家长们抱团去挤兑科任老师，通常是教师背锅。因为家长是变数，而老师是定数。”

下课铃响了，罗主任从门口走进来，杨雨和我道了声谢，便离开了。

罗主任将手机递到我面前，小声说：“学校出了个紧急情况，有孩子在操场上晕倒了，家里的关系很复杂，你帮着处理一下。”

我看了眼手机屏幕，上面是她和孩子父亲的聊天截图。

对方明确地说：别让她妈来接，我们已经离婚了，孩子判给的是我。

罗主任回复：现在情况很紧急，孩子在医院，班主任在医院陪着。

孩子父亲再次回复：我和你说了我很忙，等我忙完再说。

去医院的路上，罗主任告诉我，晕倒的孩子是个女生，叫黄丹，她身上还有几处淤青。待我们到了医院，医生说孩子是低血糖导致的眩晕，现在已经恢复了清醒。

在黄丹口中，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

她八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她长期和父亲一起生活。她父亲在公司有一定的职位，经济条件十分优越，但总是没时间来接她，即便如此，父亲也绝不允许她母亲见她，母亲来学校都是偷偷地将她叫到围栏处，望一眼，给她点东西就走——似乎她父母之间存在着什么协定，具体内容，她就无从得知了。 

“爸爸总是喝酒，有时还会打我。”黄丹看着我的眼睛，完全袒露了心声——原来她身上的淤青是这么来的。

这些孩子都对新来的心理老师有着莫名的信任，好像我们天然就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而学校的教师只会将他们的秘密出卖掉。也许带上“心理”两个字，“老师”确实会让人感到安心，但这种安心更加触发了我的焦虑，因为我知道，面对这种事情，我什么也做不了。心理咨询里最大的悖论就是咨询师会给出“换个环境”之类的建议——大部分人如果真的有能力换个环境，也不会产生心理问题。

那天下午，我就这样陪黄丹坐了两个小时。我们随意地聊着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黄丹那句：“老师，我爸爸的心理是不是不健康？他们都这样说。那我的心理会不会也不健康？”

作为一个心理老师，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我的心理健不健康？”，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似乎人们对心理问题有种天然的焦虑，而我也积累下了模式化的回答给那些成年人：人的情绪在一定范围内摆动，忧郁悲伤并不代表着心理不健康，它需要长时间持续并伴随其他症状，您的状态看起来很不错。

但这一次，我却不知道该怎样回应黄丹——她以稚嫩的思维提出一个宿命式的问题。思考了一会儿，我告诉她：“有个叫德西（Deci）的老爷爷说，你可以决定自己的心理健康。”

“这个老爷爷是干什么的。”

“心理学家。”

“和小李老师一样吗？”

“不，他是小李老师的老师。”

晚一点，黄丹班主任来换我的班，我才抽身回去。听说那天黄丹的父亲很晚才赶来，再后来，黄丹在学校断断续续地上了一周课，便转学走了。

在罗主任的建议下，为了稳住黄丹的父亲，我没再主动找黄丹，不过得知她转学后，我还是忍不住向黄丹班主任打探她的消息。

她的班主任显得很不耐烦，好像我的存在为她带来了许多麻烦，好像我在关心一件毫无必要的事儿：“转走了就是转走了，哪有为什么，对人家也不是难事儿。”

“孩子最后那几天状态怎么样？”

“活蹦乱跳的，和同学说她要提前放假了，给她同桌听得心都要飞出去了。”

说完，她将我扒拉到一边，好像我也是小学生中的一员——这所小学老师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习惯性地认为“他人”是不够成熟的，只有自己掌握着“成熟”的定义权。

我有些失落，只能不断降低自己的预期，安慰自己：“不要试着改变什么就好了。”“我一个实习生又不挣工资，何必付出如此多的精力。”“我是来收集数据的，在这里做出什么成绩都不会帮助我升学、发论文。”……但每次一个新问题摆到面前，一个新学生走到心理活动室，我还是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心理学本应如此，我能够帮到他们。”

入职一个月，我设计好了自己的第一节课，以“社恐”为主题，讲述人际关系。

课程的开头我列出了如“不敢和陌生人说话”“被人注视会难以完成任务”“在人多的场合会感到紧张”等几个问题，让符合条件的学生举手。举手的学生总是班里的一小部分。

“今天是多数人尊重少数人的一节课。”我说。

我给孩子们播放了一个影片：一只社恐的小兔子想要在地下挖一个家，在这个过程中，其他的动物朋友们试图帮助它，都被它拒绝了。为了避开这些地下动物，小兔子将家挖得越来越深，最后挖出了地下水，让整片动物居住地都危在旦夕。小兔子向动物朋友们坦白了这件事，大家一起合力解决了危机。通过这次合作，小兔子和大家建立了友谊，在小鼹鼠的帮助下打造了一个温馨的家。

在影片的末尾，小兔子在家门口钉了一个信箱。

“有同学知道，这个信箱意味着什么吗？”我问——在原本的设计中，我认为这是小兔子与世界建立起联系的象征，从此它有了有朋友，会有人给它写信。

“老师，因为他打算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分享给其他小兔子，让他们都不再‘社恐’。”张亮回答。

这又是一个预期之外的回答，十分惊艳。于是我想让他多表达一些：“能说一下你为什么这么想吗？”

“因为你和我说过，要换位思考，我也把你和我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小兔子也会这么做的。”他回答。

我从未想过自己的话会对张亮造成如此直接深远的影响，甚至之前罗主任和我谈过后，我都怀疑自己和张亮的那次对话是不是真的做错了，那种“成熟”的风格是否适合小学心理健康老师工作。

现在看来，张亮听进去了我说的话。

我的毕业论文主题是“系列课程对小学生创造力的干预效果”，需要在课程前和课程后对他们的创造力进行测量。在课程进行几周后，我开始收集数据，给学生们发了一批问卷。老师们对此表示不满，他们想出的对策包括但不限于“一个孩子填5份”“全选1”“必答题选答，选答题不答”……

倒是孩子们对我的问卷有着强烈的热情，他们拿着问卷跑到我的办公室，问我是不是可以随便选，我说当然不是，要认真地如实填写。他们说班主任只给了一个课间时间写问卷，不管填没填完，时间到了都要收上来。

老师们这样的态度让我的工作很难展开，我只好去他们的办公室沟通。见我走进来，办公室里五个老师瞬间走了四个，只剩下一位年长的老师坐在那里。

我硬着头皮捧着问卷走到她面前：“老师您好，想跟您沟通一下三、四班问卷的情况。”

她没有抬起头，仍是盯着电脑屏幕，耳机里的声音漏出来，大到我都能听得见。我将问卷放到桌子上，试图引起她的注意，却没想到这个动作惹怒了她。

“你对我什么态度？！”她摘下耳机，歇斯底里地向我咆哮，办公室的门没关，门口聚了一堆学生。

“我的年纪都快当你妈了，心理学不教怎么尊重人吗？！没时间跟你们实习生浪费，你有那空把孩子的注意力改善一下，咨询四十分钟也不见咨询出个啥来！”

她的话术一个接着一个，嗓门也越来越大，最后她摔门离去，我只好返回心理活动室——孩子们等在那里，等着听我的好消息。

“上课铃响了，你们回去吧，老师静一静。”我只能说。

我拿着一摞无效问卷找到了校长。这里是我们的实习基地，理应配合我的实习工作，校长的态度很好，让我回去等消息。

果然，下午其他班级的问卷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本以为事情得到解决，直到临近放学，我的办公室门口被一群老师堵住了。他们一边拍我的门，一边发出咒骂，好像他们在学校里遇到的不公待遇都是因我而起。

许久，我将门打开，为首的英语老师冲进来，随后是一位体育老师。

“你没事儿干跑这儿过家家来了？”体育老师问。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做科研了不起？研究生烂大街的玩意，你早生十年，本科你都考不上！”英语老师把话接过来。

他们在门口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最后看见罗主任从楼上下来，他们才悻悻离去。

罗主任一边替我收拾卫生，一边说我的工作方式有问题。她强调，职场讲究个程序正确：“要找也是找先我那边的人去联系校长，直接找校长看起来像是打小报告。”

在罗主任的沟通下，我收获了敷衍的道歉，老师们也承诺尽量配合我的问卷调查。

我最先收集的，是论文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研究主题关系不大，只是一些基础的数据，但仍让我感到惊讶——整个五年级组的学生，单亲率超过50%，长期不能同时见到父母的比率占到了70%。

此前我并不了解这种情况，我只知道孩子们喜欢将“自杀”挂在嘴边，因为这样能够获得我的关注，但其中不乏真的有自杀意图的个体，我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孩子甄别出来，再逐一谈话了解情况。

心理活动室恢复运转后，每天都会有两三个孩子敲门。一开始是孩子自愿来这里找我交流，后来这件事就变了样——名额由班主任推荐，班主任觉得哪个学生有问题，就把谁送到心理活动室。这样，我的办公室仿佛成了“少管所”，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减轻了班主任的压力，但也让心理活动室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老师们把孩子送来的理由千奇百怪——上课不认真听讲的，个人卫生有问题的，在书本上有涂鸦的……这些孩子们在办公室里和我大眼瞪小眼，经过我逐一排查了解后，得出结论：他们的心理很健康，唯一的问题就是不爱学习，但远没有到学习障碍的程度。了解过情况后，孩子们屁颠屁颠离开活动室，还因为少上一节课而感到开心。

一天中午，我已经和三个孩子谈过话，正准备出去吃饭，发现门口蹲着一个女孩。我蹲下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却抱住了我。她叫林羽墨，并不是咨询名单上的学生。她说她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才一直等在这里。

林羽墨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面临着小升初。最近她的成绩稍有下降，她母亲就表现出强烈的失望。她母亲并不会在这种时候选择使用暴力，而是通过言语去刺激她：“考这么差去死好了”“你真的很让我们失望”“你知道妈妈为了给你补课花了多少钱吗”……林羽墨说自己明白学习的重要性，“但再怎么努力也回不到原来的排名”。当她将这些事讲给班主任时，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对啊，你考这么差为什么不去死？”

“老师，我最近总是感觉很紧张，有点想吐……”

“现在也想吗？”

她点点头。

“胸闷？感觉气特别短？”

她长舒了几口气后点了点头，说自己总是绷得很紧：“即使身边什么事也没发生，也有种担心的感觉。”

我意识到，她的焦虑已经有了“躯体化”的表现，因为她说学习的时候母亲总是突然推门进来，而她背对着门，完全无法预计将会发生什么，这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

“持续多久了？”

“从上个月出成绩就开始了……”

我将问题记录下来，反馈给罗主任和林羽墨的班主任，并表明希望和她的母亲通个电话。我没想到罗主任对此格外支持，后来我才知道，我和家长的谈话将会被做成学校公众号宣传的素材——学校的自媒体已经许久没有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推送了。

在罗主任的注视下，我拨通了林羽墨母亲的电话。

“您好，我是小学的心理老师，方便交流一下吗？”

“您打错了。”

对方挂断了我的电话，待我们再次确认号码的时候，林羽墨班主任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的女儿只是成绩下降了一点儿，学校的心理老师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他是在说我女儿有病吗？”林羽墨的母亲在电话那头歇斯底里地问道。

还是罗主任出马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对林羽墨的母亲说：“现在问题已经产生了，学校的老师出于负责的角度通知您，真在学校出了事，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最后，我们算是成功说服她带女儿去医院做检查，由于已经出现“躯体化”的表现，下一步的情况可能会很复杂。

这件事后，我对罗主任的印象有所改观。当然，也许她只是不希望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意外，让学校承担责任——我最终也学会了这种难缠的思维方式，将一切以责任、后果的角度来看待。

罗主任对我说：“这次之后，也许林羽墨的妈妈知道了孩子的问题，会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也许她不知道，继续这样行事。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很多时候孩子的问题根源在家长，而我们只是孩子的老师。”停顿了一会，她又补充道：“谁也做不了家长的老师。”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是我实习期间唯一实现事情改变的案例——林羽墨去医院后，医生要求母女之间遵守三项规定：将林羽墨的座位面对着门；进入卧室先敲门；确保林羽墨能够独处一段时间。林羽墨的母亲遵守了前两个规定，尽管有时无法遵守第三个规定，但对她来说，这可能已经是极限了。同时，依照我对林羽墨情况的陈述，学校也做出了一些配合——巡班老师和班主任不再出现在该班级的后门监视学生的纪律了。

但林羽墨的母亲并不领我这位实习心理老师的情，她认为既然有医院这样专业的地方，学校就应该请有临床经验的心理医生，而不是我这种实习老师。对于我的提醒，她仍旧认为是“上纲上线”，“为了做出成绩而得到大学的表彰”。

一个周末，我和庄雅琴一起吃饭。虽然只过去了中学实习两个月，但她的变化很明显——她学会了些当地的方言，动作大开大合的，没了之前的拘谨。

她告诉我，初中的孩子果然是“猴”，上课不配合，咨询不说话，提问就往反方向回答，反正是非考试科目，老师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初中的心理老师挂靠在德育处下，干的都是德育处的杂活，“今天给家长写封信，明天接待下校领导，和心理有关的工作一共没几样”。

我也给她说了下我这边小学的情况。

“性教育？这雷你也敢踩？心理老师的两大雷区，一个性教育，一个校园暴力，弄不好就被投诉。”她说，“性教育是你保不准孩子回家怎么和家长传达，校园暴力是你保不准他家里什么背景。”

也是，那二十几个研究生直到离开小学，也没设计关于“性教育”的课程。

但有一点，我俩都认可——老师们都把心理老师当神仙，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了要找我们，成绩下滑找我们，青春期问题也找我们，甚至还有老师问庄雅琴PUA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教教她，“班里有几个学生得好好PUA一下”。

当我们真的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时，就会发现心理老师的活动范围很窄。学校需要的是我们用老办法去解决他们处理不了的问题，至于新的办法与新的观点，只需要一个词汇就能击溃——“负责”——没人想负这个责，当我们主动承担的时候，又会被告知你没能力负责。“责任”是成人社会最玄妙的词汇，能让人理所应当、心悦诚服地动弹不得。

“其实我们不过是顶着心理老师的名，做着和其他老师一样的事——替家长监控学生，替领导传达指令。唯一的不同在于，我们是学校行走的‘免责声明’，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在默默地表达着，‘学校已经努力过了’。”庄雅琴说。

“心理老师岗位越来越多，也是一种家长控制欲的投射，通过我们更好地控制孩子。”我回答。

再次回到学校，杨雨老师提醒我：“你可能会摊上一些麻烦了。”她在办公室里听说，五年级组的几个家长已经开始抱团，他们对我的工作不是很满意，想换掉我，借此让学校招一个有临床经验的心理医生。

“你处理那个男生的事让家长知道了，不知道怎么传出去的。”

“浏览不雅视频的？”

“嗯，家长说这种处理方式没有通知他们，破坏了心理老师的规范。你打算怎么办？”

“本来实习五月份也就到期了，和学校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提前回去。”

“我也打算辞职，往南方走走。”

“你孩子呢？”

“让老人带吧，我怕过几年连辞职的劲头都没有了。”

果然，四月中旬，我收到了“家长委员会”的弹劾。这是他们挤兑老师的一贯伎俩，但是作为非考试科目的老师被家长换掉，听说还是第一次。他们的理由很充足，在家长大群中洋洋洒洒几百字的公告，甚至听起来无懈可击：

“年龄还小，缺少实践经验。”

“研究生尚未毕业，那就和本科生一样，现在本科生是烂大街的文凭，不能承担起心理老师的重任。”

“鼓动学生传播不良视频。”

“将孩子的正常生活上纲上线。”

……

家长们同仇敌忾的语气证实了临行前师姐的话，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重点在于“让家长觉得孩子心理健康”，而我触碰了他们的定义。

好在实习即将结束，我带着收集好的数据返回大学。我需要在这些数据之间折腾出些“显著性”来，得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结论，想办法做成一篇文章发表，将其填充进心理学这栋大楼里，成为别人眼中心理学飞速发展的一环。

当然，这些故事和经历不会成为研究的变量，甚至可以说与研究毫不相关，因为它们已经脱离了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也缺乏创新性，对我在心理学领域的发展没有帮助——只有那些复杂的结论、高深的统计方法以及将国外理论应用于中国本土研究的方法，才有用。

经历过本科四年，到了研究生阶段，我已经逐渐接受了“心理学的研究不会真的改善人的心理健康”这个结论。或许也是我对此了解还不够深，在我看来，心理学研究的生态效度不太好，也就是从实验室推广到现实生活的能力和成效不太好。

心理健康是心理学研究中一个领域，这个学科越发展越窄，能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的能力很存疑。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就是，“做了XX研究后，我得出一个对社会的建议……”然后教授就会反诘：“我不做这个研究我也知道这样去做。”

如今，心理学又走到了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阶段，尤其是脑科学。学科里上了一堆生理指标的技术，比如近红外光，核磁共振，脑电信号等等。在这个范围内，现实意义就更含糊了，因为它确实有神经影像学的意义，也确实有心理学学术的意义，但是他对现实世界做了什么，能够改善当下心理健康的困境，似乎并不明显。

只是，当我第一次走出心理学学术的墙，面对真正的现实生活时，还是有一种挫败的感觉，只能落荒而逃。在小学实习一个月，我得了出进一步的结论：在某些学校看来，孩子的心理健康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持这种表面阳光的氛围，这样谁看了都舒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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