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全：科创系统论—浅谈民营中小高科技企业可持续发展

来源 | i黑马(ID:iheima)

科技创新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重塑产业形态的“动力源”。7月29日，以“走进怀柔，走近科学”为主题的2023黑马科创高峰论坛暨怀柔黑马科创产业加速器4期开营仪式在怀柔科学城举办。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巡视员、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前副理事长、《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专家、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科技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校友会协同创新与产业联盟战略协同委员会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北京市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寿全出席现场并发表演讲。

以下为张寿全演讲整理（有删改）：

大家好！今天主要与各位分享三方面内容：一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趋势；二是科创系统论--高科技产业化生态系统构建；三是中小高科技企业可持续发展。首先谈一下科技革命与产业发展的历史与趋势。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紧密相关，并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国科学院前院长白春礼院士认为，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已经发生了5次科技革命，其中两次是科学革命，三次是技术革命。大概在16世纪和17世纪，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力学等学说的建立，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这是第一次科技（科学）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在18世纪中后期，表现为蒸汽机、纺织机、工作母机的发明。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在19世纪中后期，表现为内燃机、电机、电讯技术的产生。第四次科技（科学）革命是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其标志是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DNA双螺旋结构等理论诞生。第五次科技革命，是在20世纪中后期，表现为电子技术、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乃至信息网络的产生。第六次可能是基本科学问题、能源与资源、信息网络、农业、人口健康、物质科学以及他们的交叉领域等。我们正处在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拂晓。

克劳斯·施瓦布先生是达沃斯论坛发起人，他2016年出版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他说250年来，三次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创造价值的方式，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端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纺织业，由纺织和编织工艺的机械化引起在随后的100年里催生了很多新技术，如机床、炼钢、蒸汽机、铁路……改变了所有既有行业；1870-195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创了现代世界的初步格局，收音机、电灯、电话电视机、家用电器相继问世，内燃机、汽车、飞机及其生态系统，包括制造业和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化学领域突破，新材料和新工艺等。从公共卫生到国际航空旅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始于1950年左右，信息论和数字计算出现革命性突破，信息的存储、处理和传输实现了数字化，让几乎所有行业都“重新格式化”，并大大改变了数十亿人的工作与社会生活。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类发展的新篇章，将颠覆和创新几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改变军事和国防，改变物质和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改变社会组织架构及社会形态，改变科技的发展和未来，最终改变人类本身！

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体系大概分为四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数字技术，区块链、量子计算、物联网、数字经济，是国家从高层到民间都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改变物理世界，人工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先进材料、增材制造、多维打印等。第三个方面是改变人类自身，生物技术、神经技术、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比如元宇宙、ChatGPT，在各方面都体现出了新技术和第四次革命的蓬勃力量。第四个方面是整合能源环境-绿色能源获取、储存和输送，可控核聚变、地球工程、空间技术等。

第四次工业革命动力来自前三次工业革命基础上一系列超凡技术的普及和相互作用，有时候真正的突破不在于复杂，而是在于简单的组合。最近有一个国家在常温常压超导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这对能源系统又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其即将开展或已经开展，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年前已经萌芽了，现在正在进行中。这次革命还处于早期阶段，我们国家赶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后半部分，但第四次我们将会是引领者之一。

美国今日虽面对诸多问题，但仍然是全球最大、最强的经济体和创新国家，科技实力全球领先。为什么美国的科研既能得诺贝尔奖，又能产生高科技产品？事实上，在二战之前美国就初步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新科学范式，这种新范式与欧洲传统的科学文化大相径庭。一种打通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并且把科学家和工人、政客、资本家们捆绑在一起的新的科学文化正在崛起。这为美国超越欧洲引领全球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文化基础。在二战之前，美国在基础科学上还是仰仗欧洲的灯塔。是二战促使欧洲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汇聚到美国，然后军方把高科技运用在战场上，使美国加快了二战的胜利。与此同时，也为美国基础科学研究和高技术发展聚集了大批顶尖的人才。

1945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科学顾问、曼哈顿计划的主导者和执行者范内瓦·布什向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对美国战后科学技术发展影响深远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这本著作被认为是美国战后高科技发展的政策规划最系统、最完整的一个范本。奠定了战后美国国家创新体制和机制的坚实基础，逐步摆脱了对欧洲基础科学研究的依赖而领跑全球。书里面有一句话：“基础科学是技术进步的引领者。”这句话非常重要。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我们必须制造出新的更具吸引力的更便宜的产品。但新产品和新工艺并非生来就有，他们都是建立在新的原理和概念之上，而这些新的原理和概念源自基础科学研究。

几年前，我们曾经在论坛上组织过圆桌对话，题目是《科学家与企业家，高科技与产业化》，有十几位院士和十几位企业家参与，其中有不少观点都认为科学是科学、产业是产业。我认为这不是清晰的认识，因为所有的科技产业都来源于基础科学不断向产业、应用的转化。

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之本,是所有技术知识应用的源头活水。科学的最终归宿就是创造就业、制造产品、造福社会。可以说没有高科技就没有GDP、也没有国家的富强，所以高科技就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次工业革命，我认为是中、美、欧“三架马车”齐头并进。10年前，三个国家各自提出相关的国家计划，如：2013年，德国工业4.0；2015年，《中国制造2025》；2016年，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计划》等。自从《中国制造2025》提出以后，中美关系开始加快分化，中美科技、工业竞争也是更加日益激烈。

但是我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去年的汽车出口已经跻身世界第二，突破300万辆。汽车有英国制造、德国制造、美国制造、日本制造，目前日本的汽车出口比我们要多一点，但我估计再过一两年我们就会超过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丰田的越野是最好的，又稳又有动力，也很豪华舒服。但现在的中国汽车，比如比亚迪新能源“U8”豪华版在欧洲要卖100多万，这是中国巨大的进步，超出我们的想象。

中国特色是体制和制度优势，但过去我们对科研、技术、商品、消费的内在逻辑认识有差距，在很多方面缺乏系统研究，定位不清晰，目标性不明确。深圳科技局原副局长说过一句话，“40年来，深圳97%的科技企业进化与国家科技战略没有关系、与重大成果没有关系、与重大突破没有关系。”什么意思？这说明国家的科技战略布局不能支撑企业的发展和技术需求，这就是过去我们科研或者国家高技术层面的一种现状。

近年来，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要求，国务院相关部门重新调整了科研布局和创新体系。科技部提出了“揭榜挂帅”，支持颠覆性的技术；中国科学院提出“把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清单”；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工信部在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发改委超前布局一批未来产业：要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要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加强数字技术基础研究，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要利用数字技术对制造业、服务业、农业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全链条改造，大力开拓数字化转型场景，不断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

中国的改革开放，解放了思想、激发了活力和创造力。为什么现在美国这么惧怕我们？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独特的制度优势。比如我们的基建、我们的高铁、我们的超高压输电，全球都没有办法比，这就是制度优势。现在我们调整了战略，相信在创新上也一定能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实际上，北京在十年之前就提出“双创”驱动，中关村科技园区也进入了快车道，所以我们有科技赶超的可能。

怀柔科学城以中国科学院大学为依托，是基础科学、前沿科技交叉研究的国家级平台，有非常好的基础，也是科技创新的高地和投资的洼地。但也要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环境、产业定位、创新服务、交通便捷上尽快完善，避免“筑波之忧”。

下面讲讲科创系统论。所谓科创系统论，就是用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的内在规律。高科技产业大概有三个特点：

目前的高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还有一个难题，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中间往往有一个“死亡之谷”，核心是金融问题（资本投入），因为中间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科技金融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没有它很难实现基础研究到应用的跨越。所以，我在2018年发起成立了科技金融专业委员会。美国硅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科技金融的成功，风投、基金、专业银行、以及灵活的资本市场等。

2019年我提出一个概念，“构建高科技产业化生态系统”。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到技术转移孵化、产品研发和市场销售，是一个很长的链条，是一个具有共生关系的经济共同体。涉及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金融、中介、文化观念、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客户、市场等诸多要素，是一个相互依赖和共生演进的复杂网络结构系统，通过深入整合人力、技术、信息、资本等创新要素，与网络中各个主体协同共进，互惠共享，实现各个主体的价值创造和可持续发展。

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出版了《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此后，系统论思想风靡学术界。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要素既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又可以看作是次一级相对独立的系统；我们要用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科技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规律，研究各个要素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高科技产业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实现以市场为目标的系统优化和协同发展，这样才有利于加快我们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进程。

关于高科技产业化生态系统这里总结了八大要素：其中政府是生态系统的活力之源。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在其专著《大繁荣》中指出，创新依赖于整个系统，支持创新的这套系统就是各国的国民经济，经济文化与经济制度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系，是现代经济的活力之源。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德鲁克说过，企业只有两项基本职能，那就是创新和营销。一个城市出现的创新，大部分是这个城市的本土创新。比如中关村、深圳的企业群体；科研是引擎。科学研究是技术的来源，是高科技企业的立企之本，美国举全国之力都打不倒华为，是因为华为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的技术体系；人才是核心。是第一资源，包括企业家和科技科学家，是创新的领头羊，在产业化方面优秀的企业家更为重要；金融是杠杆。科技金融就不多说了，前面已经谈到。去年科技部倡导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环境是土壤。包括人文环境、生态环境、营商环境、政策管理、产业生态等；中介是纽带。比如交易所、人才中心、科技园区、协会、孵化器、加速器、会计、法律等属于创新的服务体系。市场是目标。市场和客户是创新的归宿，所有的创新活动都是围绕客户和市场需求，市场驱动是创新的主要路径，要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就要按市场化的方式去组织创新。

最后，谈谈民营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创新和经济发展都是有周期的。整个经济体系是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构成的周期性运动过程中前进。同时，企业也是有寿命的，看看我们的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等。如何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 熵增定律，从宇宙、大自然到组织和生命体的最终命运就是无序、混乱和死亡。

任正非先生在10年前的内部工作会议上讲到：“也许历史、宇宙、人生的总趋势是熵增，但如果遵循耗散结构的规律，我们就有可能在熵增这个大环境下，构建一个熵减的小环境，通过自我调节不断完成熵减来延展组织和生命的长度”。“耗散结构”理论是由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比利时科学家伊里亚·普里戈津20世纪70年代提出。“耗散结构”就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在耗散过程中产生负熵流，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这种新的有序结构就是“耗散结构”。

达到一定规模的高科技公司，只有构建一个开放的系统，吐故纳新，建立熵减机制，才有可能保持企业活力。当代英国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在阐述他的"第二曲线理论"时说道：“当你知道你该走向何处时，你往往已经没有机会走了”。因此，只有坚持不断创新，寻找第二曲线，优化企业管理，才能延长企业的生命周期，实现可持续发展。下面有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黑马怀柔科创产业加速器·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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