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恐同？”

这也体现了中国台湾在同婚合法后，同性关系被普遍接受的集体意识。

除了电影内部对同性关系的理想环境的呈现，电影本身也在市场上获得了良好的票房成绩。

《鬼家人》上映时票房节节高升，最终收获了3.64亿台币（人民币8270万）的票房，登顶同志议题片票房榜首。

在该类电影并不稀缺的中国台湾，《鬼家人》作为一部现象级影片，在各个维度上准确把握了商业类型片广受欢迎的元素。

它将喜剧梗、高概念、反套路融入其中，再次让我们看到这个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如何在该类电影的赛道上，走在了前列。

然而，也不能忽视，从小众到大众，从悲情叙事到喜剧呈现，中国台湾的该类电影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

走出“深柜”

同性恋的历史，与异性恋一样长。

然而文艺作品对同性恋的书写，则要比异性恋晚得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旬，大学毕业的白先勇在长篇小说《孽子》中用大量的笔墨隐喻这一群体的压抑：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

对照那一时期，同性恋者祁家威，因为发表了一篇《同性恋者的恳切声明及呼吁》，被警察署抓去关了半年。

白先勇先生写的这句话，的确暗合了当时这一群体的处境。

作家白先勇

不久后，由小说《孽子》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

但是当时正处于“戒严”时期，受制于审查制度，《孽子》对该群体并没有露骨呈现，甚至影片都没有直接提到相关措辞。

《孽子》海报

正如《孽子》一样，当时一些具有同性元素的影片（如《孤恋花》《两个油漆匠》），都选择将这一禁忌之爱，淡化为模糊的轮廓，安插在同性话语之中。

在这些作品里，该关系被编码为“反父权”、“反封建”叙事里的隐秘文本。

白先勇（左）与爱人王国祥

1987年，中国台湾正式宣布解严。

社会对该群体的态度逐渐转变，也影响了有关部门的态度，该类电影获得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1991年，一部充满女同色彩的电影《双镯》上映。

《双镯》海报

影片虽未直接展现女性之间的爱情，但全篇浓郁的暧昧情愫，刻意模糊了爱情与友情的界限。

在当中，惠花将象征着情谊的镯子交给秀谷，动情地说：“姐妹夫妻永不分离。”

相较只能用“小玻璃”做隐喻的《孽子》，这句台词出现得实属不易。

不过就在次年，中国台湾的电影对该群体的书写，将迎来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

从九十年代起，中国台湾为了让青年导演有机会拍出优质电影，出台了相关方案，并提供一部分辅导金。

获得辅导金的人包括李安、蔡明亮、易智言等人。

而正是这几个人，让该类电影在艺术和商业的双重维度上，走向了一次高峰。

《喜宴》海报

李安的《喜宴》首开先河，打破了中国台湾的电影，不能直接书写该群体情感关系的禁忌。

影片中，伟同对妈妈说：“我是同X恋，Simon是我的爱人。”

这句台词，让伟同完成了身份上的自我确认，对当年中国台湾该群体来说意义重大，也对推动了全社会对相关议题的讨论度。

《喜宴》过后，中国台湾的电影对该群体关系的描述，变得更加直白，讨论的议题也更加深入。

比如，同为蔡明亮的电影，《青少年哪吒》里小康对朋友的爱慕，还只是通过“报复”行为间接地表现。

《青少年哪吒》海报

等到了《爱情万岁》，则变成了一次偷吻。

在1997年的《美丽在唱歌》里，两位女生赤裸相拥而吻的画面，把女性之间的情欲，更加直接地带到了镜头前。

在此之后，该类电影从早期的“深柜”中走出，逐渐进入画面的前景，并在千禧年来临之时，成为商业电影中广受欢迎的类型。

用青春片去探索

进入新世纪，中国台湾向世界展示了对该群体的“开放”态度。

一方面，官方将此类议题写进学生的课本，颁布《性别平等教育实施细则》，规定“任何人不能因其性倾向、性别认同等不同，而受到差别之待遇。”

另一方面，大众媒体看待该群体的角度更加平等，使得此前该类电影里那种愤慨情绪，变成了充满青春朝气的恋爱絮语。

2002年，《蓝色大门》中17岁的孟克柔，因为对好友林月珍的爱慕，陷入了青春期的身份焦虑。

《蓝色大门》海报

在这部电影里，他们的身份不再如往常一样，是让主角被逼至边缘境遇的罪魁祸首。

而是在进入成人大门之前，对自我认同、自我探索感到困惑的诱因。

《蓝色大门》用性向，来讲述青春期的暧昧与躁动，让人们看到了该类电影的另一种可能性。

随后，以此类话题为题材的青春电影，出现了井喷式的爆发，《渺渺》《盛夏光年》《少年不戴花》《17岁的天空》……

此类身份不再是进入主流社会时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是少男少女成长故事里独特的个人体验。

它们往往轻快、浪漫，具有极强的情感号召力，均有出色的票房成绩。

《盛夏光年》海报

在此之后，电影创作者们又将各式各样的类型元素，与该类题材结合在一起，包括歌舞、悬疑等。

该类电影愈加多元化，也再无不可触碰的“敏感地带”。

但是，这一题材也逐渐显现出在消费主义盛行之下，被“掏干挖净”的疲态。

在类型片变成熟

2017年，司法院宣布受理祁家威提出的释宪申请。

祁家威

不久后，中国台湾地区“大法官”作出「748号解释」，宣布“民法”的婚姻规定，不能保障这一类伴侣的共同生活，属于违宪，需修改相关法案。

他还表示，接下来的两年内，不管立法院有无针对此类婚姻进行修法，两年后，这类恋人只要带着两人的证人签名书，就可以到户政机关办理结婚。

这意味着，中国台湾将有可能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的地区。

此话一出，这一群体纷纷身披彩虹旗涌上街头，相拥而泣。

在等待的这两年里，《谁先爱上他的》作为新历史时期里的该类电影，将焦点对准了“同妻”这一高敏感话题。

《谁先爱上他的》海报

这部电影虽然重诉了这个古老命题，但是又用手绘、儿童视角、喜剧设计等方式，冲淡了影片的苦闷情绪，显露出新的社会环境下的释然和幽默。

当然，也要体现出在该类婚姻正式合法化前，这一类电影应该有的革命力度。

当宋正远决定隔断与高裕杰的恋情时，他说：“让妈妈不难过、不担心，就是我们的责任。”

高裕杰不解，“为什么我爱你，她会难过？”

这个问题抛给了宋正远，也抛给了异性恋霸权的社会体制。

2019年2月21日，以该群体相关的专用法，在中国台湾正式通过。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作为合法后的第一部重量级影片，在上映之前就备受期待。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海报

上映之后，更是多次刷新中国台湾本土的各项票房成绩，带动了中国台湾观众支持该类婚姻的高涨情绪。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将叙述对象定了“旧时”，回顾了在“解严”之初，这一群体的屈辱史。

然而，后面悬浮于现实背景之上的叙事和过多的情感拉扯，让它沦为一出老生常谈的旧戏码。

而到了今年，《鬼家人》选择的路径则是“当下”，一个该类婚姻合法后已有四年的社会。

在这一时期，喜剧片的确是最好的选择，用独具当前社会风格的笑料，对这个耳熟能详的题材进行解构和重构。

在欢声笑语中，让我们暂时忘却这一群体曾经的阴霾，使得这一题材不再特殊。

这是能够表现当下中国台湾该群体生活状态的最典型的电影。

所以，《鬼家人》的出现，的确是意义非凡的。

而这一晃，就是近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