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的无线电岁月：穿越时代的城市之声
文｜彼得·E.戈登（Peter E. Gordon）
沃尔特·本雅明的所有音频都未能被保存下来。他的声音曾被形容为优美，甚至是悦耳的，正是那种适合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传播的新型媒体广播的声音。只要支付无线接收器的费用，听众就可以在下午或傍晚听到本雅明的声音，通常是在所谓的“青少年时间”（youth hour）。他涉猎的话题广泛，从柏林郊外的铜器作坊到那不勒斯的鱼市。在一次广播中，他把注意力放在了一家古董书店上，书店里的走道像迷宫一样，墙上装饰着魔法森林和城堡的图画。其他时候，他会讲“真实的狗狗故事”，或者用脑筋急转弯和谜语让年轻的听众陷入困惑。他还写过，甚至演过各种各样的广播剧，讽刺德国文学史，或进入超现实主义的幻想世界。其中一部广播剧介绍了一个名为Labu的月球生物，它有着一个庄严的头衔：“月球对地球研究委员会主席”。
如今，本雅明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评论家和理论家之一。但他的职业生涯起伏不定，屡遭挫折。1925年，在法兰克福的哲学系拒绝了他神秘的德国巴洛克戏剧研究，并粉碎了他的学术事业希望后，他发现自己漂泊不定，几乎没有稳定的收入。但这次失败也带来了自由。他脱离了大学的束缚，可以无拘无束地追求自己的兴趣，他将自己的才华投入到写作中，他的文章涵盖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高雅文学到儿童读物，从摄影到电影。在近六年的时间里，他通过广播节目增加收入，有些节目针对成人，有些则专门为儿童制作。他为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广播电台制作了许多广播节目，总共约90个，但只有一段录音的片段被保存下来。我们无法听到本雅明的声音，这实在令人遗憾。
现在，这些广播的文字记录已经被Lecia Rosenthal汇编并翻译成英语，她深刻的引言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它们的真正意义。人们不禁会好奇，本雅明对自己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将做何感想？因为他倾向于将自己的广播工作视作是“微不足道”的。在与朋友格舒尔姆·肖伦（Gershom Scholem）的通信中，他略带尴尬地提到了“琐碎的广播事务”，并几乎谴责其中的一切内容都“只有经济层面上的益处”。如今我们知道本雅明错了。这些文字记录不是过眼云烟；它们是本雅明解释方法的完美样本，是他在流亡巴黎期间运用的城市符号学风格的实践。汉娜·阿伦特曾将这位已故的朋友比喻为一名潜水采珠人（pearl diver），称其有一种潜入资产阶级文明废墟，带着最稀有宝藏浮出水面的天赋。这些广播记录进一步证明了这位天才的职业生涯是多么的短暂。
对于那些觉得本雅明的主要著作如《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或《拱廊计划》过于沉重或令人生畏的人，这些简洁明了的手稿方便他们去理解本雅明的思想。尽管涵盖了大量的主题，但这些文字也具有个人散文的亲密性，就像是直接传入你耳朵的声音。毕竟，书面记录在技术上也是一种“无声”的录音。当我们仔细阅读这些记录时，我们仍然可以听到文学学者口中的“作者之音”。即使那些并不特别关心本雅明的人，也会将他的广播故事视为技术传播史上的珍贵范例，这段历史从早期的无线新闻，贯穿至当下的数字播客时代。踏进一台时光机，穿越到一个世纪前：你会听到沃尔特·本雅明，而不是《美国生活》节目的主持人伊拉·格拉斯（Ira Glass）的声音。
无线电时代
1923年10月29日晚上8点，德国的听众听到了第一次无线电广播，它仅仅持续了一个小时，电台便静默下来。柏林的“Funk-Stunde”或“广播小时”很快将其节目扩展到每天近八个小时——节目内容以音乐为主，偶尔会有讲座、文学朗读或剧目。到了1930年，地区广播公司的电波已经覆盖了近70%的潜在德国观众，但真正能负担收听费的听众仍然以城市居民为主；农田和森林仍然一片寂静。
在最初的几年内，收音机是城市中产阶级专属的奢侈品。要收听广播，一个家庭必须购买收音机，并向邮局支付“许可证”以及月费。在大众的想象中，我们倾向于想象一家人舒适地依偎在一个扬声器前，就像围坐在家庭的壁炉旁。但最早的收音机并不是为了提供共同经验而设计的优雅家具；它们是外观奇特的装置，具有暴露的机械部件和个人耳机，将每位听众隔离在私人听觉空间中。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家庭收音机才采用更加家用的形式，配备单个扬声器，将广播内容投射到共享的房间中。这就是本雅明首次登台的时候。
想象一下，1927年3月23日，“沃尔特·本雅明博士”(正如他在法兰克福电台公报上所列的那样)，他那无形的声音第一次通过电波飘进了德国的千家万户。他讲述的是年轻的俄罗斯作家，这是一个有启发性的话题。由于他最近去过苏联，因此他可以说对这个话题有些熟悉。他在莫斯科度过了两个月寒冬，与出生于拉脱维亚的共产主义者阿西娅·拉西斯（Asja Lacis）追求一段无望的恋情，后者活跃在儿童无产阶级戏剧中。尽管这次早期节目的完整记录已经遗失，但那只是本雅明在同一年发表的众多苏联文化报道的样本之一，所有这些报道都反映出他严酷的认识。
最熟悉的城市之声
这一描述预示了本雅明关于巴黎拱廊的计划，那些铁和玻璃构筑的走廊上布满了商店，成为在1930年代，令本雅明着迷的焦点。但这些广播节目几乎完全来自本雅明移居法国之前的时期，在许多节目中，人们可以听到这位柏林本地人的热情，他最喜欢分享关于他最熟悉的城市的故事。他也忍不住向听众暗示：“如果我想要好好享受，我会在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去林登大街市场大厅散步。也许有一天我会在那里碰到你们中的一人。但我们不会认出彼此。这正是广播的缺点。”
这真的是一个缺点吗？有人认为，收音机是本杰明的理想媒介，因为他喜欢隐藏起来。尽管一些读者声称本雅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激进分子，他最大的快乐并非卷入公开的争议，而是私下与书籍相伴，埋头苦读。在1930年的一档名为《恶魔柏林》（demon Berlin）的广播节目中，他告诉听众，小时候父母曾禁止他阅读19世纪德国作家E.T.A.霍夫曼（E.T.A. Hoffmann）的小说，因为后者的故事里充斥着鬼怪、魂魄和“各种怪物”。霍夫曼是神秘的大师，他同时代的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本雅明的远亲）曾经评论说，“即使是魔鬼也写不出如此邪恶的东西。”因此，本杰明更热情地、秘密阅读了霍夫曼的故事。当他独自坐在家里的餐厅里，阅读这些故事时，本雅明告诉我们，“所有的恐怖，比如短嘴鱼，会在黑暗中逐渐聚集在桌子边缘。”
印刷的书页是本雅明的安全之所，他可以像童年时那样躲进其中。但他也把城市景观本身变成了一个避难所：他把外部的城市空间设计变为内在；他把城市，主要是柏林和巴黎，作为阅读的对象。霍夫曼成为了本雅明早期实践的灵感来源，本雅明告诉他的听众，霍夫曼以面相学家的眼光看待柏林，揭示了“这个平淡、冷静、开明和理性的柏林是多么吸引讲故事的人：它的闪光之处不仅在于它中世纪的角落、僻静的街道和阴暗的房子里，更与每个社会阶层的劳动者息息相关。”
这不仅仅是对霍夫曼的效仿；本雅明也在创造自己的写作方式。这将成为这位作家的特殊技能：他呈现了现代生活的相貌，并将看到的一切转化成充满了希望和危险的梦境。他专门用一档节目报道了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其震感从摩洛哥延伸至法国的沿海地区。18世纪的里斯本是葡萄牙全球帝国的繁荣中心，拥有超过25万居民，其中近四分之一丧生。据说遥远的塞维利亚大教堂塔楼如“风中的芦苇”般摇摆不已。本雅明只是众多描写地震的批评家中的一员；从伏尔泰到康德，欧洲哲学家都曾思考过它的意义。但本雅明的描述能力，几乎超越了所有前辈，在短暂的20分钟广播中，他以无与伦比的精确传达了事件的恐怖。他赋予地震以重要意义，将其视为地壳永不安宁的迹象，我们脚下的大地正处于“永恒的动荡”中，自然界的暴力不亚于人类的暴力史。
这个主题在他1932年春季的最后一次广播中再次出现，那期节目是关于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的报告，这场洪水夺去了几个州数百人的生命。根据本雅明的说法，从密苏里到肯塔基再到田纳西，洪水淹没了10万平方英里的农田。约五十万居民失去了家园，本雅明为听众描绘了三兄弟的绝望，他们试图拯救自己的牲畜，但被迫爬上屋顶，而洪水则在下方不断上涨。只有一个兄弟幸存下来，本雅明从这个人的悲惨经历中引用了一段长长的文字。本雅明以其特有的解读习惯，将这场灾难变成了政治寓言。在向听众告别之前，他承诺他还没有完成对密西西比洪水的描述：“在其他场合，我们将回到它的岸边，那将会是河流在河床上平静流淌的时候，但在岸边几乎找不到平静。”他再次说，“我们将发现自己站在密西西比河岸边，但这次我们面对的是人性的残酷”，他指的是三K党。他说，“法律为遏制这些人而建造的‘水坝’，表现得并不比那被洪水击垮的、用泥石造的大坝更好。”
逐渐静默到穿越时代
从这些话语中，人们可以听到一个知识分子日益绝望的情绪，他认识到无论是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还是美国的三K党，都使得他周围的文明受到仇恨浪潮的威胁。和那个爬上屋顶的人一样，本雅明报道了威胁着他的洪水，并希望能够获救。但水势继续上涨；1933年初，纳粹党将在德国夺取政权，本雅明的广播生涯就此终结。他受托为柏林广播电台创作的最后一份作品，是他创作的一部奇幻剧。这部名为“Lichtenberg: A Cross-Section”的作品是他写过的最奇怪的事物之一。居住在月球上的生物被委托调查德国启蒙时代著名物理学家乔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的职业生涯。这些月球生物有着离奇的名字：Labu、Quikko、Sofanti和Peka，它们以月球对地球研究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使用奇怪的装置进行研究，每个装置“比咖啡研磨机更容易使用”。“光谱电话”可以让他们听到和看到地球上发生的一切；将人类的言语翻译成音乐的“帕拉莫铵（Parlamonium）”；还有可以让研究人员观察人类的梦境的“梦幻镜”。在这些设备的帮助下，月球生物试图理解为什么人类如此痛苦不堪。他们最终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即使人类不快乐，但“也许正是他们的不幸让他们前进”。为了纪念利希腾贝格先生的科学成就，他们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陨石坑，这个坑散发出“照亮千年的神奇之光”。
与其他广播不同，利希腾贝格的剧本从未在广播中播放过。本杰明最后一次在电台露面是在1933年1月29日，当时他朗读了其日后影响最为深远的书：《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的选段。就在第二天，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莱西亚·罗森塔尔记录了一个痛苦的事实：为了庆祝胜利，纳粹举行了一场火炬游行，并在整个德国进行了广播——这是第一次真正在德国全国范围内通过无线电进行直播。
随着第三帝国将所有形式的通讯纳入国家控制，广播成为纳粹宣传的另一种媒介，德国人民可以通过它听到元首的声音。讽刺的是，正是20世纪20年代无线广播的大规模扩展帮助纳粹加强了对大众意识的掌控。在美国也是如此，20年代引入的无线技术在30年代成为激起仇恨和阴谋论者，例如考夫林神父（Father Coughlin）和马丁·路德·托马斯（Martin Luther Thomas）的首选媒介。毫无疑问，所有形式的大众传媒都具有这一双重性：它们可以加强民主，但也可以破坏民主。这种讽刺性可能是广播与生俱来的问题，所有的大众媒体都面临着这一问题。想象一种不受这些病理影响的媒介，就像试图想象一种没有咒骂的语言——那将是一种仅供天使使用的语言。
从一个世纪前的第一次无线广播到今天的播客，音频通信经历着快速蜕变，人们不再通过收音机，而是通过蜂窝技术或无线网络来访问播客。这些创新也恢复了一些类似于个性化聆听的原始体验：耳塞取代了绑在第一代无线盒子上的笨重耳机，但它们也重新引入了与环境听觉隔离的体验。人们想知道，这项新技术对我们共享公共空间的感知会有什么影响，即使每个人都在同一条街上行走，这个空间仍然会被分成数百万个独立的声音环境。当我们不再听到相同的声音，我们是否能对居住的地方抱有相同的责任感？风险不仅在于行人听不到驶入人行横道的汽车的轰鸣声；人们能有多少次听到乞讨者讨要零钱，或地铁里街头艺人的歌声呢？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可能开始失去对同一个世界的归属感。
在本雅明通过无线电进行广播时，他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体验城市空间，但他相信我们可以共同体验这个空间，他甚至幻想现代技术可以带来集体行动或革命。然而，新技术打破了这个梦想。它们往往不是让我们更加团结，而是让我们彼此更加孤立，而与此同时，广播信号的绝对数量已经成倍增加，以至于完全可以想象，在拥挤的城市街道上，没有两个人会同时听同一段播客或同一首歌。由于数字革命，企业媒体过去的垄断地位已经让位于一个新局面：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开始播客，并分享他们对任何事情的看法。无论这些观点是否有益，无论他们的陈述是真是假。这种多样性在民主传播媒介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这个优势也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更多的咆哮，更多的阴谋论，更多的仇恨。技术越民粹，“善于雄辩”就越容易被误解为精英主义。这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美学问题——毕竟，并不是每个有抱负的播客都具备本雅明的语言天赋。今天的许多播客都是无脚本的、对所有人开放的聊天，几乎没有形式和内容。本雅明理解了这些风险，但他仍然坚持认为广播能带来所谓的“物质的彻底转变和重新排列”。今天，这种乐观可能很难维持，但打开一个新的播客，你可能会发现一颗珍珠。
其中最好的一些播客，仍然与一个世纪前的本雅明广播存在相似之处。在20世纪90年代，我在巴黎生活时，会在晚上收听《Domaine Privé》，这是一个每周由不同的名人、艺术家或知识分子主持的广播节目，他们会选择一个喜爱的音乐作品，对其意义进行反思。（我仍然记得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谈论《魔笛》。）更近的例子包括由Nahlah Ayed主持的加拿大广播公司Radio One的《Ideas》系列，或由梅尔文·布拉格在BBC Radio Four主持的《In Our Time》节目，以及法国文化广播每天早晨持续六分钟的《Le Pourquoi du comment》，其中哲学家弗雷德里克·沃姆斯对哲学主题提供简短而精彩的评论。除了广为人知的英语节目，包括《这就是美国人的生活》和《电台实验室》等广播节目都分享了本雅明的好奇精神，以及他通过口述传达出能引起听众兴趣的事物的能力。这些播客将我们都重新变成孩子，全神贯注地听着广播中的声音。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