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90后在脑中植入机器,打开后,抑郁症就好了……
从元宇宙、数字人的概念大火,
到近年ChatGPT等技术走红,
人工智能、人机交互持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们逐渐进入一个人和机器融合发展的时代,
有在人体内装进一个装置,
只需要打开开关,
就能影响人的情绪的“脑机接口”。
人机共生当前发展到什么程度?
2023年6月,安乐死舱(sarco)正在做最后测试(右一为设计者之一Philip Nitschke博士)
一条对话了“半机械人”哈利·帕克,
“脑机接口”使用者吴晓天,
安乐死舱设计者之一菲利普·尼奇克,
和他们聊了聊,人借助机器如何更好地存活,
哈利·帕克在安装他的义肢
其中的仿生膝盖重1.7kg,售价约7万英镑
摄影:Steven Pocock
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侵入性改造,有上万人在体内植入芯片成为“初级赛博格”,用以乘坐火车、开门解锁和支付账单,其中“半机械人”哈利·帕克,他使用高科技义肢已经生活了15年。
大约15年前,20岁出头的哈利·帕克在战场服役时,踩到一枚简易爆炸装置,就此失去了双腿。经过艰难的复健后,他获得了当时最先进的义肢,内含一款智能仿生膝盖,中间的微处理器芯片能凭借算法对周遭环境做出反应。
同时附带蓝牙功能,可以连接到手机上的app程序,更改不同的行动模式,戴上后可以骑车、快走、打高尔夫,甚至扛着孩子走路也完全不在话下。纵然有这样高科技的义肢,很长一段时间,哈利·帕克还是会因为自己的残疾感到羞愧和自卑。
左:哈利·帕克的刀锋义肢(摄影:Natasha Pszenicki)
右:2019年,他为英国女王介绍自己的画作
他曾路遇小学生提问:“你是赛博格吗?”哈利·帕克刚开始有点懵,然后笑了笑回答:“不,我是半机器人(Half-robot)。”
他碰到过一些残疾人,自豪地介绍自己是“赛博格”,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在使用神经系统控制的义肢,拥有强力灵敏的机械手,甚至有四肢瘫痪的人能用大脑去控制机械臂为自己抓取食物。
另外,很多身体健全的新新人类,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机械改造。
于是哈利·帕克去探访了最前沿的实践者——电子眼、DIY生物黑客、AI医生、脑机接口、在义肢里“放入闪电”作为装饰的艺术家、“超人类主义宣言”;他前往德国观看半机械人运动会(Cybathlon),包括外骨骼赛、义腿赛、义臂赛、脑-机接口赛、动力轮椅赛和功能性电刺激自行车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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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沃威克用手臂神经控制机械手
他还拜访了英国雷丁大学的教授——世界上第一代赛博格人凯文·沃威克(Kevin Warwick),他从20多年前就开始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
1998年,他在自己前臂植入了一枚RFID芯片(RFID是一种无线通信技术,用于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数据),当他走过雷丁大学控制系的房间时,门、电灯、取暖器和计算机都自动为他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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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凯文·沃威克与妻子进行神经链接
他还将自己的“脑门”连接到妻子的神经系统,让自己的运动神经信号传到了她的大脑,达到了一场“纯电子沟通”。其中最为微妙的一点,是当时夫妻二人婚姻面临崩溃,但就在这一次神经连接后,两人变得无比亲密,挽救了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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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文·沃威克进行赛博格实验的20多年后,“身体黑客”(Bodyhacking)成为一股潜流,这群人通过使用普通人买得起的现成工具,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而在体内植入芯片,是这个社群里较为温和的一项改造。
“身体黑客”社群活动如火如荼,各种不同的工具和元件很容易在网上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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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已经至少有8000人给自己的身体植入了不同的RFID芯片,成为初级阶段的“赛博格人”。这些芯片往往米粒大小,经由一根大型针管注入手掌虎口、手臂等皮下组织,全程几乎没有痛感,2个小时即可完成,而且只需要花费大约1300元(180美元)。
芯片中存有数据和信息,当你乘坐火车、刷信用卡、解锁家门、启动打印机时,用手扫一扫就可以了。疫情期间,还有公司推出“疫苗护照”功能,用手机贴近皮肤,就会显示你的疫苗记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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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会利用这类技术,拓展本不属于人类的感官。
内尔·哈比森(Neil
Harbisson)是“赛博格”世界里的名人。他天生色盲,只能看见黑白两色,但是现有的医疗手段并不能对此进行改善。
于是他在大学期间自己动手开发了一种“眼博格”的装置,在头骨内植入了一种感应元件,外面伸出一条天线,将侦测到的颜色波长转变成震动频率,让他能从头骨中“感受和听见”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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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恩·里巴斯在双脚植入元件,能实时感知地球发生的地震活动,她根据感知到的地球运动,进行舞蹈
改造后,内尔·哈比森不仅能感受到普通的颜色,还能感受到正常人看不到的红外线和紫外线。他也成为第一个获得政府正式承认的赛博格。
穆恩·里巴斯(Moon
Ribas)是内尔·哈比森的好友,她的身体没有任何缺陷,为了成为赛博格,她在双脚植入了一种可连接到在线地震仪的装置,能实时感知地球发生的地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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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接口”令人联想到“黑客帝国”世界
人机合成是真的势不可挡吗?
哈利·帕克也曾经就这个问题跟朋友产生争论,当时两人聊到埃隆·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所做的项目:将带有数千个电极的超薄神经束,植入颅骨。该项目初期目标是让瘫痪患者重新行动,但是马斯克提出,未来可以通过增强这项技术达到“人和人工智能的共生”。
在脑中植入设备,可能会涉及到隐私泄露、技术奴役人类等问题,想起来令人惊惧,可是一旦它开始商品化,就是势不可挡,就像30多年前人们害怕手机信号穿入人体,但现在已经没有人谈论这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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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马斯克展示Neuralink的手术机器人
这种“改造”的趋势也哈利·帕克本人身上发生。他目前使用的还是智能“套筒”义肢,体内并没有植入机械元件,但是他也对神经控制的义腿十分着迷。这需要进行一次骨整合手术,由一根钛制的金属棍将皮肤戳开,然后再接入外部机械设备。
因为手术有风险,哈利·帕克还在犹豫,“再过几年,如果我的身体因多年磨损而恶化,或许骨整合会成为我的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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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70岁以上的劳动者工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范围内,每100人中约有15人残疾,每100人中有2至4人严重残疾;每年有50万人脊柱受损,轮椅用户多达6500万;在接下来的30年里,8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差不多会翻两番,达到3.95亿。人们会因为事故、癌症、年龄增长等各种原因而变得衰弱,对机器改善肉体的渴望会越来越旺盛。
2020年底,上海瑞金医院成立“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研究小组。手术是在人的体内装入一个“脑起搏器”,由它控制装在大脑中的两条电极,当患者打开“体外开关”,就能瞬间开心起来,一开一关,就是“一秒天堂一秒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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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今年31岁,已经患抑郁症16年。抑郁症常常让他大脑空白,连“你好”这样简单的问候语都卡在喉咙里。最严重的时候,他一整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外部世界像是真空的,和我没有关系。”
做完脑机接口治疗抑郁的手术后,吴晓天觉得自己“换了个人”。开机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终于刑满释放了”。现在的他喜欢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也能很快和陌生人攀谈起来。
他的右胸腔内埋着一个神经调控装置,也叫“脑起搏器”。它连接着两条电极,从胸前的装置延伸到耳后,再从后脑延伸到大脑前侧,穿过大脑前端的神经核团。电流刺激神经,抑郁症状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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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植入体内后的模拟图:两条电极穿过大脑前侧的神经核团,连接到神经调控装置(脑起搏器),固定在胸部右侧。与外部设备关联,就能远程调控参数
开机关机,意味着两种极端的感受和状态。“开机,就会感觉从悬崖边被拉到天上,心气会突然提上来,关机,灵魂就突然被抽走……”他总结,“一秒天堂,一秒地狱。”
吴晓天和抑郁症的对抗,也是一场漫长艰辛的苦役。他小时候跟随父母去了苏州,上学时,他是同学嘴里的“外乡人”,后来他去上技校,也常和大家格格不入。
他状态越来越差,正常的社交学习全都无法进行。吴晓天以为自己身体出了问题,频繁去医院检,但是全身体检也查不出什么。
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得了抑郁症。他也用尽一切方法“解救自己”:吃各种保健品,用针灸,去练气功,吃遍了市面上的抑郁症药物,甚至去做了电击治疗。
“我的求生欲一直很强,我就是有一个执念,不想就这样沉沦下去。但没想到,这个病一直跟着我,从3个月变成1年,从1年变3年,现在算算,已经是第16年。我当时断绝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只对一件事好奇:快乐到底是什么感觉?”
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最后都辗转找到孙伯民,他们的心愿很简单,也很相似:成为一个正常人,不再失眠,可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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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孙伯民是“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 临床研究负责人。2021年,他推动这项临床研究进入轨道。
“人的大脑中,神经聚集,形成神经核团。有些神经核团控制人的运动功能,有些管理情绪。所以我们想,植入脑起搏器后,电极刺激和情绪相关的神经核团,或许就能够改善抑郁症。用具有脑机接口功能的脑起搏器,多靶点联合刺激治疗抑郁症,这是世界首次。”
孙伯民也经历过抑郁。以前下了班去地库取车,他会一路哼唱着自己喜欢的歌,患有轻度抑郁后,他连唱歌的心思都没了
孙伯民也无法解释人为什么会患抑郁症,“医学界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是否得抑郁症,可能取决于一个人生物学的基础。你抑郁,低落,那么你大脑中某个区域,它的代谢、脑电活动可能产生了变化。”
为了符合伦理要求,目前只有像吴晓天这样患有“难治性抑郁症”的患者才能加入临床研究。
研究刚开始时,孙伯民也难免舆论争议与责难。“抑郁症还需要手术吗?”“脑机接口控制人的感受情绪”......大家觉得很恐怖,也觉得这件事是异想天开。
“瑞金医院伦理委员很重视这项临床研究,所以也很谨慎。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反复论证研究,最后才得以通过。”
入组参与临床研究的病人,要符合一系列标准:首先要通过抑郁症量表和医生的面诊,确定患者的确患有抑郁症,此外还要有一定量的治疗,比如吃了哪些药,达到多长时间,还要看年纪,不能有相关疾病,并且需要家里人有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部分测试内容
每一次调整参数,感觉都不同。除了快乐、愉悦,还有更具体的感觉。比如,在调整到某个参数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像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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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APP可以无线调控脑起搏器的参数,从而控制人的情绪
为了能快点快乐起来,所有人都想快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参数,甚至会调得相对较高。较高的参数可能会让病人产生“轻躁狂”的状态,让人思维敏捷、有活力、很舒服。但因为抑郁症的反复性,他们担心快乐的周期会越来越短,自己会产生耐受性。
因此,理性调整参数很重要,这个权利,基本都在医生手里。在开机3、4天后,吴晓天发现平静和愉悦的感觉开始慢慢减缓,抑郁的感觉似乎在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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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接口调控的APP界面,每一个程序即代表不同的参数设置,程序一为“休息模式”,程序二为“工作模式”
吴晓天的手机上装上了一个APP,上面一共有工作、休息和休闲几种模式。工作模式下,他就是正常状态,休息模式下,他就立刻回到抑郁状态。休闲模式的刺激强度居中。每次切换模式,电极就会刺激一个新靶点,这样就不会产生耐受性。
经过尝试,吴晓天基本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到了晚上12点,切换到休息模式,早晨起来,切回工作模式。他通过这种方式,相对自由地切割和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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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的安乐死舱(Sarco),很多人都在好奇围观
未来这个设备还可实现3D打印,只要一个软件,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把它“造”出来。它的设计者之一菲利普·尼奇克(Philip Nitschke)出生于澳大利亚,如今75岁。他被外媒称为“死亡博士”,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合法协助他人安乐死的医生。
1997年,菲利普·尼奇克创办了协助安乐死的公益机构。“这些年我设计了很多安乐死的方式,发明过自动注射药物的设备、降低细胞含氧量的药物,使用氮气等等。安乐死舱就是一步步发展演变来的。”
2019年,Philip Nitschke博士和参观者
除了伦理和法律问题外,安乐死舱还要考虑很多其它因素。比如,要确保舱内的气体水平下降得足够快,缩短人陷入昏迷的时间。而且要检测舱内的温度,因为气体是比较冷的,在里面待太久会不舒适。
安乐死舱还有语音控制系统,以便身体不能自主的病人使用。他们可以通过语音激活系统完成安乐死。
1997 年,Philip Nitschke 在澳大利亚北部库拉林加的办公室。图片来源:Rohan Sullivan/美联社
为了执行此次安乐死,菲利普·尼奇克至少要得到其他4个医生的支持。争取了几个月,被拒绝了多次后,他得到了4个医生的签名。
电影《深海长眠》,讲述一个全身瘫痪的人,在26年时间里,一直争取安乐死却始终无法获准的故事
就这样,菲利普·尼奇克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合法协助病人安乐死的医生。之后的两年里,他在澳大利亚用这台设备帮助4个人完成了安乐死。现在这个设备收藏在伦敦的英国科学博物馆。
1996 年,Philip Nitschke 和他的安乐死输送系统: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装有注射器的盒子,该注射器通过静脉导管连接到患者并由压缩空气驱动。图片来源:美联社
关于死亡的决定权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
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出台了第一部安乐死合法的法律,仅持续了8个月,1997年3月又被推翻了。菲利普·尼奇克对安乐死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2000年,他在澳大利亚珀斯主持关于安乐死的会议,遇到一个向他寻求安乐死帮助的大学教授。“我问她得了什么病,她说自己很健康,但再过4年,她就80岁了,她觉得80岁就应该寿终正寝。我当时根本不相信,觉得她肯定是得了绝症。”
后来菲利普·尼奇克每次去珀斯,这位大学教授都会找他问一些关于安乐死药品的问题。“她觉得,我作为医生,一直在按自己的标准做选择,判断谁可以选择安乐死,谁不行。我当时很震惊,这和当时大家对安乐死的认知都不一样。”
这个大学教授最后在她80岁的时候结束了生命,这件事不仅在澳大利亚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更让菲利普·尼奇克重新思考,“一个人身体健康但也想安乐死,为什么就不行呢?”
2021年,中国《人口学刊》发布了一项关于“大众对安乐死的态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有55.2%的人赞成安乐死,有44.8%的人不赞同或保持中立,其中明确反对占7.1%
“围绕安乐死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政府或者医生都觉得他们可以帮助别人实现安乐死,这就是正义的。但一旦决定权在别人自己手里,他们就觉得不对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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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死亡医生》剧照,电影讲述了一个帮助绝症病人安乐死的医生。他面临巨大压力但始终坚信,医生的职责不仅要最大程度救助病人,也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包括对死的渴望
“事实上,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人们会越来越长寿,但很多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很低,他们也面临着想安乐死却无法实现的困境。”
Philip受邀参加TED演讲,分享他对于安乐死的观念
现在菲利普·尼奇克和团队正在设计一个可植入身体的死亡开关。比如有些老年人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可以在他们清醒的时候设置一个时间。比如一年、两年或者十年后某个时间死亡。
Philip坚持开展关于安乐死的论坛和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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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安乐死合法化正在缓慢推进。“我一直希望能看到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命样态,决定离开世界的那天在哪里,和谁在一起。那可以成为一个浪漫的仪式,我们可以笑着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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