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回来了

1985年5月19日，北京工人体育场，本以为胜券在握的中国队，以1:2输给了中国香港队，宣告彻底无缘墨西哥世界杯。

当中国队逼平比分时，解说员孙正平拍着桌子叫好。但很快，他接到从电视大楼打来的专线电话，体育部的负责人提醒他不要过于激动。

那是个不允许过分激动的年代。所以，年轻球迷赛后愤怒的宣泄，震惊了世界。中国自己的媒体评论是：

但现场观战的外国记者，把这看作中国开始融入现代生活潮流的时刻；法新社在报道里写：

1986年，一份特殊的申请送到了文化部。

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策划了一场百名歌星演唱会。他们认为，联合国刚确定了国际和平年，美国和港台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演唱会，需要补上中国声音的缺席。

当时国家正在“清除精神污染”，规定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一起演出。

但经过一番犹豫，文化部放行了《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并且准其使用北京工人体育场。

演唱会那天，主席台上坐满了领导。领唱者之一，包括了当时籍籍无名的崔健。

不出意外，意外还是出现了。《让世界充满爱》唱到第三部分时，崔健旁若无人地在舞台上走起了“太空步”。

演唱会快结束时，崔健换下了统一着装，端冲锋枪似地抱着吉他，走上了舞台，吼出了：

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一无所有》，就这样突然出现了。主席台气氛开始凝重，有领导拂袖而去。

有评论家认为，是审查疏漏，让崔健混迹其中，借壳下蛋，可谓斯文扫地。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那一夜，流行乐和摇滚乐双双亮相，就此风靡，原本高高在上的舞台，回到了大众手中。

三十年后，有家媒体写了篇文章，标题是：

那年，工体不远处的兆龙饭店刚刚开业。兆龙饭店门前飘着一面旗帜，上面有四个字：

兆龙饭店的钱是船王包玉刚捐的，当他表达了修饭店的意愿后，领导们都顾忌姓资姓社的问题。最后，捐款的支票是总设计师接下的，老人家嘱咐旅游局：

老人家亲自为饭店写了点名，开业那天还亲自到场。对了，老人家复出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也是在工人体育场。

大家终于知道，什么是解放思想了。工体另一边的三里屯，当时还是一个破败的小街道。三里屯街道办的领导数了数，仅涉外单位和各国驻华大使馆的进口汽车，便有数千辆，于是就鼓励大家去开进口汽车配件商店，很快就冒出了100多家店，成为北京第一个汽配市场。

三里屯很快成为北京最富有的街道，赚到钱的年轻人们，开始学使馆区老外们的消费方式，几年之后，第一家酒吧出现了；非典时，工体最有名的俱乐部Mix也开业了。敢不敢来工体开演唱会，成了明星实力的试金石。

从三里屯到工体，串联起了北京人的娱乐生活。

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北京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工体有国安比赛的时候，2000万人口的城市，晚上会有5万人在这里看球。10点钟工体散场，再回到城市各个角落。工体也被称作：

2019年12月1日，北京国安在主场对战山东鲁能，工体中圈里面草坪修剪出“北京”两字。赛场的火药味里夹杂着淡淡的哀伤，这场比赛之后，工体就将拆除，进行翻新：

场上欢呼声雷动，国安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注意到，后排座位已经在晃动。

翻修之后，工体变成了更高规格的专业足球场。跑道被取消，球迷可以离球员更近，座椅数量增加到6.8万个。

但这次翻新最大的亮点，是对北京人记忆的保留。比如外立面“修旧如旧”，将恢复到上世纪50年代最初建造的样貌，建筑装饰构件也尽量保留。

工体场外标志性的九组雕塑，在完工后将回迁，尤其是“男女工人雕像”，将放回原位。

在场内，球场留出了1.5万个座椅，作为国安的死忠球迷看台。

工体翻新的这两年，体育场西门的工体3号公寓楼，在几度易手后，也被一位“老北京”拿下。

几天前，“电影老炮”于冬宣布了自己出资，完成了项目的股权变更，它将成为一个全新的项目：

一个拍电影的自掏腰包，接下一个房地产项目。于冬跟我说，这是第一次，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他做这个决策的核心原因还是：

于冬是北京孩子。他的生活半径，一直围绕着工体——出生在北京朝阳医院，上学是在朝阳中学。

小时候过国庆节，他还能在自家阳台上，看着从工体里头窜出的烟花。后来，附近的房子越盖越高，最后只能看见烟花的顶。

工体里打比赛，于冬就在工体北门外的水泥地上踢球。踢球留下的疤，至今留在胳膊上。

于冬上过不少商学院，从长江商学院EMBA、DBA，到清华经管的DBA，最长的上了8年。在接手IN三里之前，他问了同学一圈。包括商学院的班长冯仑。他告诉于冬：

新工体的翻新，只是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根据规划，工体-三里屯区域将彻底改头换面。地面上，会有一座10万平方米的城市公园和3万平的人工水系，最大的变化，是地下空间的开拓。

以前工体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地铁站，一到比赛日，工体北路都是球迷，大家走三四站路，一直走到地铁里面。

未来，工体地下将有3号线和17号线。3号线横穿东西，17号线贯通南北，工体突然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枢纽。

地铁站有三个出入口在新工体内，地下的每一层都与地铁站直接连通，还会有商业区。人们可以从地铁直接进入球场。从工体看完比赛和演出，可以通过公园和商业区疏散。

当工体的酒吧都搬到地下后，大家发现，工体竟然拥有了：

今年新工体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就是梅西来踢的友谊赛。

晚上10点比赛结束，大量球迷站在看台上不肯散去。比赛之后，工体把当晚球赛的草坪分割成小块，做成纪念品出售：

同样一片球场，在不同的人手里，价值也不一样。IN三里也是这样，最重要的不仅是房地产、设计资源，更重要的是找到对的推销员。

二十多年前，于冬白手起家创业。

1998年3月，领导在人大一次会议上推荐了一部名叫《泰坦尼克号》的电影，说“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就没有思想交流的东西”。在这之前，提前看完影片的他已经指示，影片中的裸体素描段落完全不用删减。

很快，《泰坦尼克号》被冲印成300份拷贝，送往全国各个影院。中国人有自己的宣传话术：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泰坦尼克号》却不是什么好消息。它破天荒地在院线放映长达半年，拿走了3.6亿元票房，而那一年，中国电影总票房也不过8.3亿元。

冲击波也传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里负责电影发行科长于冬只有27岁，是最年轻的科长，他和朋友感叹：

很快，于冬觉得不能坐以待毙，就跟亲戚朋友凑了些钱，开了一个发行公司，就是日后的：

没有人会把自己的片子交给这样一个小作坊。博纳把所有家底掏出来，以高出对手一倍的价格，买下了黄建新的《说出你的秘密》，这部片子已经在仓库里放了一年多。

最终，只有四个员工的博纳，把这部片子做出了1000万元的票房。于冬的拼命让同行的陈凯歌感叹：

2001年，于冬看中了香港大制片人文隽监制的《我的兄弟姐妹》，他觉得这是难得一见的“哭片”。

为了增强宣传效果，博纳在宣传中对标哭片顶流《妈妈，再爱我一次》，最后竟然把《我的兄弟姐妹》做成了年度票房冠军。

当博纳以最快速度，把票房分成一分不差地交给文隽后，文隽就成为他们在香港的口碑宣传者。博纳保底分账、报账清楚、结算及时，得到香港人的青睐。

后来的香港合拍片，有一半是从博纳推向了内地。《无间道3》的发布，被他放在了人民大会堂。

现在，这位最好的推销员要把同样的事，在IN三里做一次。

想让IN三里重生，做一个普通的产品显然是不够的。于冬参与制作的《一代宗师》里，叶问老婆和他说：

于冬索性大胆尝试起来。300方的房子，最多都只做了三房，很多是两室，甚至一室。

300平的一室，想想都觉得刺激。而且唯一的一室，墙体还是可以打开的。这意味着，这个房子就是一览无余的，包叔说，这是他见过最牛的：

因为空间的隔离少，公共空间的配置，就可以随心所欲。比如厨房的岛台，是放在落地窗前；客厅的沙发，两边都是落地窗；更夸张的是一些房子的浴缸，也被放在了落地窗前。

落地窗都是10平米的玻璃，让房子变成了一个小型广场。IN三里的室内布局，比度假酒店又往前走了一步。

业主对房子的管理，通过科技系统来完成，可以分时、分室独立控温，设备可以一键切换；户内的主控屏是一个10寸的屏幕。住户可以通过科技系统预定会所，呼叫物业服务。

公共空间的设计感也很足，从入户大堂台阶到地面的铺贴图案，从行政走廊到会所，都是DCDA这样的顶级设计团队做的。

地产营销的朋友说过，卖房子的最高境界，就是打造：

于冬在IN三里，打造了一个独特的生活场景，IN三里提供的，是一种定制化的服务。

我看于冬之前的采访，说拍《长津湖》的时候，前期拍摄有7000人，后期技术力量达到5000多人。中国电影工业几乎所有的后期特效技术力量，都被动用了。

拍一个电影，看起来比干一个地产项目费劲多了。

IN三里是于冬电影世界的延伸。他和我说一直来有个设想，能拥有自己的楼和物业，做成一个电影人的俱乐部。有合作的导演和演员，就让他们在楼里选一套。

能拉近距离，也能让合作更紧密。

于冬还想拿点面积出来，做一个专属影院，打造成一个：

在这里，电影能和院线同步，也可以给导演们的新片拿来做试片会。

为了这个设想做准备，于冬把楼里几乎所有的可售商业空间都拿出来，做成了配套的公共空间。大堂被扩容，加了吧台和咖啡厅，会所里引入了日式、中式餐厅，还有专门的红酒雪茄吧，顶楼有露天酒吧。

在他的描述中，IN三里很像上世纪美国曼哈顿那个叫格林威治的村子，马克·吐温在这讲座，欧·亨利在这写小说，马龙·白兰度在这学表演，希区·柯克在这里拍片子。

我去IN三里那天，在样板间里看房，看着看着，抬头看到一个人很眼熟，再定睛一看，是一位以硬汉形象著称的明星。

于冬的出现，让这个项目通上了电。IN三里85套房，已经卖掉了将近50套，剩下的30多套在别人眼里是难题，但这位电影老炮蛮擅长一件事：

《一代宗师》里叶问打架前，佛山武术界就把人都摇过来，给他做陪练。而能把香港导演都摇到内地拍主旋律电影的于冬，可能是最会摇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