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越来越多人徘徊迷茫时，谁来投下“定海神针”？
昨天和外地来的朋友聊天，谈到今天中国各方面正在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他说中国需要一次“徙木立信”，因为现在最关键的是信任出了问题，照此下去，社会只会越来越没有活力，经济怎么能好呢？
我非常同意这位朋友的看法，本公号这几天也发了几篇文章讨论社会活力和重建互信的问题，但需要一次“徙木立信”是认识层面的，具体到行动层面，该怎么做呢？
顺着这一问题意识，联想到了差不多3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当时中国面临的内外变局，丝毫不逊色于今天，甚至可以说，比今天要严峻得多，但就是凭借着“南方谈话”，邓小平给激烈变动的中国投下了“定海神针”，也奠定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
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以及1992年的南方谈话，确实在历史关头给中国立下了定海神针，不仅切实推动了经济发展，改善了民众生活，也从思想上解开了枷锁，避免因无谓的争论不断内耗、蹉跎岁月。
解开思想的枷锁，破除姓资姓社的迷思，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步履维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虽然很快在社会层面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但这一本就脆弱的共识很快在八十年代各种尝试的失败后开始松动，思想层面再次陷入极大混乱。
当时，很多批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文章冒出来，批评改革的“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批评“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批评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批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概而言之，面对任何层面的改革，都要先问一问姓资姓社。这样的批评和问一问姓资姓社，不单单是来自于学界和少部分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才不得已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启动了他的秘密南巡之路，沿途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比如在改革问题上出现的摇摆，邓小平明确表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再如对于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邓小平明确衡量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于”——“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还有对于“左”和党内保守势力，邓小平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此外，邓小平还因应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进一步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强调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注重对于接班人的培养，同时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较于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后来者可能很难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何如一阵春雷，很快在中国掀起一股巨浪，但对当时迷茫徘徊的中国而言，犹如投下了定海神针，不仅使得整个国家有了方向感、目标感，而且个体思想层面的桎梏也随之慢慢打开。
已故作家陈忠实曾讲述过南方谈话对于自己的震动与改变——1992年，陈忠实在广播中突然听到有关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消息，几乎就在那一刻断然决定把自己写了四年的手稿《白鹿原》拿出来发表。“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两句，‘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我的心有一种被撞击的感觉，竟然有按捺不住想要欢呼的欲望，我对这两句语录的敏感以及它的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几乎是切身的直接的感应。”
邓小平南巡之后，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正是因为沿着南方谈话确定的基本路线和道路，中国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滋生了很多问题，积累了很多矛盾，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共同富裕、把权力关进笼子、反腐败、生态文明建设等举措，也正是在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和矛盾。
邓小平当年可以凭借一场南方谈话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今天在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下，又恰逢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任重道远。再加上今天的中国不同于邓时代，可以韬光养晦，可以闷声发大财，可以有一定试错空间，今天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决定了我们需要更加精准施策，需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加现代化，才能重新凝聚社会共识，将中国推向另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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