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还愿意结婚生娃吗？万名大学生的回答比想象中乐观

文｜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校毓

责任编辑｜谭畅

2022年3月18日，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结婚登记对数再次跌破800万对大关，创36年新低。

当全国结婚率在不断下降，年轻人的婚育意愿是怎样的？

4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等主办的中国婚育观研讨会在京举行，会上介绍了《中国大学生婚育观报告》及《当代大学生的择偶偏好与生育观》的研究结论。研究者们发现，大学生仍然对结婚和生育有所期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婷指出，“并不是说现在的大部分大学生都不想结婚了，但是他们的婚育价值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了，不是说要保障型的，而是服务于自己的情感和精神价值的。”

调查显示，这一代年轻人面临的婚育阻力较大，但是呈现出显著的性别需求差异。李婷解释，“比如说男大学生更在乎婚育成本，因为男生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婚育成本的支出者，但是女大学生就更在意自我发展的机会。”

婚育成本及家庭工作平衡是影响大学生们走入婚姻殿堂的突出考量。李婷认为，公共政策需要统合两性需求考虑，单一“降成本”或“给钱”效用不大。大学生的整体精神面貌还是积极乐观的，但是焦虑问题也普遍存在。

上述调查的问卷发布至30所高校，包含4所双一流、18所普通本科、8所专科，覆盖了22个省份、26个城市；问卷回收一万余份，其中有效的近一万份。李婷介绍，调查包含大学生的基本信息、婚恋意愿和观念、生育意愿和观念、精神面貌和婚姻观、大学生互联网参与五部分。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认为，这次调查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青年的婚恋观。“因为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已经占了青年人口的接近60%。”

大学生现在有没有结婚的意愿？结婚的理想年龄是多少？这是研究者们最关注的问题。

李婷介绍，问卷显示的数据有些出乎意料：现在大学生的理想结婚年龄是27.82岁，男女生非常接近，“会结婚”的选择者占整体的61%，高于预期，明确表达不结婚意愿者合起来仅占比7%，比想象中更为乐观。

按照重要性因素排序，大学生择偶更看重的是：年龄、房产、教育水平、外貌、是否为独生子女、职业，“具体而言，男性对配偶外貌的排序稍高于女性，女性对于房产和教育的排序稍高于男性。”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王东晖指出，这一代大学生在选择配偶时，更倾向于年龄小、长相佳、教育水平高、有房、独生子女以及高收入的。

此外，男女在配偶职业偏好上稍有不同，女性更希望配偶来自机关事业单位或外企，“就是说她对配偶的未来发展或潜在收入还是有较高的要求。”王东晖解读，男性则不同，如果潜在配偶是在外企或民企，会被认为是减分项，“这些职业可能是工作压力比较高，时间需求比较高，男性是不倾向的，也就是说男性他对未来妻子在家庭的付出是有一定期望的。”研究者们挑选了32个情景，组合成了16对选择题，随机发放给被调查者，通过配偶选择实验给出了上述答案。

李婷则在问卷调查中发现，“婚姻的情感性支持”被认为是大学生们看重的关键，“他们把婚姻的价值和它的情感精神上的意义、陪伴因素作为最重要的，而不是其他一些东西。”其中，女性对于婚姻的情感和物质的双重支持的选择显著高于男性。

2015年4月2日，陕西西安，一对80后夫妇抱着宝宝参加硕士毕业典礼。 （视觉中国/图）

在对生育的考虑中，情感和价值意义同样重要。问卷数据显示，当代青年养育子女的首要考虑是子女对自己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传统观念里的“养儿防老”不再是新一代年轻人的目标。

对于尚未迈入婚姻殿堂的大学生群体，探究其生育意愿及生育观有意义吗？

李婷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专门问了两个问题，一个叫理想子女数，一个是意愿子女数。”前者是问“你理想中想生几个孩子”，后者则是问“如果最后要生孩子，你打算生几个”。

研究者认为，这两个数字间的差值，代表着大学生对生育阻碍的一种感知。而实际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85个，与其他调查中育龄期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结果相近，即1.8至1.9左右。而平均意愿子女数下降到了1.36个。

“它还是有非常大的gap（差距），这个gap在于什么？就是未实现的生育意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育的阻碍。”李婷说，“我觉得政策的发力点就是可以尽量地去弥补中间的这种gap。”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课题组发现所有大学生的理想女儿数都超过了理想儿子数，李婷讲道，“我们长期在研究中国的一个文化，就是在讲生儿子偏好。但是这一代大学生有强烈的女儿偏好，包括农村的，包括家庭背景不算特别好的。”

对于生育的阻力，女性的感知比男性要强烈。

男大学生感知的最大阻力在于结婚成本，“可以理解为男生（觉得）需要买房或者支付彩礼才能结婚”。而超过50%的女大学生对“生育风险”有一定的担忧，这个比例超过了研究者的想象。

研究者还试图探究，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提高大学生的结婚、生育意愿。结果显示，不同背景的群体有差异化的政策需求。大学生赞同率最高的是以下5条：降低买房成本、生育成本、医疗成本、托育成本与减少就业歧视。

王东晖的生育情境实验同样显示，大学生们认为家庭经济水平、育儿支持、托育服务、住房补贴措施，均可促进生育。

“但是我们也发现坏消息，育儿津贴对生育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对男女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王东晖说，情境设定中包含每孩每年500元、1000元、2000元或5000元的育儿津贴，“我们的初步解读是，可能（我们设计的）育儿津贴数额较低，没有达到当代大学生对于生育成本弥补的期望。”他希望，这一结论能对未来政策制定过程中，0~3岁的育儿津贴有一些启发。

问卷结果同样体现出这一点：赞同经济刺激能促进生育的人较少，只有5%至6%。李婷解释，“也就是说光用生一个孩子奖多少钱（的方式），其实大学生没有那么在乎。”

“基本上就是降成本，保障女性就业。”李婷指出，总体而言，婚育成本及家庭工作平衡是影响大学生们走入婚姻殿堂的突出考量。

这两项需求同样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强烈需求降成本，因为男性可能就是家庭很多成本的直接承担者；但女性强烈要求工作支持，女性对自我发展的需求其实超过了她对降成本的一种渴求。”李婷分析。

“我查了一下数据，我们现在在校的大学生，大本、大专、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女性多于男性。即便是这样，女性依旧是家务劳动、培养孩子以及照顾老人的主力军。”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在会上指出，“这种公领域和私领域的背道而驰，可能使我们女性感受到的压力更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