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三伯的晚年赎罪 | 人间

我在乡镇中学念初一后，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往返需要一个小时。有时遇上下雨天，土路泥泞，无法骑车，只能步行。母亲怕我在路上花的时间多了耽误学习，就打算让我住校，一周只回家一次。她先去学校看，发现所谓的宿舍其实是一个大教室改造的，几十个男孩住在里头，晚上打打闹闹，根本没法学习，于是就找了一个远房亲戚帮忙。

那人把我们带去她公公的老屋，院子里长满了野草，房子的墙壁裂着缝儿，里面又暗又潮，还没电，透着一股子霉味。我吓得不敢进去，母亲却说“收拾收拾就行了”。亲戚说，她公公去世前一直住在这里，我听了差点哭出来，等母亲知道老人死于肺病，生前常年咳嗽吐痰，这才勉强放弃了这间房子。

后来，母亲又找了几个镇上的亲友询问，大家都没有多余的房子。奶奶说：“要不去找找陈东吧，毕竟是孩儿的三伯（同一支脉而已，非近亲），还在学校教书。他有个摩托车，上完课他就回家了，也不在学校住，让他三伯把宿舍给孩儿住。”

这个叫陈东的三伯，是个民办教师，教初中物理，听说他在学校里肆无忌惮，连领导的话也不听。要是惹恼了他，不管对方是谁，他都敢硬着来。平时他有一搭没一搭地上课，学校几任领导想开除他，但他闹得特别凶，只好作罢。

能住教师宿舍当然好，但母亲果断拒绝了奶奶的提议，说她无论如何不会和陈东接触——那时，我们村里的人都不愿意和陈东有过多往来，虽然他身为教师，但“不正经”的名声早已传遍了周围的村庄。

三伯年轻时长得帅，浓眉大眼，通官直鼻，身材高大壮实。他的老婆是全村最漂亮的女人，但依旧拴不住他的心。据说他到处沾花惹草，糟蹋了不少大闺女、小媳妇，除了我们村，周围的关村、张村都散播着他的风流韵事。

此外，他做事也不太地道。早年，他要和我父亲一起做生意，弄回了一批树苗，让我父亲在庄稼地里种上，承诺等树苗长成了他来收。结果树苗长成后，他不管了，我父亲找不到销路，只好把那一亩多的树苗全砍了当柴烧。那块庄稼地被树苗吸光了肥力，之后的好几年，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

到了90年代初，三伯开了一个家具厂，来我家借了一千块钱，但好几年过去，他一直不还钱。我母亲在一个春节前去他家要账，他说没钱，就收拾了一堆卖不出去的家具送到我家，说是抵账了。我母亲气得不行，从此不愿再和他说话。

但为了让我抓紧时间学习、顺利考上高中，母亲终究还是妥协了。那天夜里，她和父亲商量，让他去找我三伯说说。第二天，父亲出门没多久就带回了一把职工宿舍的钥匙，正当母亲在为三伯这突如其来的大方感到惊讶时，父亲支支吾吾地说：“三哥要房租，一天一块钱，一个月三十。如果他要用宿舍，咱儿子必须随时准备离开。”

母亲马上就跳了起来，骂道：“这都是什么‘一自己’（本家的意思）亲戚？连拐了弯的亲戚都不如！”

我还是住进了三伯的职工宿舍。那是一处平房，室内面积在三十平方左右，里外有两张床，中间被一道帘子隔开。我睡在里间，后墙上有一扇不大的木窗对着一片果园，许多坟茔散布其间，到了晚上往外看，有点恐怖。

我住进去后，三伯几乎没有露面，倒是不断有老师走进屋来探听我俩的关系。我说陈东是我三伯，他们似乎都不信，后来甚至在传我是他的私生子。

一个月后，已入深秋，天变得很凉。一天夜里，月亮很亮很亮，把夜照得像白天一样，我正在宿舍里睡觉，房门突然被打开了。迷迷糊糊之中，我听到帘子外面有一对男女在说话，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就把我给彻底吵醒了。我不敢出声，静静地听——原来是三伯带了一个女人进来。那女人很娇嗔，温柔地说着缠绵的话，三伯很急迫，两人很快就摔在了床上。

我惊恐不安，一动不敢动。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在外面猛踹房门，帘子那边的男女顿时乱成一团。我猛地坐起来，三伯这才看见我，他啥也没说，只顾着穿衣服。等穿好衣服，他起身准备开门，但那女人惊慌失措，小声地哀求他千万别开门。

动静越闹越大，始终躲在里面也不是办法，我打开了后窗，暗示他们可以翻窗逃走。那时三伯已经快五十岁了，身体不够灵活，尝试了几次都没能爬上去。砸门声愈发急促，外面人声嘈杂，应该是有不少老师都起床看热闹了。没办法，我让他俩赶紧钻到床底，我去开门。

一个男人和一个老太太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他们进门就开始四处找人，先翻两张床，正要查看床底时，我说：“他们跳窗跑了。”男人听了，立马趴在后窗上看，屋后的果园被月光照亮，一阵秋风吹过，残存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响声，就像有人在奔跑。眼看抓奸失败，那男人恼羞成怒，甩手给了我一巴掌，然后就带着老太太离开了。

外面的人群也渐渐散去，四周安静下来，三伯和那个女人才从床底钻出来，偷偷摸摸地溜走了。等他们都走了，我坐在床上，哭了许久。

第二天早上，我红肿着眼睛走进教室，第一堂课还没结束，就听见外面有个老太太拿着喇叭在叫喊。当时乡镇中学没有围墙，教学楼前面的广场连接着人来人往的马路，学校没有保安，所以老太太骂了许久也没人管。

我仔细听才听清，那老太太是在骂三伯不要脸，勾引她的儿媳妇，两人在哪儿哪儿做了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有些细节，她描述得极其详细，污言秽语让人听了脸红。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课也上不成了。课后他们又来调侃我：“骂你三伯啊，你咋不回嘴呢？”然后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我羞于抬头，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那天我过得浑浑噩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想回家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说给母亲听，让她来决断我到底要不要继续住在三伯的职工宿舍里。我身边没有自行车，只能走路，走到半路上，一辆摩托车停在了我的身边。

“上来！”三伯的语气不容置疑，震慑力很强。

我老实坐上了他的摩托车，车子启动，在土路上飞驰，耳边的风很大。

他突然大声说：“昨晚谢谢你啊！”

我没有说话，他继续说：“这两天发生的事，不准对任何人说。”

我还是没说话，最后，他用命令的口气说：“听到没有？！”

我勉强“嗯”了一声。

尽管老太太大闹学校，但三伯并没有受到严厉的处分，领导只是让他回家休息一段时间，避避风头，岗位依旧给他留着。

这当然不是他自己的本事，而是他两个儿子的功劳——三伯的大儿子在县教育局工作，二儿子在县委办公室任职，小女儿也即将要从军校毕业了。

这一次，三伯自知理亏，没有再跟领导大闹，安静地离开了学校。他拿着两个儿子给的钱开了月饼厂、养猪厂，但最后均以失败告终。

三伯的三个孩子都恨透了他，一来是他名声不好，二来他让三姆受尽了委屈。但无论怎么说，他曾经养活了一家人，且在孩子们求学的阶段严加管教，最终成就了兄妹三人。所以，三个孩子在面上对三伯还算孝顺，几乎是有求必应。

因为这些事，村里人对我三伯的态度很复杂。大家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的，会夸奖他“有能耐”、“能干大事”，但背地里又鄙视他——他经常在男人堆里炫耀自己的“战绩”，讲如何拿捏女人（确实有一些已婚女人回娘家还会偷偷给他织一件毛衣、送一条围巾什么的）。一次，三伯喝多了，还不小心把自己与酒友老婆的风流事抖了出来，搞得两人当场互殴。

听奶奶说，陈东年少时很争气。他出生于1948年，读书刻苦，从村小毕业后考上了县城的中学。下雪天，他就穿着一双露脚指头且不对称的破棉鞋，背着一袋红薯面干粮，徒步二十里去县城上学。

到了1966年，埋头苦读的陈东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他带头把村里的“地主”再次拉出来游街，还带头去剪姑娘们的辫子。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又会写诗、写文章，他承担起写各种标语的任务，一时风光无限。

那个夏天，天热得透不过气来，奶奶听到村口突然传来“嘭嘭”两声巨响。有人说“开枪了”，于是大家吓得赶紧往家跑，扒着门缝儿往外看。只见陈东带着地区来的人直奔剧团领导的老家——那是当时村里唯一的一座二层小楼，西厢房是个仓库，陈东很精准地从仓库里找到了那位潜逃回老家的领导，很快，人就被带走了。后来，听说那位剧团领导死了，他的妻子也死了，村里人不敢议论，也不敢打听，可陈东却骄傲了许久，他觉得自己立了大功。

那段时间，村里女孩对“见过大世面”的陈东都十分崇拜，上门给他提亲的人不计其数。陈东挑花了眼，就和不同的女孩暧昧不清。村里人传言，说他糟蹋过不少女孩，而那些女孩都还心甘情愿。

结婚后，三伯依然处处留情，我三姆从年轻时就没少和他吵架，也没少挨他的打。但无论如何，三姆总在人前维护丈夫，说他是个正经人，说“那些脏事都是别人诬陷的”。她还说自己脸上的伤是干活时不小心碰到的。村里人又不傻，只是不愿揭穿罢了。

这样憋屈的日子过久了，三姆终于心灰意冷，正式提出离婚。三伯也不挽留，他大手一挥：“离，离了你别后悔！”

离婚后，三姆害怕给孩子们增添负担，选择离婚不离家。三伯认定她离不开自己，就对她颐指气使，叫她干活就像使唤丫鬟一样。我母亲说，三姆本来是想通过离婚争口气的，没想到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她看不下去，曾在私底下劝三姆要活得有骨气一点：“孩子们都大了，也有出息了，跟他受那窝囊气干啥？”三姆说：“不能给孩子们拖累啊，何况我一辈子靠他活着，一点挣钱的本事都没有，没有他，我也活不下去。”

我母亲从此不再劝了。

三伯自持已经离婚，更加频繁地找女人，但他不再年轻，手头也没什么钱，农村妇女也对他不那么“敬仰”了。后来，他想出了许多新点子，比如在报纸上登征婚启事，给电台打电话自称“丧偶”，还去北京见一个相亲对象，结果人没见着，被骗了两千多块钱。

大概是因为长年累月经受这种精神折磨，三姆瘦得就像一根干柴，她的眼窝凹陷似两个洞，薄薄的一层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再也不见当年的风姿。我奶奶曾说过，三姆刚嫁来我村的时候，一出场就惊呆了众人。那时年轻的她身材高挑，穿着大红的靠身小袄，头上还别了一朵花，把一张瓜子脸衬得又白又红。

一个半夜，三姆心脏骤停，在羞愤中去世了。她的死让儿女们痛不欲生，觉得是父亲的无情杀死了母亲，又觉得自己对父亲太过顺从，无形之中成了他的帮凶。于是，大堂哥在葬礼上打了三伯，二堂哥和堂姐跪在母亲灵前，只用仇恨的眼神看着他，并不阻止。

这个曾经令人羡慕、仰望的家庭，在葬礼上丢尽了脸面，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2000年前后，县里出了政策，民办教师只要通过资格审查就可以“入编”了。仗着大儿子在县教育局当副局长，明知道自己在家休息了多年、并不符合要求，三伯依旧趾高气昂的去学校准备办理“转编”手续。

但“转编”结果没等来，三伯先等到大堂哥因为严重违纪被调查的消息。有人说，这事其实早有预兆——那年，三伯想开一家粒子厂，至少要投入二十万元的资金。他没有钱，就去找大儿子要，大儿媳不同意，他就在儿子家大闹了一场。之后，他又到教育局去闹，还在气头上说大儿子：“他家里藏了许多钱，就是不孝敬老子。”

我大堂哥一落马，乡镇中学就以“此人多年不在岗”为由，把三伯“入编”的机会给取消了。三伯不服气，跟着一群没能“入编”的民办教师四处上访，但很快就被二儿子拦了下来——大哥已经锒铛入狱，可他还要在体制内工作呢。

二堂哥继承了三伯高大帅气的外表，但他身上并没有傲劲，言行举止有些唯唯诺诺的。自从他大哥出事后，他就不得不在单位里夹着尾巴做人。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父亲的不正经，心里恨极了三伯。

二堂哥虽然住得离老家近，但三姆死后，他就很少回家了。我读大四那年在县电视台实习，偶然碰见了他，他托我给三伯送点罐头回去。当我把东西送到时，却被三伯一把扔了出来，他咆哮道：“啥破玩意，这点东西就想打发老子了？老子把你们养活这么大，费了多少的心血！”

水果罐头被这么一扔，玻璃罐子碎了一地，牛肉罐头外面的铁皮盒还是好的，我就低头去捡。这时，三伯突然自言自语：“不回来就算了，总得让我见见孙子吧。”

我一转身，他竟然哭了。

听说，堂姐婚后就跟着丈夫去澳大利亚定居了，几乎与三伯断了联系。三伯年轻时肯定想不到，他六十多岁时，会成为一个有儿有女的孤家寡人。

失去了教师的身份，失去了儿女的倚靠，三伯也失去了村民们的敬仰。他再也不是那个谁见了都要递烟的人了，有时他晚上出门溜达，还会有人在他身后吐口水。时间久了，他就不愿意出门了。

一次，三伯坐在自家大门口晒太阳，一条狗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他拿起一根棍子驱赶，刚好被站在不远处的狗主人看见了。那个女人上前骂骂咧咧的，三伯说，是狗一直往自己这边凑。那女人毫不客气：“那是因为你骚，老不正经的，骚胡得很！”说完又朝他脸上连吐了几口唾沫。

此情此景，惹得村口的妇女们笑得前合后仰。

三伯老了，不中用了，成了村子里的“边缘人”。直到陈二狗惨死，他才重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陈二狗是村里一个单身汉，自从妻子死后，就一直独自生活。那天，他从城里收购了一批钢筋，大约有五六米长，农用三轮车放不下，他就用绳子捆了拖着走。

三轮车开到“挤谷堆”半坡的时候，爬不动了，“突突突”喷出许多浓烟——“挤谷堆”半坡地势南高北低，北边是平原，南边是山岗，地势在这里猛的抬升，形成了一个约四十度的斜坡，从北至南，长约一公里。骑自行车的人到了这里，要下车推着走，三轮车开到这里，也容易发生事故，周围村庄里的人都觉得“挤谷堆”有点邪乎——陈二狗爬坡时，一根钢筋松动了，“呲呲啦啦”从三轮车里滑了出来。他停下车去捡，背起钢筋正要往前走，一抬头，满车的钢筋像利箭一般齐刷刷地朝他“射”了过去。他躲闪不及，数根钢筋插进了他的头部、面部、胸部、腹部。他当场毙命。

陈二狗的尸体被运回村里时，钢筋还插在身上，大家看着他的惨状纷纷叹息，但没人愿意伸手把他从车上抬进院子里。

这时，三伯主动站了出来。他几乎趴在地上，拽起陈二狗的胳膊，和他背靠背，用“趋”的步伐往前挪，远远看去，就像一只孤独前行的刺猬。

村里人说，陈东之所以这么好心，估计是在年轻时糟蹋过陈二狗的媳妇，“这是来赎罪。”

陈二狗死后，三伯变得越来越沉默。他放了几只羊，偶尔带着羊去旱沟吃草，他就坐在岸边一动不动，像块石头。

一天，村里来了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女人，谁也不知道她的家在哪儿。为了得到这个女人，三伯和另一个老光棍在旱沟里扭打成一团。年轻的孩子们聚在岸边看笑话：“你们快看，两只老山羊为了一只母羊打架了。”

最终，三伯赢了，他把女人领回了家。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人人都骂他不要脸：“狗改不了吃屎，离了女人就不能活。”

那段时间，三伯经常去逛村口的超市，就为了给那个女人买东西。他一进超市，大家就羞辱他、嘲笑他，可他不在乎，买了好吃的就走。

这个女人在三伯家住了将近一年后，她的儿女终于找来了。那天，两个年轻人走进了三伯家，三伯随手就把门反锁了。大家都说，“陈东这顿打是跑不了了”，可万万没想到，门开以后，两个年轻人走了，并没有带走他们的母亲。

时间久了，大家才知道，三伯把女人带回家后悉心照料，并没有碰过她。女人的精神时好时坏，她的孩子上门寻亲的那天，她的精神刚好正常，就对儿子说自己迷路走到这里，多亏了陈大哥救命，否则她早死了。看母亲穿戴整齐干净，还胖了，她儿子立即跪下来感谢，还给了三伯一千块钱。

女人也是单身，她不愿意离开三伯，儿女就同意他们搭伙过日子了。此后，他们经常提着礼物来探望，直到一年后女人死去，他们才与三伯彻底断了联系。

村里人都觉得这事新奇，还有人说，这是老天爷又给了陈东一次赎罪的机会。

可即使再努力“赎罪”，三伯也无法修复亲子关系了。

那年我回村，听说三伯摔断了腿，就带了一些礼物去看他。三伯家的院子里已经杂草丛生，三伯穿着一件背心，就坐在屋檐下的破旧沙发上，旁边只卧了一只猫。

我问他怎么把腿摔断了，他说他想去摘挂在墙上的玉米，梯子歪了，他摔了下来，好歹留了一条命。

我又问：“二哥回来看您了吗？”

他说，他们父子要想见面，估计只能等他死了。

2021年冬天，三伯死了，走时身边一个孩子都没有。当时疫情紧张，县城封城，村里封村，二堂哥和堂姐都回不来。二堂哥就给村里的直系亲戚转了一些钱，让人帮忙把三伯的后事办了。说是办后事，其实整个流程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乡里派车来拉走尸体，之后送回一堆骨灰，村里找两个壮汉挖了墓穴，悄无声息地把骨灰盒埋了。期间，没有哭声，没有唢呐声，没有纸钱，没有白幡，更没有披麻戴孝的子孙。

我特别感叹，三伯的一生从贫穷开始，又以贫穷结束，期间经历的风光时刻似乎只是一场幻梦，并不真实。他的后半生众叛亲离，十分孤苦，曾经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入土之前活得十分卑微。难道，他真是在赎前半生犯下的罪吗？他此生后悔过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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