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90后在脑中植入机器

“赛博格人”。

一条对话了“半机械人”哈利·帕克，

“脑机接口”使用者吴晓天，

安乐死舱设计者之一菲利普·尼奇克，

和他们聊了聊，人借助机器如何更好地存活，

人机共生是否会成为未来社会主流。

今年5月底，埃隆·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宣布已获得批准，将脑机接口技术用于人体实验，“人机结合”商业化的时代，已然降临。

▲哈利·帕克在安装他的义肢

其中的仿生膝盖重1.7kg，售价约7万英镑

摄影：Steven Pocock

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侵入性改造，有上万人在体内植入芯片成为“初级赛博格”，用以乘坐火车、开门解锁和支付账单，其中“半机械人”哈利·帕克，他使用高科技义肢已经生活了15年。

大约15年前，20岁出头的哈利·帕克在战场服役时，踩到一枚简易爆炸装置，就此失去了双腿。经过艰难的复健后，他获得了当时最先进的义肢，内含一款智能仿生膝盖，中间的微处理器芯片能凭借算法对周遭环境做出反应。

同时附带蓝牙功能，可以连接到手机上的app程序，更改不同的行动模式，戴上后可以骑车、快走、打高尔夫，甚至扛着孩子走路也完全不在话下。纵然有这样高科技的义肢，很长一段时间，哈利·帕克还是会因为自己的残疾感到羞愧和自卑。

▲左：哈利·帕克的刀锋义肢（摄影：Natasha Pszenicki）

右：2019年，他为英国女王介绍自己的画作

他曾路遇小学生提问：“你是赛博格吗？”哈利·帕克刚开始有点懵，然后笑了笑回答：“不，我是半机器人（Half-robot）。”

他碰到过一些残疾人，自豪地介绍自己是“赛博格”，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在使用神经系统控制的义肢，拥有强力灵敏的机械手，甚至有四肢瘫痪的人能用大脑去控制机械臂为自己抓取食物。

另外，很多身体健全的新新人类，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机械改造。

于是哈利·帕克去探访了最前沿的实践者——电子眼、DIY生物黑客、AI医生、脑机接口、在义肢里“放入闪电”作为装饰的艺术家、“超人类主义宣言”；他前往德国观看半机械人运动会（Cybathlon），包括外骨骼赛、义腿赛、义臂赛、脑－机接口赛、动力轮椅赛和功能性电刺激自行车赛。

他还拜访了英国雷丁大学的教授——世界上第一代赛博格人凯文·沃威克（Kevin Warwick），他从20多年前就开始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

1998年，他在自己前臂植入了一枚RFID芯片（RFID是一种无线通信技术，用于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数据），当他走过雷丁大学控制系的房间时，门、电灯、取暖器和计算机都自动为他开启。

▲左：凯文·沃威克给自己的手臂做植入芯片手术

右：凯文·沃威克与妻子进行神经链接

之后，他通过手术在左臂正中神经（median nerve）植入了“脑门”脑机接口（BrainGate BCI）电极阵列，并与一台计算机连接，以此能够控制一台电动轮椅，并让一只机械手开开合合。这个“脑门”实验，正是日后诸多脑机接口项目的前身。

他还将自己的“脑门”连接到妻子的神经系统，让自己的运动神经信号传到了她的大脑，达到了一场“纯电子沟通”。其中最为微妙的一点，是当时夫妻二人婚姻面临崩溃，但就在这一次神经连接后，两人变得无比亲密，挽救了婚姻。

在凯文·沃威克进行赛博格实验的20多年后，“身体黑客”（Bodyhacking）成为一股潜流，这群人通过使用普通人买得起的现成工具，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而在体内植入芯片，是这个社群里较为温和的一项改造。

“身体黑客”社群活动如火如荼，各种不同的工具和元件很容易在网上买到。

在瑞典，已经至少有8000人给自己的身体植入了不同的RFID芯片，成为初级阶段的“赛博格人”。这些芯片往往米粒大小，经由一根大型针管注入手掌虎口、手臂等皮下组织，全程几乎没有痛感，2个小时即可完成，而且只需要花费大约1300元（180美元）。

芯片中存有数据和信息，当你乘坐火车、刷信用卡、解锁家门、启动打印机时，用手扫一扫就可以了。疫情期间，还有公司推出“疫苗护照”功能，用手机贴近皮肤，就会显示你的疫苗记录信息。

有的科技爱好者直接将特斯拉的钥匙植入体内。在很多国家，这种植入过程甚至都不用进医院，购买相关设备后，在家就可以操作。

还有一些人会利用这类技术，拓展本不属于人类的感官。

内尔·哈比森（Neil Harbisson）是“赛博格”世界里的名人。他天生色盲，只能看见黑白两色，但是现有的医疗手段并不能对此进行改善。

于是他在大学期间自己动手开发了一种“眼博格”的装置，在头骨内植入了一种感应元件，外面伸出一条天线，将侦测到的颜色波长转变成震动频率，让他能从头骨中“感受和听见”颜色。

改造后，内尔·哈比森不仅能感受到普通的颜色，还能感受到正常人看不到的红外线和紫外线。他也成为第一个获得政府正式承认的赛博格。

穆恩·里巴斯（Moon Ribas）是内尔·哈比森的好友，她的身体没有任何缺陷，为了成为赛博格，她在双脚植入了一种可连接到在线地震仪的装置，能实时感知地球发生的地震活动。

人机合成是真的势不可挡吗？

哈利·帕克也曾经就这个问题跟朋友产生争论，当时两人聊到埃隆·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所做的项目：将带有数千个电极的超薄神经束，植入颅骨。该项目初期目标是让瘫痪患者重新行动，但是马斯克提出，未来可以通过增强这项技术达到“人和人工智能的共生”。

在脑中植入设备，可能会涉及到隐私泄露、技术奴役人类等问题，想起来令人惊惧，可是一旦它开始商品化，就是势不可挡，就像30多年前人们害怕手机信号穿入人体，但现在已经没有人谈论这个了。

这种“改造”的趋势也哈利·帕克本人身上发生。他目前使用的还是智能“套筒”义肢，体内并没有植入机械元件，但是他也对神经控制的义腿十分着迷。这需要进行一次骨整合手术，由一根钛制的金属棍将皮肤戳开，然后再接入外部机械设备。

因为手术有风险，哈利·帕克还在犹豫，“再过几年，如果我的身体因多年磨损而恶化，或许骨整合会成为我的选择之一。”

▲2019年日本一家公司购买了简易外骨骼设备

协助70岁以上的劳动者工作

摄影：Daigo Orihara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范围内，每100人中约有15人残疾，每100人中有2至4人严重残疾；每年有50万人脊柱受损，轮椅用户多达6500万；在接下来的30年里，8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差不多会翻两番，达到3.95亿。人们会因为事故、癌症、年龄增长等各种原因而变得衰弱，对机器改善肉体的渴望会越来越旺盛。

“想象一下，当你80或90岁的时候，你可以穿上外骨骼去购物、 照顾孙辈、并接他们回家，这些技术会帮我们维持与社会的联系，保持长久的活力，以及更加幸福。”

2020年底，上海瑞金医院成立“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研究小组。手术是在人的体内装入一个“脑起搏器”，由它控制装在大脑中的两条电极，当患者打开“体外开关”，就能瞬间开心起来，一开一关，就是“一秒天堂一秒地狱”。

脑机接口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研究，国内尚属第一次。目前已有26位患者参与，抑郁状况平均改善60%，吴晓天就是参与其中的抑郁症患者之一。

▲现在的吴晓天已经基本克服了抑郁症的影响

他今年31岁，已经患抑郁症16年。抑郁症常常让他大脑空白，连“你好”这样简单的问候语都卡在喉咙里。最严重的时候，他一整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外部世界像是真空的，和我没有关系。”

做完脑机接口治疗抑郁的手术后，吴晓天觉得自己“换了个人”。开机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终于刑满释放了”。现在的他喜欢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也能很快和陌生人攀谈起来。

他的右胸腔内埋着一个神经调控装置，也叫“脑起搏器”。它连接着两条电极，从胸前的装置延伸到耳后，再从后脑延伸到大脑前侧，穿过大脑前端的神经核团。电流刺激神经，抑郁症状随之消失。

▲设备植入体内后的模拟图：两条电极穿过大脑前侧的神经核团，连接到神经调控装置（脑起搏器），固定在胸部右侧。与外部设备关联，就能远程调控参数

开机关机，意味着两种极端的感受和状态。“开机，就会感觉从悬崖边被拉到天上，心气会突然提上来，关机，灵魂就突然被抽走……”他总结，“一秒天堂，一秒地狱。”

吴晓天和抑郁症的对抗，也是一场漫长艰辛的苦役。他小时候跟随父母去了苏州，上学时，他是同学嘴里的“外乡人”，后来他去上技校，也常和大家格格不入。

他状态越来越差，正常的社交学习全都无法进行。吴晓天以为自己身体出了问题，频繁去医院检，但是全身体检也查不出什么。

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得了抑郁症。他也用尽一切方法“解救自己”：吃各种保健品，用针灸，去练气功，吃遍了市面上的抑郁症药物，甚至去做了电击治疗。

“我的求生欲一直很强，我就是有一个执念，不想就这样沉沦下去。但没想到，这个病一直跟着我，从3个月变成1年，从1年变3年，现在算算，已经是第16年。我当时断绝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只对一件事好奇：快乐到底是什么感觉？”

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最后都辗转找到孙伯民，他们的心愿很简单，也很相似：成为一个正常人，不再失眠，可以工作。

上海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孙伯民是“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 临床研究负责人。2021年，他推动这项临床研究进入轨道。

“人的大脑中，神经聚集，形成神经核团。有些神经核团控制人的运动功能，有些管理情绪。所以我们想，植入脑起搏器后，电极刺激和情绪相关的神经核团，或许就能够改善抑郁症。用具有脑机接口功能的脑起搏器，多靶点联合刺激治疗抑郁症，这是世界首次。”

孙伯民也经历过抑郁。以前下了班去地库取车，他会一路哼唱着自己喜欢的歌，患有轻度抑郁后，他连唱歌的心思都没了。

孙伯民也无法解释人为什么会患抑郁症，“医学界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是否得抑郁症，可能取决于一个人生物学的基础。你抑郁，低落，那么你大脑中某个区域，它的代谢、脑电活动可能产生了变化。”

为了符合伦理要求，目前只有像吴晓天这样患有“难治性抑郁症”的患者才能加入临床研究。

研究刚开始时，孙伯民也难免舆论争议与责难。“抑郁症还需要手术吗？”“脑机接口控制人的感受情绪”......大家觉得很恐怖，也觉得这件事是异想天开。

“瑞金医院伦理委员很重视这项临床研究，所以也很谨慎。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反复论证研究，最后才得以通过。”

入组参与临床研究的病人，要符合一系列标准：首先要通过抑郁症量表和医生的面诊，确定患者的确患有抑郁症，此外还要有一定量的治疗，比如吃了哪些药，达到多长时间，还要看年纪，不能有相关疾病，并且需要家里人有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部分测试内容

抑郁症有“早上重，晚上轻”的特点，所以需要不断设定和调整脑起搏器的参数，找到适合病人的刺激模式。“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会在大脑里植入两条电极，每条电极上8个触点，一共16个。通过调整电压、电流等参数，触点就会对大脑神经产生不同程度的刺激。让病人有不同的感觉。每个人对电流刺激的反应都不太一样。吴晓天就对电流的刺激格外敏感。他清楚记得开机的那一瞬间，不自觉掉了眼泪，心里翻涌着一种没由来的感动。

每一次调整参数，感觉都不同。除了快乐、愉悦，还有更具体的感觉。比如，在调整到某个参数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像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通过一个APP可以无线调控脑起搏器的参数，从而控制人的情绪

为了能快点快乐起来，所有人都想快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参数，甚至会调得相对较高。较高的参数可能会让病人产生“轻躁狂”的状态，让人思维敏捷、有活力、很舒服。但因为抑郁症的反复性，他们担心快乐的周期会越来越短，自己会产生耐受性。

因此，理性调整参数很重要，这个权利，基本都在医生手里。在开机3、4天后，吴晓天发现平静和愉悦的感觉开始慢慢减缓，抑郁的感觉似乎在逼近。

医院会帮吴晓天远程操作，切换参数。每次换完，他都会感觉会好一些，但是过一段时间，感觉又不那么明显。3个月后，吴晓天向孙伯民主任提出，或许可以让他自己来调控程序组。

▲脑机接口调控的APP界面，每一个程序即代表不同的参数设置，程序一为“休息模式”，程序二为“工作模式”

▲顺时针依次为：脑起搏器的远程调控器，充电器和充电插座。每次出远门，吴晓天都要带好一套设备

吴晓天的手机上装上了一个APP，上面一共有工作、休息和休闲几种模式。工作模式下，他就是正常状态，休息模式下，他就立刻回到抑郁状态。休闲模式的刺激强度居中。每次切换模式，电极就会刺激一个新靶点，这样就不会产生耐受性。

经过尝试，吴晓天基本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到了晚上12点，切换到休息模式，早晨起来，切回工作模式。他通过这种方式，相对自由地切割和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

如今，吴晓天经营着一家民宿，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想去街头卖艺唱歌，想做一个歌手，梦想开一个音乐酒吧，去研究AI……“如果没有做这个手术，我大概已经活不下去。我只想把我失去的16年拿回来。现在，就是重启人生。”

今年在瑞士，一款能让人“自助安乐死”的设备引发媒体和公众激烈讨论。它形似小型太空舱，能搬到任何地方，人躺进去关上舱门，回答一系列评估问题，按下按钮，氧气就会在30秒内骤降为0，无需他人协助，5分钟内无痛死去。

未来这个设备还可实现3D打印，只要一个软件，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把它“造”出来。它的设计者之一菲利普·尼奇克（Philip Nitschke）出生于澳大利亚，如今75岁。他被外媒称为“死亡博士”，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合法协助他人安乐死的医生。

实现安乐死合法的地方依然不多，只有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安乐死设置的条件很多，比如人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自愿请求安乐死，而且要经过医生多次评估确认。

安乐死的程序一直很繁琐。早期安乐死也都是用药物注射的方式，但大多数药物很难获得。即使找到了，普通人也很难将针头插入静脉。

1997年，菲利普·尼奇克创办了协助安乐死的公益机构。“这些年我设计了很多安乐死的方式，发明过自动注射药物的设备、降低细胞含氧量的药物，使用氮气等等。安乐死舱就是一步步发展演变来的。”

2017年，菲利普·尼奇克完成了安乐死舱的设计，2023年6月开始做最后测试。现在，安乐死舱只在瑞士开启小范围测试。自2010年以来，每年大概有1000多个外国人去瑞士进行安乐死，而且瑞士有一条独特的法律，即使这个人没生病，协助对方安乐死也不算犯罪。

除了伦理和法律问题外，安乐死舱还要考虑很多其它因素。比如，要确保舱内的气体水平下降得足够快，缩短人陷入昏迷的时间。而且要检测舱内的温度，因为气体是比较冷的，在里面待太久会不舒适。

安乐死舱使用前，需要对使用者进行测试，反复确定使用者的头脑是否清醒，以及他的真实意志。目前会设置3个问题：你是谁？你现在在哪里？你知道按下按钮会发生什么吗？所有的回答都会被录音，确保人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同时会请瑞士的精神病医生对使用者的心智能力进行评估。

瑞士法律规定，协助任何人安乐死，都要问这3个问题。整个过程会被录制下来。安乐死结束后，相关机构会来检查尸体，并且查看录像。

安乐死舱还有语音控制系统，以便身体不能自主的病人使用。他们可以通过语音激活系统完成安乐死。

菲利普·尼奇克生于教师家庭，1972年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因为身体不好，将近40岁才开始学医，毕业后成了一名医生。在医院工作时，他亲眼见到很多生命垂危却对此无能为力的人。

1997年，菲利普·尼奇克帮助了一个前列腺癌晚期的病人实现安乐死。“每次去病房看他，都能感受到那眼神里的无助。治疗不曾间断，各种管子、仪器支撑着他的生命，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想安乐死。”

为了执行此次安乐死，菲利普·尼奇克至少要得到其他4个医生的支持。争取了几个月，被拒绝了多次后，他得到了4个医生的签名。

执行安乐死当天，菲利普·尼奇克将选择死亡的决定权交给了这个病人。“虽然我可以直接用助推器把药推进他的静脉。但我还是希望病人能决定自己的死亡，就用了我设计的那个装置。”“机器一端连接着电脑，电脑上会显示：如果你按下这个按钮，你就会死。他和妻子告别，然后按下按钮。”

就这样，菲利普·尼奇克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合法协助病人安乐死的医生。之后的两年里，他在澳大利亚用这台设备帮助4个人完成了安乐死。现在这个设备收藏在伦敦的英国科学博物馆。

关于死亡的决定权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

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出台了第一部安乐死合法的法律，仅持续了8个月，1997年3月又被推翻了。菲利普·尼奇克对安乐死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2000年，他在澳大利亚珀斯主持关于安乐死的会议，遇到一个向他寻求安乐死帮助的大学教授。“我问她得了什么病，她说自己很健康，但再过4年，她就80岁了，她觉得80岁就应该寿终正寝。我当时根本不相信，觉得她肯定是得了绝症。”

后来菲利普·尼奇克每次去珀斯，这位大学教授都会找他问一些关于安乐死药品的问题。“她觉得，我作为医生，一直在按自己的标准做选择，判断谁可以选择安乐死，谁不行。我当时很震惊，这和当时大家对安乐死的认知都不一样。”

这个大学教授最后在她80岁的时候结束了生命，这件事不仅在澳大利亚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更让菲利普·尼奇克重新思考，“一个人身体健康但也想安乐死，为什么就不行呢？”

▲2021年，中国《人口学刊》发布了一项关于“大众对安乐死的态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有55.2%的人赞成安乐死，有44.8%的人不赞同或保持中立，其中明确反对占7.1%

关于安乐死的争议持续不断。困境和阻力主要来源于患者、家属、医生和社会。普遍观点是，安乐死可能被人利用，人的生命权得不到保障。病人的家人一方面不舍得亲人离世，另一方面，也可能无法承担繁重的照护压力。医生群体觉得，他们有“救死扶伤”的义务，社会观念上，安乐死合法化也意味着自杀的合法化，在很多文化里，这都是很负面的。安乐死问题始终要面对伦理、道德和法律的拷问。

“围绕安乐死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政府或者医生都觉得他们可以帮助别人实现安乐死，这就是正义的。但一旦决定权在别人自己手里，他们就觉得不对劲了。”

2015年，菲利普·尼奇克公开烧毁了医生执照，放弃医生的身份去了荷兰。荷兰是第一个真正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2019年，他回到澳大利亚，在很多大城市举行安乐死相关的论坛。参加论坛的很多人是70岁以上的，他们想安乐死的理由有很多：有些人觉得身体衰老了，生活变得困难；有些人觉得现在挺快乐，生命停止这个节点足矣；也有些人想自己选个好日子离开。

“事实上，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人们会越来越长寿，但很多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很低，他们也面临着想安乐死却无法实现的困境。”

这两年，菲利普·尼奇克还发现一个问题，安乐死的“痴呆困境”。人经受的身体折磨是能被看到的，但还有很多人在遭受精神疾病的困扰。精神分裂、躁郁症等等，他们或许也想以平和的方式结束生命。

现在菲利普·尼奇克和团队正在设计一个可植入身体的死亡开关。比如有些老年人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可以在他们清醒的时候设置一个时间。比如一年、两年或者十年后某个时间死亡。

“如果到了那个时间，他们确实失去了意识，体内的开关会自动开启，结束他们的生命，当然，如果他们那时候还是清醒的，可以随时决定取消这个开关。”

在全世界，安乐死合法化正在缓慢推进。“我一直希望能看到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命样态，决定离开世界的那天在哪里，和谁在一起。那可以成为一个浪漫的仪式，我们可以笑着说再见。”

吴晓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